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二年（1087）正月(3)

元祐二年（1087）正月(3)

　　甲戌，复卫州新乡镇为县。

　　殿中侍御史孙升奏：（编类章疏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闻古人有言曰：“武王谔谔而昌，桀、纣默默而亡。”夫以一士之謇谔，岂足以致成周之昌？一人之循默，安能速夏、商之亡？积累然也。何故？以謇谔之言达，则壅蔽之患除。壅蔽之患除，则忠言日闻，忠言日闻，则变止于未然，祸消于未兆。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则其昌也，不亦宜乎？循默之风长，则壅蔽之患成。壅蔽之患成，则忠言不闻。忠言不闻，则变生于不测，祸至于已然。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已倾。”则其亡也，不亦宜乎？壅蔽之伤国，其患如此，是以秦之盛强，金城千里，子孙万世帝王之业，而赵高咫尺，以鹿为马，则四海九州之远，以乱为治，以安为危，以白为黑，以贤为愚，固无足怪。是以民穷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壅蔽之极，而秦之所以亡也。

　　夫世之治乱，系乎君子小人消长内外而已。天下君子寡而小人众，君子常患乎在外，而小人常患乎在内，是以自古及今，治世少而乱世多也。然则朝廷之有君子，可不贵哉！

　　恭惟二圣临御以来，首开言路，登用正人，天下所谓忠信端良之士、豪杰俊伟之材，俱收并用，无有弃遗。近世得人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君子日进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长而邪慝日消，在朝廷济济有成周之风，此首开言路之效也。臣愚不肖，遭遇明时，获在言职，尝蒙赐对，奉承德音，使尽言无间，虽有过差，圣慈为之主张。臣佩服训辞，以谓自古圣帝明王欲治求言之意，不过如此。

　　伏惟皇帝陛下恭默不言，太皇太后陛下帘听庶政。一日万机之繁，四海九州之远，深居房闼，所以共事者，当国元老、执政大臣尔。令此数人者皆至公无私，处事无一不当于理，犹当广达耳目，杜渐防微，况未能皆至公而无私，处事无一不当于理，而陛下乃于耳目之臣议论之际，置党附之疑，开小人之隙。疑间一开，谗巧必作，则君子不可胜诛，而言者不安其职矣。言者不安其职，则朋党比周之说胜，卖直掠美之言入，则虽圣听不能无惑。圣听惑，则其蔽必至于厌言。厌言则循默之风作，壅蔽之患生，忠言不复闻矣。臣窃恐非朝廷之福也。

　　臣不胜大惧，愿陛下深思往古之明戒，无替前日之训辞，除党附之疑心，待端良之君子，无使循默之风作，壅蔽之患生，则天下幸甚。伏望圣慈少留听焉。臣不胜惓惓披沥肝胆，激切待罪之至。

　　贴黄：“御史中丞傅尧俞历事四朝，白首一节，端方重厚，中外共知，必不党谏官，以负陛下，自污平生操履也。侍御史王岩叟刚劲不回，超擢进用，皆出圣知，必不党谏官，以负陛下，自取弃绝也。”

　　乙亥，承议郎、秘阁校理张舜民为监察御史。从御史府举也。

　　国子监丞张缋为正字。

　　宣德郎陈烈落致仕，充福州州学教授。本路监司言烈虽老犹少，请加任使，故有是诏。

　　广南东路经略安抚、都钤辖司言：“西染院使、本路钤辖杨从先躬率召募兵，获贼首岑探并其徒。”诏：“亲获岑探人与西头供奉官，仍赐钱二百万，令经略安抚司以名闻；余官吏等捕贼功赏，速具来上，当视轻重推恩。其新州、南恩州、新会县民元因焚香祈福，入山避贼被杀及中毒死者，其元祐元年未输租税及凡逋负悉除之，仍以常平钱米赈其家。余因捕盗践蹂田宅，与追呼妨废生业者，亦除其半，皆赈给之。凡诏旨有未尽事，令比类施行讫以闻。”（蒋之奇传云云，已见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刑部言，请以南京，郓、兖、曹、徐、齐、濮、济、单、沂、滑、澶、博、沧、亳、寿、濠、泗、宿、南剑、汀、建州，淮阳、广济、邵武军，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邢州巨鹿、平乡县，洺州鸡泽、平恩、肥乡县为重法地方。从之。

　　是日乙亥，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札子，执政有欲降旨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后不听，因曰：“轼与尧俞、岩叟、光庭皆逐。”执政争以为不可。

　　丙子，诏：“苏轼所譔策题，本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会。札子与学士院共知，令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

