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四年（1089）正月(2)

元祐四年（1089）正月(2)

　　戊戌，今后臣僚用冠帔改换医人服色者，不得换紫。

　　荆湖北路都钤辖、转运司言：“蛮贼寇澧州义鏁铺，故抛下文字，意望招安，给赐真命券历。若堕其奸计，恐远近蛮人观望。欲召正副都头覃文懿等并都誓主彭仕诚严行约束，如更透漏蛮人入省地作过，责认勒住半年或一年请受，所贵边境安帖，不致生事。”从之。

　　诏温溪心妻辖索诺木布摩特封县君，月给绢、茶各有差，从权发遣熙河兰会路经略司公事刘舜卿请也。

　　范百禄、赵君锡等既面奏河不可回，乞罢修河司，旬日不报，于是又奏疏曰：臣等闻治水之道无他，惟在顺其就下之性而已。禹行其所无事，是以能成万世之功。或反禹之所为，此鲧之所以致败也。

　　窃谓本朝河决必塞，已塞复决，未尝复回于故道也。今河行大岯之西，至于大陆，分注木门，由阎官道会独流口入界河，东归于海，合禹之迹，前人所欲为而不可得者也。元丰以前，未有回河之论。八年之后，乃有一王孝先、俞瑾辈敢妄议回河，孝先身为水官，无容不知有此。臣既按视究见利害，而大臣廷议，踰月未决，臣窃惑之。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心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周旋曲尽，无一阙政。每闻一处灾伤、盗贼，恻怛不忍，动于天颜，是以五年之闲，中外蒙德，欢忻鼓舞，不可胜纪。若今来万一议论试辄为之，则非徒河不可回，回之必有大害。臣恐数路半天下之生灵，财困力敝，国家诸路常平司封桩钱物，立见耗竭，民闲诛求既广，嗟怨者多，和气一伤，水旱亦至。当是之时，流亡盗贼无所不有，而公私匮竭，责将安归？臣实寒心，不知议者何以不决。

　　昔周灵王时，谷、洛二水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力谏以为不可，懃惓反复，几二千言，大抵止以共、鲧为戒，禹、四岳为法，而曰：“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由欲乱民也；畎亩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其靖乱之效，逆顺之理，炳如日月，昭示万世。追原太子晋尊爱君父之心，谓自后稷以来，迄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由厉王而下基祸十五世，惟民不静，以为王业之忧，直以壅塞谷、洛乃周家福祚兴废短长之所系。古人尊爱君父之心，切至如此！

　　臣按谷、洛二水才及黄河百分之一，谷、洛犹不可壅，以其系周家之废兴，况黄河百川之伯，四渎之最尊者乎？今人欲壅之，非见侮，则是愚且狂矣。诗云：“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云：“能治其国家者，谁敢侮之？”今国家无事，一妄人议论直敢以数百千里之外，朝廷所不见，自古所难成之事，致害天下。伯鲧之诛，止因称遂共工之过，壅防百川，稽舜之政治，殛二凶而咸服。盖以为高高下下，乃天地之性，若高者强之使下，下者强之使高，则是逆天地之性。逆天地之性，则必害天地之生民，蠹天下之生物。自古以来，未有如此而能成功立事，兴利除害者也。

　　昔尧于鲧得非始信其言与四岳之荐乎？及至九年，绩用弗成，而徒汨陈五行，反为大害，乃悔而更之。废父兴子，才及四载，而禹告成功。今考书传载籍，禹之所为，止于随山浚川，高高下下者，行其所无事而已，未闻有逆折洪流，使回故道之事也。且孝先以即日大河港势方顺，欲趁今年回河，必望朝廷半年之闲，逐急计置五千万物料。臣窃计此数决不可置场收买，必须科配六七路百余州军，骚扰七八百县百姓，文符急于星火，期会比于军兴，鞭笞峻刑，枷锢满道。臣闻河朔父老说往时六塔闭塞北流，民闲见钱五百文，方了得一束稍草。审如此言，生灵何罪？况今京西、陕西连岁不稔，老幼相携，流离道路，县官拯救常苦不给，而又将来闭塞北流之际，全藉人力众多，是时役夫不知几何万数。臣等昨来移文会到诸处，终不报答，人情观望，此可见矣。

