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元年十二月(2)

元祐元年十二月(2)

　　辛丑，尚书省言：“左司状，失入死罪未决，并流徒罪已决，虽经去官及赦降原减，旧中书例各有特旨。昨于熙宁中始将失入死罪一项修入海行敕，其失入流徒罪例为比死罪稍轻，以此不曾入敕，只系朝廷行使。近准朝旨，于敕内删去死罪例一项，其徒流罪例在刑房者，依旧不废。即是重者不降特旨，反异于轻者，于理未便。本房再详，徒罪已决例既不可废，即死罪未决例仍合存留。乞依旧存留元丰编敕全条。”从之。

　　诏：“开封府、大理寺禁囚公案，冬夏仲、季月到寺日限，五日定断，百纸已上七日，每百纸加二日，详议案减半，其半日就全日。刑部准此。旧案断在仲、季月者，亦依仲、季月到寺日限。如元限未满日比仲、季月限数少者，止依元限。已上应经历官司，各不得过一日。有故判展，情节未圆须行取会，不在计日之限。”（新无。）

　　壬寅，资政殿学士、知邓州曾孝宽，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陈安石，两易其任。先是，殿中侍御史吕陶言：“窃以四方形势之重，莫如陕右，陕右襟要之会，莫如雍郊。土俗豪悍，藉名德以镇压；军政雄重，须才谋以临制。外则应接五路，为缓急之助；内则统领数郡，专绥抚之权。付授帅节，尤宜审重。臣伏见陈安石望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治剧，年已七十，未谋退休，强勉从政，多有不逮。闾阎盗贼，殊不戢畏，子城之内，亦有剽窃。况其人丧失儿女，意气衰倦，久当重寄，无以宽朝廷西顾之念。伏乞速拣良臣，易地以处。”故有是命。

　　中书省言：“元丰五年四月七日条，契丹使见、辞日，并特起居，其前后三日内合起居权罢。”诏：“今后使人见、辞前后三日内，除朔望参外，起居权罢。”

　　左司谏朱光庭言：“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又称：‘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谓仁祖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后之为人臣者，惟当盛扬其先烈，不当更置之议论也。今来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偷刻为议论，独称汉文、宣帝之全美，以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焉。伏望圣慈察臣之言，特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题，苏轼文也，诏特放罪。

　　光庭又言轼罪不当放，其言攻轼愈峻，且称轼尝骂司马光及程颐。轼闻而自辩（此据王岩叟朝论增入，光庭章未见。）曰：“臣窃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有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臣之所谓偷与刻者，专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点用第三首。臣之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诏追回放罪指挥。（轼自辩札子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明年正月十七日又上。）

　　或传朝廷谓光庭所言非是，将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相与言朝廷命令反复，是非颠倒，不可不辩。又恐遂逐光庭，则所损益大，因欲于未逐前早救之。乃各上疏论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犹未显斥其有讥讽意也。疏入，不报。（二年正月八日、十二日可考。旧录于“诏特放罪”下，又云：“未几，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相继论列，乞正轼罪。诏：‘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累弹奏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详览文意，乃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是讥讽祖宗。可召至都堂说谕，不须更有弹奏。’续诏：‘学士院所撰策题，即无讥讽之意，然缘官司试人，亦无以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有失检会，札与本院令知，及令轼、尧俞、岩叟、光庭各速视事。’旧录云：“轼挟情用意，毁斥祖考丰功盛烈不若汉之文、宣，为臣不忠，有若是乎！言者纷纭，终以辩诈获免。”新录辩曰：“朱光庭等论轼之语及诏意具载于前，自‘挟情用意’而下，史臣私言，今删去。”旧录叙此事极略，新录但删去‘史臣私言’，余并因之。案：王岩叟朝论记述甚详，今参取苏轼明年正月十七日自辩札子并王觌、孙升等章疏，各依本月日附见。盖此事所关甚大，不容草率。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尧俞第一奏，二十八日，岩叟继之。二年正月八日，尧俞、岩叟再奏。九日，王觌奏，十一日，觌又奏。十二日，批出，令尧俞、岩叟、光庭不须弹奏，十三日，三人赴都堂受旨，十四日，三人又各上奏。十七日，罢轼自辩。十八日，尧俞、岩叟同入对，十九日，待罪。二十一日，孙升奏。二十二日，进呈尧俞、岩叟所奏。二十三日，诏令各供职。是日，孙升又奏。二十五日，三人侍班次，二十七日，同见于紫宸殿门。此一段事方竟耳。）