　　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亦言：“苏轼止是临文偶失周虑，本非有罪。闻言者未已，深虑烦渎圣聪，恐致陛下别有行遣。臣以受恩深厚，虽非职事，而不避僭易之罪，辄敢奏陈。盖此事或闻因小有言，恐致交相攻讦，流弊渐大，伏望圣慈深察。召来宣谕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谏官，盖为补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过，本无邪心，言官不须深论。若其引咎求去，则云朝廷不欲以小事轻去言者，尔等当共成朝廷之美，则必不敢更有他说。以陛下圣明，思之必熟，而臣敢妄有所陈，亦愚诚有所虑，不能自止。”

　　是日丙子，殿中侍御史孙升奏：（编类章疏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窃观尧、舜极治之时，忠厚之至，则曰“宥过无大”，而孟子以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不幸而有所过，小人则无所往而不为恶。过虽大，无害为君子；恶虽小，终归于小人。过改而不吝，则成有德；恶积而不掩，则为大奸。过可宥而恶不可容也。

　　伏见翰林学士苏轼昨譔试馆职策题，而其词以谓“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虽患在百官有司，而下文称“孝文宽厚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有怠堕不举之病”，则是仁祖之政有病矣。其词以谓“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虽患在监司守令，而下文称“孝宣综核名实，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则是神考之政有失矣。且方欲师法祖宗，而盛称孝文、孝宣之政无病与失，盖言彼之无病，则此必有病，称彼之无失，则此必有失，则轼之命词岂得谓之无过矣乎？

　　轼尝应方正直言科，文词俊敏，下笔如流，不避嫌疑，遂涉痕迹。若谓轼有意于讥讽，则轼非丧心病狂，何至于此哉？臣窃谓苏轼以命词之失而自当之，是乃君子改过不吝，则师法成汤之德矣。陛下以苏轼命词之过，而降放罪指挥，则是忠厚之至，而宥过无大，躬行尧、舜之仁矣。君臣之德，岂不美哉！朝廷之体，岂不正哉！臣比闻苏轼居家不出，恳求去位，至于四五。又自辩饰其非，而不自以为过，则乖改过不吝之德矣。陛下慈仁爱敬，追还放罪指挥，以明轼之无过，苟以含容于一时则可矣，安能逃天下异时之公议乎？臣愚深为朝廷惜之。

　　臣愚不肖，待罪言职，为陛下耳目之臣，居朝廷纪纲之地。方是非纷起之时，独无一言者，非为循默苟容之计也。臣以为文词之过，君子所有，不必深辩，而是非之理明如黑白。陛下至明至圣，洞照物情，而当国元老、执政大臣，皆天下以为公忠正直之人，必无彼我爱憎之论，以惑圣听。而苏轼以俊敏之过，受言词之失，亦何害为君子，则臣复何言哉。今则不然。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因奏论放罪指挥，而陛下疑以为党附谏官，而以苏轼为无过。尧俞、岩叟居家待罪，而元老、大臣曾无骨鲠之论，以别是非，而止降札子令尧俞、岩叟供职。二人去就，实系国体，苟放罪指挥留而未下，则二人者何颜以出？而朝廷之体何从而正？臣于此时，岂可默默坐观，以负陛下耳目纪纲之寄乎？伏望圣慈详汉文、汉宣彼此轻重之词，察尧、舜、成汤宥过改过之德，早出先降放罪指挥，以全君臣之美，以正朝廷之体，则天下幸甚！（升虽有此奏，尧俞、岩叟既承诏即出就职，至二十七日乃入谢，今附此，不别书。）

　　丁丑，朝散大夫、知徐州杨绘复天章阁待制。绘自翰林学士坐罪责降，至是以赦叙也。

　　兵部郎中杜常为光禄少卿。太常丞贾易为兵部员外郎。

　　诏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为景灵宫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礼仪使，入内内侍省都知张茂则都大管勾。

　　龙图阁直学士、正议大夫张诜卒。

　　戊寅，端明殿学士、吏部尚书孙永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立班佩鱼视资政殿大学士韩维例。后三日，永卒，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康简。（永卒以二十八日，今附见。旧录孙永传云：“时司马光变更免役等法，永预有力。先是，谢景初为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坐与娼淫免官。元祐置诉理所，而永以景初之罪出于诬构，为雪其事，迁吏部尚书。元丰铨法，以荐者多寡为差。至是，永请改不以荐者多寡，而以到选先后为次，士论不平。”新录辨曰：“按：永魳历中外，其为吏部尚书，盖以次选，非因雪正景初罪也。铨法以荐者多寡则长奔竞之风，故永请改法。”今删去“时司马光”以下至“士论不平。”）