　　臣等请停罢修河司以来，将近一月，上殿面奏，亦已旬余，寂然未闻朝廷行下，中外窃议，以为河论未决，人莫不疑怪。臣惶恐待罪，不知所裁。又况元丰四年，小吴河决未两月，而神宗皇帝神机睿断，不下堂而见万里之外，顺天地高卑之性，知百川脉络之理，明诏中外，藏之有司，其大略曰：“故道已是淤高，理不可复，自今更不闭塞。”于是远近心服，人无异论。今孝先等乃敢横议，违戾先帝明诏，意欲旁缘以自进尔。伏望睿慈亟罢修河司，以省大费，正孝先之罪，以明典刑，则天下幸甚！贴黄：“臣窃以壅防百川，古人所忌，周太子晋力谏灵王壅谷、洛二水之事是也。况黄河百川所聚，乃天地之脉络，岂有以人力多寡，擗约不顺其性，久之而不致患害者？臣等考古验今，灼见不便，区区愚心既知其如此，夙夜忧惶，不敢缄默，乞赐圣鉴，特达施行。”

　　又贴黄：“臣等昨相度利害奏闻后，方始知得元丰四年曾降上件诏札，寻即移文通利军等处取会录到，合具奏闻，疏入即乞付外。”（此据百禄等奏藳增入。奏云：“臣等乞罢修河司，将近一月，上殿面奏，亦已旬余。”按：百禄等上殿在正月十二日，其乞罢修河司在去年十二月，今参酌附正月二十八日罢回河前。百禄此奏云：“臣等昨相度利害奏闻后，方知元丰四年有诏，寻移文通利军录到。”盖与此奏同上，又在正月二十二日癸巳后也。今本传乃云“至黎阳阅旧牍得之”，恐失事实，今不取。本传大抵因行状，但取行文顺便，不究先后耳。尚书省问百禄等，行状亦附使归，今依实录，载四月十八日。）

　　己亥，诏罢回河及修减水河。（此据范百禄元祐八年正月末奏云“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准敕罢回河”云云。政目：“二十八日，相度河官范百禄、赵君锡言：‘东流高仰，北流顺快，无如北流经久为便。’奉圣旨罢孙村口回河及减水，并罢修河司。”）先是，御史中丞李常言：“臣伏见朝廷以河决大吴，民被其患，遂取献议者之言，或欲开澶州已淤之河，或欲自孙村口导还故处，今以澶州河身至狭，决不可复，疑孙村为可纳还水势，遣使鸠工，自春徂秋，所以劳人动众盖不少矣，未见小效，而财欲殚，人已敝。今又欲广备物料，大兴夫役，修元防，置生堤，约为必复之计，臣窃以为惑矣。臣元祐初年，尝蒙任使相视河事，臣自白马津夹河往复行七千余里，几至河流入海处，升高下下，以水平视地，知孙村地高岸废，堤防俱坏，无可还之理，已尝具奏上闻。虽臣愚昧，不足与讲大河利害，然不犹愈于未尝目视而听浮说者邪？今河流未有可复之势，而修旧防千余里，将用民夫千百万工。民闲凡雇一夫，不减二十千，积而计之，民力其可支邪？去年京东、河北大饥，甚者至人相食，朝廷发常平粟赈济，不足，又继以上供米数十万斛。今年麦粟稍收，饥乏之人方有生意，而欲耗竭民财，事无功之役，臣未知所以处此为何如也。今者山东、河北盗贼数起，濮州之盗，张旗育马，数十为群，以入镇市，殄灭未闻，而耗民财力，纳之饥寒之域。饥寒切身，不相率而为盗者，未之有也。借使有益于河流，犹可冀幸，况万无一补，而恬不知虑，何也？河之不可复，臣元奏尽之矣。比者转运使谢卿材所陈，亦颇中理，欲望圣慈断以不疑，下半纸诏，以弥不测之患。倘执而不变，臣恐致祸之大，有甚于河流者。臣愚短朴拙，陛下推择于众彦之林，而付之中司，今目睹大害，其状灼然，默而不言，罪在不赦。”（常元奏当考。）