　　岩叟言：“臣窃闻初有圣旨，以学士院所撰馆职策题，祖宗为不足法而归全美于异代，用谏官言，将议其罪。陛下宽仁，特恕免之。举朝之人，方纷然交议，以谓学士深失大体，谏官言之为甚当，朝廷令免罪为太轻。今复闻续有指挥，追回放罪敕旨。物论疑骇，不审陛下知其意不可恕，而遂欲正典刑，以示天下耶？反以无过，而收已行之命耶？欲正典刑则善矣，反以为无过而收之则未安也。伏望陛下虚心平意，照之以至理，格之以大义。岂有本朝策天下之士，欲以求治道，而先自短其祖宗，命辞之人得为无罪耶？不知使陛下何以教天下，何以训后世？既以祖宗为有弊，又以陛下为可欺，罪在不疑，罚当无赦。或闻苏轼自辩，谓是陛下点中此题。果然，则轼更因其非，又推过于君父，罪益大矣。此题不缘言者深考而明攻之，泛读一过，安能遽晓？虽禁中点出，于陛下未为有失。今判然知之，而不正其罪，则失在陛下矣。罪已明而反脱，命既下而复收，乃似朝廷容其如此，臣恐天下之人遂移苏轼之非，反为吾君之过，臣不可不为陛下惜也。仰乞圣慈早正轼罪，以解中外之惑。”贴黄：“轼之此罪，若不正之，则于朝廷事体终为不顺，上下议论终为不允。乞陛下深赐省察，无以为惑，幸甚！”

　　又言：“臣伏以朝廷之事，莫先于辩是非，明赏罚。是非辩，赏罚明乃可以正朝廷，朝廷正则百官正，百官正而后天下一于正矣。是非之不可不辩，赏罚之不可不明，所系如此，其可忽哉！近者苏轼撰策题试馆职，引汉文、汉宣以方祖宗，语伤大体。谏官论乞正其罪，闻有旨特放罪，是朝廷初以谏官为是，以学士为非也。曾未累日，复闻收还放罪之旨，更反以学士为是，以谏官为非也。一事之间，而乍是乍非，或行或已，于朝廷举动何如哉！此臣之所以为陛下惜也。臣窃伏思陛下至公至明之初心，必无所惑，应有奸言邪说，颠倒是非，变乱白黑，以移陛下之意者。自古奸人之心，利在人主不纳谏而忠臣杜口，则欲以行其私，非有忠于社稷之志也。此理易明，岂终能欺陛下？陛下略加静思，则得之矣。臣观汉、唐以来至于本朝，策问不可胜数，无有此体。陛下博览文史，试取而比类之，轼之罪不难见矣。方两宫听政帘下，尤当正是非、公赏罚，使天下无以窥其失臣之心也。苟以非为是，则小人遂将乘隙而进矣。传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在今日，陛下不可不深思而审处之也。今议轼之罪，或重或轻，固在陛下，但朝廷之事不可不正耳。伏望圣慈断之以义，早赐施行。”贴黄：“夫牵制于人以观是非，则是非惑；据事实以观是非，则是非正。愿陛下不以牵制之爱，而夺是非之正，天下幸甚！”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台谏之职，为天子耳目，要在维持纲纪，分别邪正。凡所弹击，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以事权，以报私怨。万一及此，是谓欺君。今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也。朱光庭指以为非，亦太甚矣。假使光庭直徇己见，不为爱憎而言，则虽不中理义，犹可恕，或为爱憎而发，则于朝廷事体所损不细。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所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审如所闻，则光庭固已失之，轼亦未为得也。且轼荐王巩为不知人，戏程颐为不谨言。举此二者而罪之则当也，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而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诚亦过矣。况御史上官均近尝论奏为政之道有宽猛两节，大概与苏轼策题同意，陛下谓其言可取，著于法令，颁于天下。夫上官均之奏，苏轼之策题，二人之言皆是讲明治道。一则颁以为法，一则指以为罪，何轻重取舍之异哉？此士大夫之意不能无惑也。恭惟陛下圣虑高远，从谏如流，然臣下之言或至于激，则亦愿加审察。昔富弼、韩琦，天下知其忠且贤。弼因除张茂实管军，中丞韩绛乃言富弼欲谋不轨；韩琦不赴文德殿押班，中丞王陶乃言韩琦反状已露。尚赖圣主深照情伪，二人者始终安全。以富弼、韩琦之贤，而言者犹如此中伤之，则不迨于琦与弼者又可知矣。今日光庭中伤苏轼之心，颇类前事，欲使朝廷为之报怨，不可不察也。臣与苏轼皆蜀人，而不避乡曲之嫌，极论本末，既备位台职，而辄纠谏官之失当，二罪皆不胜诛。然喋喋不敢自默者，非独为一苏轼，盖为朝廷救朋党之弊也。”

