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元年十一月(5)

元祐元年十一月(5)

　　辛巳，诏户部侍郎赵瞻往陕州夏县临视司马光葬事，候葬讫，就坟所致祭。

　　臣僚上言：“朝廷罢俵青苗钱，令诸路提刑司委丰熟州县广行收籴，意欲常有储蓄。而户部乃请令转运司更不收籴年计，止将常平斛斗兑籴，失朝廷养民之恩。欲乞诸路转运司合籴年计并先籴，次令常平仓籴。若转运司不预备本钱，过时占籴，致与常平仓相妨者，委提刑司觉察以闻。”从之。（十一月四日可并此。）

　　壬午，诏中书省编修刑房断例，候编定付本省舍人看详讫，三省执政官详定，取旨颁行。

　　尚书省言：“门下、中书后省并详定重修敕令所删定官、检阅点检文字使臣，并依在京职事官禁谒法。”从之。

　　先是，左司谏王岩叟言：“伏以救灾恤患，惟恐有所不至，以伤其仁者，先王之用心也。随施以有求，乘危以论利，盖不忍焉。臣按：祖宗赈济旧法，灾伤无分数之限，人户无等第之差，皆得贷借，但令随税纳元数而已，未尝有息也。故四方之人，沾惠者普，衔恩者深，郡县仓庾以陈易新者多。其后刻薄之吏阴改旧法，必待灾伤放税七分已上方许贷借，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缘灾伤放税，多是监司以聚敛为急，威胁州县，州县又承望风旨，不复体念朝廷，以灾伤的实分数除放。若放及七分者，灾伤已是十分，况少有及七分？又六分之与七分相去几何？毫厘之间，何以辩别？幸而得为七分，则有借贷，不幸而为六分，则无借贷，但系检灾官吏一言之高下，而被灾百姓幸不幸相远如此，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为赤子，均遇天灾，岂容因灾偏令出息？计其所得则甚少，论其所损则实多，乖陛下平一之心，亏朝廷光大之施。臣乞复如旧法，不限灾伤之分数，并容借贷，不拘民户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几圣泽无间，感人心于至和，天下幸甚！如允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来水灾州县，乞先次指挥施行。”贴黄：“臣窃见诸处借贷斛斗，必依年分支给，往往皆是陈次。次年人户所纳，尽是一色新物。陈次一石，未得十斗之实；新物十斗，过倍一石之入。公家虽云无取，而所得亦已多矣。”

　　岩叟又言：“臣访闻昨来河北等路水灾十分去处，上等人户亦苦全阙粮斛。今仓廪幸皆有余，何惜均令借贷，以济其艰？此等户且无失陷之理，有益民下而无损公上，臣意朝廷优为之耳。臣窃详旧来虽不定灾伤分数，并得借贷。若是所伤不多，委不至阙乏，州县亦不敢借贷，民户亦自不愿请领。惟恐灾伤多处，其间有不幸偶然放税不及分数，则实被灾之民无由沾借贷之惠，臣所以言必当复旧法，以除此弊也。”

　　岩叟又言：“臣于九月十四日曾论奏赈济灾伤，乞依旧法，令州县体量，不限灾伤之分数，并容借贷，不拘民户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几圣泽无间，以召至和，并乞契勘昨来水灾路分，先次施行，至今未蒙指挥。臣访闻河北、京东西、淮南等路昨被灾之民，不独下户全仰救恤，虽中等而上今亦皆艰食，渴望济接。若不早复旧法，宽借贷之惠，深恐入春难得种粮，以兴农功，岁可望而人事不足，洊成饥乏，为朝廷忧。伏望指挥检会臣前奏，早赐施行。”贴黄：“臣以谓旧法具在，不须旋行修立，惟乞更赐申敕灾伤郡县，子细体量，约度借贷。其有以见钱纽折斛斗者，乞严赐指挥，必用平价，令艰急之民得沾实惠。”诏户部看详，别立新法。（户部修立新法，见十二月十八日壬寅。朱光庭奏议亦有此两奏，与岩叟同。八月二日司马光札子当并考。）

　　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臣闻治天下有二道，宽与猛而已。宽过则缓而伤义，政事有废弛之弊；猛过则急而伤恩，官吏有避法苟免之患。术虽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自熙宁以来，朝廷以法度整齐四方。诸路监司不能申明朝廷之意，往往务为惨核刻深之政，郡县望风畏栗，大抵以促办为事，类文具而无实，不暇长计远虑，以便民为意，而四方之民有憔悴愁叹之音。此伤猛过急之弊也。自陛下临御，数下德音，务从宽大，四方欣然仰戴德泽。然比闻诸道监司又不能明陛下之美意，妄意朝廷风旨，一切以苟简纵弛为事，疲愞污庸之吏，视而不劾，纷纠紊缪之政，知而不察，外求宽厚之名，以要誉于一时。此矫枉过宽，士大夫守义不笃之患也。方陛下讲修百度，以差役之法行于四方，尤在郡县夙夜悉心，以推行朝廷爱民之政。若怠堕不举，委成于胥史，太守玩而不察，监司视而不纠，养成偷堕苟简之风，天下之民必有受其弊者矣。臣愿诏四方以宽不纵恶、恩不伤惠之意，若郡县之吏庸惰不职，监司、太守不加纠劾，如朝廷遣使廉按有实，或风闻于上，当显责以厉远近。庶几按察之吏不敢宽纵，郡县之官不敢偷惰，人人惊惧修职，宣布陛下之德泽，以惠黎庶。”从之。（据吕陶云，上官均论为政宽猛之道，著为法令，而实录不载。今于荣州旧案内检得元祐元年十二月吏部印板行下臣僚上言宽猛二道，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奏，此即上官均所陈也，乃附本月日。）