　　又言：“臣伏见孙村口回河之役久讲未决，臣前日札子述利害稍详，虑未以臣言为然，敢再此敷陈，愿赐省览。检会元丰四年六月札子称：‘奉圣旨，河决小吴埽东，所行河道已是淤高，理不可塞。将来更不修闭决口，候见大河归纳去处，应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经画闻奏。’窃以元丰四年到今七八年矣，方是时，已言河道淤高，理不可塞，况今日邪？其时河初西北流行，注之平地，与旧道高下已是相远，先帝岂不察之详，虑之深，而降此指挥？访闻今来河已成槽，势益就下，激之使仰高而行，臣见其必不可也。今卿士讲于朝，民庶议于野，以此役为可兴者寡矣，而朝廷之意，尚期以庶几可复，旷日持久，犹豫未决。臣愚以谓此一河事耳，按图视地，利害可明，矧成败之机，晦而未兆，且大于此者乎？伏望圣慈早降指挥寝罢，以安群疑。臣非敢以尝议大河而执为此说，今博访人言，深度事势，以裨圣政，救患害于未然，弥讥诮于他日，伏望特赐采纳。先帝时，曹村决，鸠工积材，随以闭塞，见其有可塞之理故也。后来小吴堤破，塞之随决，遂不复塞，见其势必不可复耳，遂有前项札子指挥。且一小吴口犹不可强闭，而欲于大河中作生堤，截水势，以入增高之处，其为不可明矣。”

　　又言：“复见回河之役，至今未降寝罢指挥，臣已两具札子，陈述利害甚明，朝廷执而未允。臣以谓纵令有可复之势，在今日犹为未宜，况决无成功之理？常闻唐太宗欲封禅，魏征以为不可，曰：‘且借喻于人，人有十年长患，病治方愈，便欲令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今举大役，夫力之众，必出于民，灵平之役，尝起六七路民夫，况今修千里堤防，截大河使归故处，不知几路民夫，若干物料可以济用。河北、京东皆殍亡之余，京西、淮南悉穷空之后，今来方被德泽，稍有生意，一旦以无功之役，耗其财力，自古乱亡，必因盗贼，盗贼所起，必由疲敝民力，秦长城、隋伐辽是也。伏望陛下奋以独断，降旨寝罢，无贻后患。”（常作中丞在三年九月十六日，言此当是九月末，十月闲。既不得其时，因罢回河乃附此，仍著“先是”字，更徐考之。）

　　范百禄等既还自河上，常又言：“臣伏见范百禄等相视黄河，已见得不可还复故道，利害甚明，而修河司尚未降指挥废罢。访闻本司见今辟官一百余员，请受供给不少，役过兵夫六万三千余人，计五百三十万工，约费钱粮四十万许贯，买物料已费七十余万贯，用过条、束二百九十余万，今不即废罢，枉费日滋，欲望早降指挥。其王孝先等妄有建议，上惑朝听，枉耗国财，伏乞重行降黜，严示惩戒。”

　　右正言刘安世言：“臣伏见南宫决口，今来已未有堤备，涨水在近，权住闭塞，直候将来堤防成立，物料济足，方谋兴功。虽日下苟安，未敢轻论，然询之舆议，窃有可忧，须至开陈，乞赐详览。臣访闻南宫之决，今已累月，适遭亢旱，水势甚平，万一秋夏之交，山水泛滥，与大河相合，夺过河身，一向西流，则深山以下必被其患。今事势已急，尚未见朝廷如何擘画，此不可不豫为之虑也。议者又谓将来若理西堤，须留九门，以道西山之水，使河门太小，则势必拥遏，入纳不快；河门稍大，则黄河暴涨，却致出泄。二者之说，皆不免与民为害，而又修南宫堤后，亦未保他处终无再决之患。向去人使道路，若有侵占，阻滞国信往来，未委如何处置。欲望圣慈详此事理，专委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子细相度，其的确委得不致有前后患害，画一条例，结罪以闻，庶得利病之实，不误国事。”（“南宫之决，今已两月”，当考其的时，附见此。）