　　刑部尚书苏颂为吏部尚书。

　　己卯，左谏议大夫兼权给事中鲜于侁言：“蔡河拨发催纲司督京西、淮南粮运，以供畿内，半岁不能周一运。请令催纲司统按县道立赏罚之法，使人自为功。”从之。

　　工部侍郎王克臣提举万寿观，克臣请老故也。

　　宣德郎杨国宝为太常博士。（刘挚云云。）

　　辛巳，诏中书舍人苏辙、刘攽编次神宗皇帝御制。

　　殿中侍御史孙升言：（升言不得其时，斟酌附此。元年九月十八日指挥，并近有建议乡村出役钱者，二事当考。）

　　臣昨奉元祐元年二月六日朝旨，司马光札子奏论免役为害于天下有五，言词激切，圣意感悟，实时施行，应天下免役悉罢，并依熙宁元年以前差役条贯施行。令下之日，四方之人莫不鼓舞，而又放逐吕惠卿于闽，告之以首建青苗，次行助役。是则免役为害于天下，陛下知之详矣，诏令宣之信矣，因民之倦而变更之，岂得已乎？臣尝奏陈，以谓陛下此因耆德正论，复行祖宗百年差役旧法，慰安元元，苏息疲瘵，中外欢欣，幽明庆快。臣又言：今民力困极，非十五年前之比，要在委曲随宜，斟酌施行，则人无异论。

　　臣窃以祖宗百有余年德泽深厚，浃于民心者，无他，知为国富藏于民之术而已。民非财不可以生，国非财不足以富，而钱为圆法，流通货财于上下，且非地之所生，非民之可为也。货殖百物产于山泽田野，售之于城郭，而聚于仓库，而流通之以钱，不可以饱人之饥，暖人之寒也。为国者不取民之力，而取民以钱，则货殖百物无以售，而民至于困极也。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富则国富矣。钱流通于下，则可以相生养；钱蓄积于上，则终无所蕃滋。为国者不藏于民，而聚之于府库，此财力所以耗竭，上下所以怨也。

　　祖宗百有余年，圣贤经纶用度，资国、赡军、备边，政术详矣，而差役之法，行于乡村而不及于城郭，非不知城郭之人优逸而乡村之民劳苦也。夫平居无事之时，使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由之而不知，乐之而不倦。然尺地莫非所有也，一民莫非朝廷之臣也。朝廷之于民，犹父之于子，父子之财宜无异籍，故古语谓未闻子富而父贫也。朝廷一旦缓急，则计费之多寡，随所蓄之厚薄而均取之。天下之民皆知用之不为私，取之非无名也，欢然乐输而无憾矣。此祖宗藏于民之术也。昔人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盖盗取于人，犹有止息，而容或幸免，聚敛则无时而已，必至于穷竭而后止也。今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诸路城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法纳免役钱五分，自今年正月为始，其收到钱，如逐处坊场、河渡钱，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人接送食钱，委是不足，方许将上项钱贴支，其余并封桩以备缓急支用。臣自奉上项指挥，日夜罄竭愚虑，不敢轻议。臣比闻四方之人，自降上项指挥，巙巙不安，以谓朝廷命令更改不定，而刻剥聚敛之徒假息窃视，幸其有间，复肆毒螫，此臣所以不敢默默也。臣窃以陛下始因司马光之言感悟圣意，复行祖宗差役旧法，罢去出钱免役，而放逐首议之臣，布告四方，鼓舞天下矣，而复令城郭减半出钱免役，城郭之民，祖宗以来，无役而有科率，科率有名而无常数。今岁令城郭免役，则是其取无名矣。贴支有余，封桩以备缓急，则是有袭聚敛矣。无名聚敛之迹犹踵袭乎前，则建议放逐之臣必讥讪于后，臣愚深为朝廷惜之。臣以为与其无名而取于民，封桩于府库以备缓急，曷若藏蓄在民，使之交相生养，待缓急而后取也？伏望圣慈详察臣所奏，宣示重事元老、执政大臣熟议得失，早赐裁决，以慰四方人心，则天下幸甚！

　　贴黄称：“良医之治病，必去其根本，则无后患。朝廷既知免役之病民而除之，又复踵袭其故而使之出钱，则是余毒犹在。余毒未除，其病必作。故近有建议者，令乡村元出役钱三百贯以上不令充役，依旧减半出钱。均为乡村之民，何独有钱可出？若以为物产高大，人力强壮，则或令频并充役，或令增添充役年限，以宽下户可也。自免役出钱以来，乡村极力人户破荡殆尽，所存无几。今又踵袭出钱之迹，以为诛剥，则更数年之后，物业优厚者破荡尽矣，是岂仁人之用心哉？臣近询问福建路提刑喻陟，言福建一路八州，见有宽剩钱犹可支雇役十年之费。而殿中侍御史吕陶自成都府路回，言西川每岁坊场钱可足一年所用。或诸路例皆如此。则何忍重困斯民，使之出钱以封桩也？今东南民间所用无完钱，皆乌旧缺边，而乡村所出谷帛，贱无人售。城郭人户比十五年前破家者十七八，皆因纳钱免役之患，此上下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或谓近年开边之役，所费非昔时之比，则乞每岁计边用所阙多少，于诸路城郭人户等第科率应副，不为定制，则取之有名，不为聚敛之患也。”（二月末，升有章论买田募役，与此相重，故两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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