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二年三月(5)

元祐二年三月(5)

　　右司谏王觌言：

　　伏见苏轼建议免役宽剩钱斛三千余万贯、石，向缘军兴借支几半，乞出内帑金帛复全三千万贯、石，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买田募役，详定役法所已下三路相度。臣窃以为非计也。

　　夫尺地莫非王土也，一民莫非王民也。自天地既分，君臣既立，民为君役，亦已久矣。短长之命，君所制也；天地之宜，君所相也。故食其租，役其力，而不为虐也。虽使陷水火而不敢辞，冒白刃而不敢怨者，分定故也。今买田募役之议，远不法二帝、三王常行之道，近不用一祖、五宗已成之法，而必欲如富家大姓幸其邻里之破产卖田，则啖以厚利而兼并之，然后可以食其租而役其人，亦已陋矣。夫田连阡陌，役属佃户，匹夫用此以雄于一乡，可也；以谓此真可以为有天下者力役之良法，则岂不惑哉！

　　今陕西缘边与羌戎之地犬牙相错也，故朝廷出捐其地，以募弓箭手，而免其租税。所谓弓箭手者，身先常役也。彼得其地以力耕，而无租税之忧，我得其人以捍寇，而省养兵之费。世以为便，不亦宜乎？以至镇戎、德顺皆在极塞，所募役人，虽有常职，而人肯应募者，亦以田无租税而已。自余惟洮、河数州未有租税之民，与德顺、镇戎事体均等，既无五等税户可以差役，则势不得已，恐须给田召募。盖常赋既不及之，则役人固其愿也。然亦岂须效富家大姓，出金币以买田而后可为耶？今若创买民田，行其法于内地，而免其常赋，则是县官先有买田之费，又岁岁以其租税而雇役也，与给钱雇人果何异哉？所谓异者，前日雇人，钱出于民，今日雇人，税出于官而已。税既太亏，岂不为经费之害？若不免其常赋，则一二顷之田岁得几何，而既夺其力，又责其税，使终身不得休息，而更为子孙之累，岂不酷哉？夫无知之民，初虽以得田为悦，及其劳于役使，困于饥馑，则以逃亡自免而已，岂常久之计耶？

　　今差役之法，万户之邑，岁役不过数百人也。择数百人于万户中，非物力优厚者不预也，又有时而更休焉。然论者犹恐其不能胜役，故生以田募役之议也。彼应役之民，得田于官，虽为一时之幸，若论其实，则受田于官与受田于父祖者，有以异乎？地利之所生，均有限也。岂不受田于父祖者，则田虽甚多，又有更休，而犹虑其不能胜役；受田于官者，则田虽至少，又无更休，而反可以应役无穷耶？此不待深思而可知者也。

　　轼之议曰：“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闻之道路，出自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遽成，且利宽剩钱以为他用，故更相驳难，遂不果行。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见称于万世也。”臣亦以为不然。谓其法出于先帝之圣意，非臣之所能知也。谓其法废于大臣之私意，亦非臣之所能知也。然有可以知者，初行之，则先帝必以其法为是，而终罢之，则先帝必以其法为非矣。今但欲奉承先帝行其法之意，而不能奉承先帝罢其法之意，又岂非惑耶？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固武王、周公之所务。然圣人之志，惟圣人为能知之，其知之无难者，事而已。所谓事者，亦随时而损益焉，乃所谓善述也。是故文王作丰邑，非不为长久之计也，至武王则不居而作镐京。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非不为长久之法也，至周公相成王而治周，则关市有征而泽梁有禁。此周公、武王之事岂尽同于文王哉？然后世以武王、周公为达孝者，以其事在于适时之宜，而损益更张，不害其为善继善述也。使买田募役之法，先帝终行之而不宜于今，犹当更改，况先帝察其为非而罢之者耶？

　　且民不可以屡动。前日，朝廷以免役之法不能无弊，暨变而为差役。夫差役者，祖宗之旧法，有成书也，行之宜甚易矣，然犹众议纷纭、民情疑惑者，经年而后定也。今又欲无故改作，以骇郡县，以惑三路之民，非安靖之道也。臣欲乞圣慈详酌，指挥下有司，罢以田募役之议，以安民情。（苏轼买田募役议附见元年四月、六月。王岩叟、孙升、王觌议自注云三月十八日。升议云正月以后，而无其日。今因于三月末附王岩叟及觌并上官均议。）殿中侍御史孙升言：