　　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等言：（安世等奏，不得其时，今并附李常后。）“访闻大河西溃，今已累年，汗漫散流，无复河道，故去岁冀州南宫未闭，信都又决，继而大名宗城中埽又决，近日复有焦家堤之患，则北流利害，灼然可见。今欲全复故道，议者以为新修理水堤亦未高阔，自大名之东，埽岸久已废坏，虽南有横堤，颇为坚实，然上卑下薄，恐不足恃。而又故河未尝浚治，一旦遽决梁村，孙村口放水东流，可以分减目下涨水，欲使还复故道，未易能也。盖大河重浊，其流稍缓，旋即淤填。今梁村口循理水堤而下，水去堤面才五六尺，至孙村口，水与堤平，两处下埽，仅免决溢。或闻只是分过大河三四分水，但恐因循浸久，积淤日增，将来闭塞北流，并使东注，地势高仰，壅遏难通，则横堤以南，金堤以东，决须受害。臣等窃谓河事素来论议不一，遂致中辍，今水官既奋然敢为，固有足取，然臣等虽知有可成之功，恐不免欲速之弊。盖旧河不曾疏浚，而向下堤埽全未完葺，遽决梁村放水，理有未安，况今日已后，水势渐小，淤填浸多，万一更坏旧河，不能还复，则是前功尽弃，进退被患，为今日之计，实可重惜。伏望圣慈详此事理，明诏都水官吏及本路监司，协力尽公，讲究长策，广为储备，增固旧防，庶使东流必有成绩，乃河朔生灵之幸。”

　　贴黄：“旧河在大名东，水势‘丁’字，正冲马陵口，折向东，复西，直注小张口。两处视大名各止及五六里，每岁涨水，岸至危急。马陵之东，元有开掘直河，久已淤废。今来欲复东流，亦乞再开上件直河，以纾大名之患。”（贴黄以梁焘集增入。）

　　又言：“臣伏见朝廷欲回大河，使归故道，采之舆议，颇有异同。今之言北流，以谓广占民田，大破省税，壅遏西山之水，为深、赵、瀛、莫之患，吞并御河，绝边城转饷之利，淤填塘泊，北使道梗，而又堤防卑薄，全不足恃，故今岁之闲，四次决溢。（“今岁”恐合作“一岁”。四决，即南宫、信都、宗城、焦家堤也。）臣再三推考，实有如此之患，是以议欲复东流。然而自小吴之决，久不闭塞，大河故道，地形高仰，元堤废坏，往往断缺，所植林木，发掘已尽，昔日之备，百无一二，若河流果然东去，不免后患。故论者皆欲先葺旧防，疏凿故道，人功物料，悉令具足，然后乘春夏暴涨之势而顺导之，方有可回之理。昨来都水官吏思虑不审，惟务速成，既未尝完缮废堤，亦不闻浚治故道，乃于水势向衰之际，妄引东注，臣闻止是减得四分以来涨水，才至复槽，遽已断流。缘自来河水稍缓，即有沙淤，故濒河之人，皆咎都水官吏，以谓轻开梁村堙塞故道，非特不能纾一方之患，而反淤坏旧河，此尤可重惜也。今朝廷举不赀之费，广储薪石，调发兵夫，必数十万，劳民耗国，无大于此，而典领之人，终不敢保河之必回，依违观望，侥幸万一，臣窃忧之。伏望陛下明诏执政，熟讲事理，大河决不可回，则乞早降指挥，便令罢役，博选通习水事之人，就今所行，子细相度，别为长久御备之计。若必欲使趋故道，则乞令都水及修河司官吏条具兵夫、物料的确合用之数，指定于何处放水，自何月日兴工，至何时了毕，委得不致误事，结罪以闻。异日成败，用行诛赏，使苟简之吏莫敢诞谩，而利害明白，中外不疑，大众大役，不妄举动，惟冀特留圣虑，早赐施行。”（焘集无此。）