　　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其结怨之端盖自此始，轼非无过也。”（苏轼荐王巩致人言，已附十一月末。十月二十五日，王巩以宗丞请修玉牒。苏轼荐巩时，巩为宗丞也。吕陶章，新、旧录并不载。按编类章疏，明年正月九日，王觌奏云云，则陶此章必继苏轼自辩后或在轼自辩前，今并附此。王岩叟朝论：“十二月三日，朱光庭上封事，密论翰林学士撰试馆职策题不当讥讽祖宗，十四日进呈，有旨放罪，光庭章过门下矣。光庭以谓此罪不当放，遂再论之，语益峻。自此章方明攻苏轼，又有一贴黄，引轼骂司马光、程颐事，其意欲以见轼之轻耳。然闻轼有文字自辩云，学士院共进三题，轼所撰一题最在后，不谓偶合圣意，出于点中也。既而闻有旨抽入放罪指挥，又谓谏官言之非是，且有意逐谏官。臣愚与尧俞皆以命令反复，是非颠倒，不可不辩，又恐遂逐谏官，所损大矣，不若于未逐以前早救其事，乃上疏不疑。愚二十七日上，尧俞次日亦入，然愚二人皆不斥其有意讥讽，但云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耳。尧俞章，本集皆不存。正月八日，愚与尧俞又继一章。十二日，于尧俞章后批出云：‘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十三日，召三人至都堂，右揆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中书侍郎吕大防、左丞李清臣、右丞刘挚五人，大意皆知轼为有过，然特欲以上意两解之。愚等皆不敢奉诏。十四日，皆上一疏，又论不奉诏之意。十八日，同对于延和殿，才读尧俞札子了，即云：‘此事小，何故言？’尧俞对云：‘正谓不小，所以言。’又云：‘此朱光庭有私，卿等党光庭。光庭未言时，何不言？’尧俞与愚皆对曰：‘有一人论之，且观朝廷行不行，或中间有差失，方当继言。昨光庭初言，朝廷有放罪之旨，则是朝廷行遣得正，自不消言，后见反汗，又是非倒置，臣等方合论。’又宣谕曰：‘苏轼非是讥讽。’对曰：‘若是讥讽，罪当诛，臣等不止如此论。今止为不当议论祖宗，所以乞略行责耳。’愚怀策题一本，就帘前指其文而解，未终，厉声曰：‘更不看文字也！’又进读愚札子，竟不然之。尧俞曰：‘如此，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乃厉声曰：‘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则甚，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愚即进曰：‘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于道理上断。’即峻语曰：‘待责降苏轼。’愚与尧俞皆进曰：‘此在陛下。假令暂责，随即召之，亦是行遣正。’乃曰：‘待相度。’尧俞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乃所以为平。今待轼如此，轼骄，将何以使？’又曰：‘便总由台谏官。’愚对曰：‘若台谏所言，陛下能尽听纳，自足以成陛下之美，台谏何预焉？’又曰：‘但言不妨，行与不行，须由宸衷。’愚对曰：‘如此，则是顺朝廷意者乃得行，恐非朝廷之福。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愿陛下常于此加察，恐逊顺陛下之言有非道之事。’愚又曰：‘小人之欲破坏言路者多，陛下欲求言路则难，欲沮言路则易。一沮之，则人将以言为戒，恐陛下不得尽知外事。愿加深察。’尧俞亦曰：‘臣尽至诚告陛下，陛下不察，亦无可奈何，愿为国家更深思远虑。’遂下至台，与尧俞议待罪，乃同奏云：‘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谕谓臣等党附谏官朱光庭，弹奏翰林学士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事。臣等误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候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然上殿札子却降出。