　　臣尝读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窃以祖宗百有余年，圣贤经纶，成就太平之业，自三代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治。然则法度典章，万世子孙遵而守之，不可改易。虽圣人之法，行之既久，必有偏弊，要在后世救其偏、补其弊而已。伏惟陛下自临御以来，祗率旧章，允迪前烈，深知免役出钱困民而为害于天下，故自元祐之初，发德音，诏四方复行祖宗百年旧法，罢去出钱免役，尽依熙宁元年以前条贯施行。令下之日，四方民庶莫不鼓舞。然自去年九月中旬以来，复议城郭五等以上出钱，（九月十八日。）今年正月以后，又使乡村三百贯以上减半免役。一年之间，诏令凡三易矣。臣访闻四方之民，自降九月中旬指挥，又见今年正月所颁条贯，皆巙巙不安，以谓朝廷命令变更不定，而祖宗旧法将复改易。刻剥聚敛之徒，假息窃视，幸其有间，复肆毒螫。臣尝罄竭狂瞽，冒闻天听，终未蒙朝廷省察施行。

　　臣又闻议者建言欲废祖宗差役法，而买田以募役。中外传闻，莫不怪骇，而庙堂之论不能折其狂言，详定役法之官畏避不决，乃行下三路相度。臣窃恐四方闻之，民心益不自安。且买田募役，在熙宁盖尝行之，曾未数月而罢。今日建议之人，以谓闻之道路，出于先帝之意。臣窃以先帝励精政事，必有见于朝廷，岂当闻于道路？夫买田募役，虽甚愚知其不可行，不待臣言然后见也。臣且以建议者自言其利有五而其害有二，利之大者不过散免役宽剩钱三千万以买田，使民知先帝非有意于重敛，盖将为今日之用耳。臣以谓天下之民，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先帝有仁民爱物之意，而聚敛之臣，行法之过，岂待为区区之迹以自明哉？岂必因议者之言然后信哉？害之大者，使陛下舍祖宗百年太平之成法，而令百姓有患及子孙之害。轻重得失，较然易知。古人以谓利不百不变法，今给田募役，利之小者，犹谓不过有五，而害之大者，自言必须有二，则是利未及百而害已过半矣，徒为纷纷惑乱天下。

　　恭惟陛下即政之初，正在遵守祖宗成法之时，不当轻有改易，以动人心，伏望圣慈详察，早降指挥下详定役法所，速止绝三路相度行遣，以慰安四方人心，则天下幸甚！监察御史上官均言：

　　臣窃见翰林学士苏轼近论买田募役事，朝廷送役法所相度。议出之日，中外士大夫莫不骇异，以为于理决不可行。臣辄因轼之所具利害条目，得以缕陈之。轼以为募役人大抵多是州县百姓，若所买田去州县太远，即久难以召募，欲乞所买田并限去州若干里，去县若干里。臣以为弓手给田二顷，散从官一顷，计每县役人少者须近百人，给田近二百顷。顷亩既多，又须接近城郭，势必难足。盖强民出卖则贾怨，诱民出卖则伤民，听其自便则田不可得足，此不可行一也。

　　轼以为今三路官吏推行，恐或抑勒卖田，或召募浮浪，或多买瘠薄，取办一时，不顾后患，欲选材质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属县，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伦理，一路便可推行，委转运、提刑常切提举，若不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觉察，重赐行遣。臣以为民之卖田未必膏腴，所卖膏腴未必近州县。今既不许抑勒，则卖田应格者宜少，虽使材质朴厚太守自辟属令，若不抑勒卖田，召募浮浪，取办一时，安能一年中成伦理耶？夫士农工商，技有所长，用有所适。盖辨硗肥、相种艺农圃之事，非士之所学也。世之士大夫自买田业，非不悉心，往往价高而田薄，地广而收鲜。何则？以其非所习也。今若以县令误以高价买瘠田为推行乖方，便加谴责，而不考其余事，则循良之吏将有不幸而罢去者矣。又既令监司督察，则往往承望朝廷风旨，要以速办。监司督州，州督县属，上下相承，苟务应法，势必至于抑勒卖田，多买瘠薄以逃责矣。自熙宁以来，监司奉法者类多如此。盖奉法严则绳吏峻，绳吏峻则苟免之心生，文具而无实，民受其弊，理之必然，此不可行二也。