　　焘及安世又言：“臣近日延和殿进对，伏蒙宣问大河次第，臣寻具所闻利害，悉已面奏。退而思之，有未尽之意，辄复论列，上裨忧勤之万一。臣窃谓自小吴之决，今已八年，澶州之东，地形高仰，而又堤道废坏，未有完葺，林木剪伐，靡有孑遗。今若不缮旧防，增浚故道，一旦河势全夺东去，而下流御备殊未有涯，脱或疏虞，何以救补？其可虑者一也。臣闻昨来沙堤之破，北京官吏科配稍草，调发丁夫，期会严峻，甚于星火，民闲劳敝，固已不堪。今回大河，计其薪刍之费，恐须百倍于前日，虽朝廷已降指挥，禁戒骚扰，而有司苟避督责，急于办集，名为和买，实是抑配。若欲来岁兴工，恐日月逼促，地产有限，物价踊贵，重困民力，其可虑者二也。臣愚欲望圣慈更切熟计，明诏执政，参议至理。若东流有可成之功，即乞谨择官吏，委任责成，宽假岁月，无求近效。应修河所须之物，并量价直，只令和买，不得扰民，如有违犯，重行降黜。俟三二年堤防完固，薪石具备，公私之力皆有余裕，然后察水势之所向而顺导之，庶几横流可回，生民受赐，比之轻信浮薄之论，妄举莫大之役，校其得失，固不侔矣。唯冀特留圣虑，早赐施行。”（梁焘集此系第二奏。）

　　安世又言：“臣伏见大河西溃，今已累年，朝廷屡遣使者与都水官及本路监司同共按行，固已详熟，而利害纷纭，讫无定论。臣闻自商胡之决，踰三十年，河淤东高，势必西徙，所以连岁泛溢，旋塞旋溃，理有必至，无可疑者。而王孝先等建议，乃欲回复洪流，使归故道，所用人工，动以亿计，薪石粮器，又数千万，国费民劳，莫大于此。或闻孝先等奏章显言新开直河，若有淤填，乞不坐罪，则是妄兴大役，以徇偏见，又虑缓急水势不应，则先入奸言，莫肯执咎。诞谩自便，轻侮朝廷，操心如此，何足倚办！书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盖圣人作事谨始，不敢自用，而广谋从众，以求合于天心也。今将动大众，起大役，而庙堂之上，策非素定，付之一二庸人，肆为臆说。治一横堤，已费五百余万，复千里之故道，又将若何？苟暂费而永宁，固不足吝，今建议之臣犹不自保，则生民之膏血何负于此辈，而恣听其轻费乎？况谢卿材与张景先同为一路监司，而二人之论自不相合，恐非询谋佥同之道。伏望圣慈博选深知河事之人，再令经度，参以李陲、孙民先之书，择其可用，俾干系官吏条析利害，结罪以闻，然后付之执政，择定一议，所贵虑无遗策，不贻后悔。”于是回河及修减水河二役皆罢。（此奏系安世集第五奏，当在三年冬。焘集无此奏。刘安世尽言集有回河五奏，其二奏与梁焘同，今附李常后。张景先以元祐二年十二月自京东漕改河北，四年四月，自河北改陕西。安世第五奏云“景先与谢卿材同为一路监司”，则此奏必在四年四月已前。又累奏不及遣范百禄等，则或恐在三年十一月以前也。姑附诏罢回河后。焦家堤，赵瞻奏亦及之，一岁四决当细考，大抵新、旧录载河事殊不详也。王孝先乞不坐罪，苏辙奏亦及之，不知召王孝先等到三省、枢密院果是何时，三年十一月二日可考。）

　　诏均定东南诸路盐价，下逐路转运司施行。

　　资政殿学士、知郓州蒲宗孟知河中府，龙图阁待制、知河中府王震知郑州。

　　辛丑，诏：“莳竹县防托并荆湖南路安抚谢麟将带随行兵员外，杨光衔下山丁防托人，以冬寒暴露日久，令转运司比类厢军例，等第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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