二十二日，垂帘，进呈执政撰一白贴子，欲明破苏轼之非。久之不纳，但云：‘四人皆逐出。’诸公争之以为不可，乃许用白贴子中降指挥。二十三日，得札子云：‘正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圣旨：苏轼所撰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会。札与学士院，令知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尧俞二十五日与愚、光庭以侍班次，二十七日，同见于紫宸门内东外，方入，初与尧俞、光庭等奏论苏轼策题不当，进曰：‘汉、唐以来，多少策题，无有将祖宗与前代帝王比量长短者。策题云欲师仁祖之忠厚，则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曰当时百官有司皆不举其职，不知仁宗在上却何所为？乃是全然荒怠，致得百官有司如此。果如此，因何成得四十二年太平，至今耆老言之，犹往往流涕。仁宗何负，却言不如汉文！’上云：‘此事小，不消得如此，且休则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上云：‘不是讥讽祖宗。’对曰：‘启陛下，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只是出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须有行遣。譬如误入禁门，于法罪亦不轻，何则？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不严也。今若不以此事为戒，他日有一人指斥乘舆，而云本出于误，亦可恕否？陛下虽欲恕之，七庙威灵在上，岂得容恕！’又奏曰：‘执政于都堂对臣等皆言苏轼不是，既知不是，岂可却教朝廷做不是底事？又岂有朝廷明知不是，却抑言事官要休？若寻常人私事则可休，朝廷事则不可如此。臣等为朝廷持风宪，若凡所论奏，常指挥令休和，要将安用？即是臣等辱却风宪，更有何面目居职？’又奏曰：‘真宗朝，知制诘张秉撰一叙用官制词云：顷因微累，谪于荒遐。真宗览之曰：如是，则是先帝失政。遂罢其职。’又奏曰：‘若是臣等分上私事则可休，事干祖宗、干朝廷，臣等如何敢休？朝廷若不行破，书在史册，后世以朝廷为何如哉？传入远夷，必有轻慢朝廷之心，万一遣使发问，不知如何为答。’上云：‘言事官有党。’对曰：‘臣等不知有党无党，但知据事之是非论列，陛下亦只当看事如何。若心疑于有党，则必失事之实，既失事之实，则是非难辩。自古小人欲倾害君子者，君子无过，则无以奈何，惟是指为朋党，人主遂疑，人主既疑，因而可挤矣。陛下不可不察也。’又奏曰：‘此事是苏轼轻易不思，语伤大体，以致议论。若不正其罪，则此失却在陛下，陛下何苦力主此人，反自取后世讥诮。台官之职，只在触邪指佞，岂当却为人解纷？此意可察。’上曰：‘策题是里面点去。’进曰：‘闻是进入三个策题，其两个是邓温伯撰，最后一个是苏轼撰。陛下已爱其虚名，故点轼所撰者，必然不曾反复详览，则虽是点中，于陛下何伤。今既分别得事理明白，陛下已知其虚名，不欲加罪，是惑也。陛下今不欲人言轼之短，假令昨司马光在，政事或失，不知合论与不合论。臣等所职是言责，所论只据是非，更不敢问其人。问著人，则须生私意。’上云：‘今日改先帝事，何故不得问？’对云：‘修改政事，与形于文字不同，兼今日所改之事，皆是复祖宗旧法，况陛下下诏求比闾疾苦者力改之，乃所以承祖宗之美，不知策题须得论耶，不须得论耶？陛下如此主张，臣等却如此力言，违忤陛下，以就罪责，不知臣等是何意，陛下可体察。况臣等与轼皆熟，素无怨绚，只是忠于陛下，要正朝廷事，使天下后世不能指议陛下，故都无所避。’又进曰：‘陛下只当责臣等不言事，不可戒约臣等令不言，恐天下窥见陛下此意，阴相顾望，不肯尽忠于朝廷，非陛下之福。且乞陛下省纳。’又言：‘前日诏臣等去都堂，外臣不知，皆言是奉圣旨召台谏官戒励，甚骇听闻。臣等被摧抑，则不足道，却是损朝廷风宪，且愿陛下爱惜朝廷事体。陛下于苏轼所惜者小，于言路所损者大，不可不思。风宪之地非臣之私，乃陛下家事，陛下不崇奨，则臣一匹夫耳。’”