　　轼以为百姓卖田须先申官，令佐亲自相验，委是良田，方得收买。如官价低小，即听卖与其余人户，不得抑勒。又买到田未得支钱，先召投名人情愿承佃充役，方得支钱，不得抑勒。臣以为百姓不愿与官中贸易者，盖上下势隔，情意不通，又胥吏辈辗转求索，百方邀赂，虽严明令长不能绝也。正使官中买田与私价等，百姓宁自相贸易。今令卖田之人必先申官，官价低小，方得卖与其余人户，名为不抑勒，实与抑勒无异。又乡闾之民，自非窘乏朝夕待用者，必不肯出卖良田，今令卖者申官，令佐检视，然后收买，役人情愿承佃，方得支钱，近须半年，远须一年以上。既不能纾目前之急，又重有往来赂遗之费，虽官中不至失利，而卖田之民重困弊矣，此不可行三也。

　　轼以为令佐如买瘠薄田，致久远召募不行，即官吏并科违制，分故失定断，仍不以去官赦降原减。臣以令佐之能，在于公心爱民，宽明不扰，巨细毕举，则为善政。不当以事之一二论其殿最。今有长令世以为循吏，偶于买田之际不能辨识，有数十顷瘠薄，召募不行，便加以违制之罪，是以一而废百，得无失刑欤？熙宁之初，柄臣过计，官吏有违常平新法，不以去官赦降原减。当是之时，官吏以此获罪者，不可胜数，中外窃议，以为非宜。今既已罢烦扰矣，又欲袭前日之过计，未见其善也。大抵议者立法，意欲必行，则必严为法禁，法禁太严，则更以便文苟免，不复计民之利害，此不可行四也。

　　轼以为系官田若是人户见佃者，先问见佃人，如无丁可以应募，或自不愿充役者，方得别行召募。臣以为人户所请官田，近或五七年，远或数十年，其间有垦荒、粪瘠费用财力。耕治既熟，一旦夺之，有伤人情，此不可行五也。

　　轼又以为应募之民，正与弓箭手无异。臣以为并边之地既难得田，又弓箭手平居无役，止于每岁一阅，故边境之民乐于受田于官。今则受田一二顷，而役之终身，累其子孙，岂民之所愿欲哉？虽曰受田二顷，服事奔走，当费其半，岂若役属富民为佃户，中分其利，作息自如，刑责不及之为便耶？愿民既不就募，而浮浪者又不许充役，将见有名而无实，安能减色役而宽农民耶？

　　轼又以为谷贱伤农，而农民卖田常多不售，若官为买，则田、谷皆重，农可小纾。臣以为顷岁以来，民多卖田者，以助役纳钱，常平出息，聚敛之臣肆行掊克，中民困于不足，故多鬻田。钱归公帑，岁不流布，卖田者多，积镪者少，故田苦不售。今则罢常平、助役之法，一切财利皆归于民，行之岁余，民力已纾，自今已往，卖田者必少。卖田既少，则不患其不售。如官中出钱买田，厚于私价，则是诱民破产，公私非便；与私价等，则民不愿鬻，无一可者。臣未见其可以重田谷，纾农民也。

　　轼又以为纳钱于官，常苦币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臣以为诸路之钱，今已散为平籴，又随州郡所出，变转物货，则曩时之积既流布于民矣，不待买田而后货币可均也。

　　轼又以为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宽剩钱者，凡以为我用尔，疑谤消释，恩德显白。臣以为先帝神圣文武，兴立法度，所以垂无穷者，如日丽天，孰不瞻睹者。至于役钱宽剩，盖因谋利之臣私忧过计，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安在其散钱买田而后释疑谤耶？

　　轼又以为宽剩役钱，令付有司逐旋支费，终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无穷之利，若用买田，如私家变金银为田产，乃是长久万全之策。臣以为买田募役，臣已缕陈其有五不可行，至于散常平之积以为平籴，以为水旱荒凶之备，此所谓出民力而为民用，亦所以结民心而裕民财也。继志之孝，无穷之利，孰大于此！又何必如私家变金银为田产，然后为长久之策耶？又况变钱为田，常平遂无本钱，将何以因时籴粜便农民耶？若夫患有司之妄费，为之节制，适当可矣，日减月亡，又何足恤哉？

　　臣以为三代以来至于本朝，累圣相继，法度损益，无所不有。至于治民之政，以力供役，以田供税，凡数千年未之有改也。熙宁中，先帝以议臣之请，买田募役，行之半年，田既难置，民鲜就募，士论不以为便，遂不果行。以先帝之睿虑英断，励精为治，如以此法为便，岂复疑于左右之论而中辍？臣窃意其不然也。今役法已成，颁下四方，四方之民休息安堵，沐浴圣泽，既已少定矣。愿陛下不以一臣之私论，而破天下之公议，速行寝罢，以解中外之疑，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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