　　侍御史王岩叟言：“近奏请如旧法不限灾伤分数，并容借贷，不拘民户等第，均令免息等事，蒙送有司立法。伏睹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户部看详元丰令，限定灾伤放税分数支借种子条合依旧存留外，修立到下条：‘诸州县灾伤人户阙乏粮食，虽有欠阙，不以月分，约度合支数，预行奏请，候得旨，许结保借贷常平谷。如阙，纽直给钱，丰熟日催纳。若无本色，听依仓例折纳，或纳元价。经赦不在除放之限。常平不足，许借拨转运司钱谷。其灾伤至轻或上等人户不致阙乏，不得一例奏请借贷。’臣看详所修借贷粮食条意已得允当外，缘臣元奏本以赈济旧法灾伤无分数之限，人户无等第之差，皆得借贷，均令免息。新条必待灾伤放税七分以上而第四等以下，方许借贷免息，殊非朝廷本意。故乞均令借贷，以济其难。今户部复将支借种子依旧存留，窃以灾伤人户既阙粮食，则种子亦阙，岂可种子独立限格？臣欲乞通为一法，于所修‘粮食’字下添入‘并种子’三字，庶使被灾之民广沾惠泽。”从之。（十一月二十八日岩叟初言，朱光庭奏议亦有此。光庭尽散河北积仓，其张本或在此，更详之。）

　　乙巳，刑部言：“赦书节文：‘应赦书该载不尽事件，所属看详，比类条析闻奏。’看详开封府界、诸路向来违犯常平法编配之人，比违犯重禄法事理尤轻。其经今赦未合放逐便者，欲乞比类推行重禄法，编配之人并具元犯保明闻奏。”从之。

　　吏部言：“欲将初该磨勘使臣，经一处住程差遣，但及二年，不以犯冲差替，并许磨勘内合展降者从本条。”从之。（新无。）

　　诏：“应灾伤州县人户贩买鱼米、柴薪、竹木之类合收税者，三百文以下并与免纳，实时放行，不得留滞。其免过税钱，收充合收税钱数。”（法册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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