　　权发遣淮南路转运副使赵偁言：“楚、海、泗、宿、亳五州水灾最甚，乞下发运司于常、润州收籴稻种十万石，以备五州来春布种，或粜或贷。”从之。（绍圣二年八月，户部员外郎陈蔡作赵偁行状云：公为淮南转运副使，于时流殍载路，老羸转沟壑，壮者起为盗，楚、海、泗、宿、亳五州为甚。公奏以“荒政务丛，动系人命，每从中请，缓不及事。愿一切许臣权宜措置，事讫乃奏，有不合理，请从重坐”。复请“移别路常平米二十万斛，兼充赈贷，饬州县谕流民归业，计口给食，以散群聚熏蒸疾疫之病。且令渐还本土，就治生业。添置武臣守镇冲要，以防间隙。露尸散骨，埋殓有法；弃孤遗幼，鞠养有令。客户旧无贷法，盖防迁徙，若令主户随等为保，则虽贷无害。又重法地分，因灾伤盗取五谷罪人，特从减等，而妻子不免编管，殆非法意。请罪人减者，妻子亦免坐”。诏皆从之，仍著为法。）

　　癸未，诏免太师文彦博北使朝辞日起居。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窃以人之情伪无穷，而国家之法令有限。以有限之法令，应无穷之情伪，则固不能周尽。及其弊从而生，则必曲折委细，事为之制而济之，庶几详密备具，行之可久，理势宜如此也。昔嘉祐之差役，务从宽厚，而条禁太略，贪吏猾胥，幸农夫之在官，而锐意侵渔，害端百出，人甚苦之。至熙宁之免役，止令出钱，官为雇募，凡所谓侵渔于农夫者，一切有禁，毫厘不敢违纵。然而有司敛入过重，民间钱货遂至乏绝。陛下深恤元元，复行差法，以救其弊，因时施设，一出仁厚，天下幸矣。臣愚以谓法不相须，则惠有未至。既以嘉祐之制差之，而不以熙宁之令禁之，则虽无近年乏钱之劳，复有昔日应役之害。今推行差法，将及一年，其约束条贯犹未颁下，四方郡县、愚夫俗吏，意谓朝廷务行宽大之政，既许差役，则其他细故不及检察。坐视役者，已萌贪心，委使将迎，动涉侵扰。若不早立宪度，力行禁约，则农民渐见受弊。伏请申命有司，严责期限，不候诸路役帐齐足，疾速裁定私使役人条制，先次颁行，以成差役之法。臣访闻诸处县邑已有私使役人违法及送迎陪费等事，多是犯在赦前，及事节细碎，不敢一一论列，上烦圣听。伏乞指挥有司，更不候诸路役帐齐足，先次颁降条法，以防此弊。”（从违当考。疏云“推行差役，将及一年”，则当附十一月末。）

　　文彦博言：（彦博自注：“元年五月。”当考。）“臣窃闻天下诸路差雇役法，朝廷虽已降指挥，而至今未定，颇闻烦扰。臣检会始初司马光阅天下臣庶奏章，多言出钱雇役，其法不便，遂却复差役之法。然司马光所言甚详，而节目颇繁，恐州县不一一通晓，而又朝廷置局详定，议论不一，必难通行。臣以谓差役之法，本州县常事，其来久矣，皆素有定法。及其末流，不能无弊，故当随时刊改。臣曾累取札子，奏乞先令州县刺史、令、佐从民利便，依例各议定其法，县申州，州申转运司看详定夺奏闻，如得允当，即降下施行。盖朝廷大号令必当自上而下，州县差役当理须自下而上，则各从民便。以天下之广，郡县之众，不可以一切之法行之，行之必互有妨碍。而局官及诸臣僚纷然上言，各任己见，不周知利害，及祇赴本司，别无与夺，以至州县希望朝廷风旨，至今其法未定，益滋狡吏侵扰。若如臣前请，且各付逐路郡县定夺利害，各从其便，庶几下民早得息肩。”

　　又言：“朝廷复差役法，议臣之中少有熟亲民政者，故议论不同，前后所降命令不一，致州郡难以适从。缘城郭、乡村人户，只有差、科二法，乡老、村耆各知次第，但用心公平，必得惬当。刺史、县令最是亲民之官，乞且专委守令各随本处自来体例，差定役人，编成簿籍，细开自来体例条贯，申转运司看详体量。如各得精当，一面施行申奏。缘经变法以来，仅十五年，至今不无小差，须合更改。从便事条亦当委自逐处亲民官及监司相度，申取朝旨详定，仍稍宽程限，使尽利害，所贵行之久远。”

　　又言：“臣昨以朝廷复州县差役之法，臣曾奏札子，以谓差役之法其来甚久，此乃州县常事，乡老、啬夫皆熟知之，刺史、县令皆总领之，当且委逐县议定，申州看详。如得允当，即申本路转运司，转运司将一路详定，即申奏朝廷。朝廷覆视，如可行，即从之，如有未便，更当会问；或自有义理即可行之，或有显然乖当即处分改正施行，便见就绪。今乃置局详定，及诸人议论不一，命令杂下，致州县疑难，久不决定。况差役之法，乃户部所领，今乞罢详定局，只委户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于本部详定。况局中赵瞻、刘昱自是本部之官，如本部要知本末，即令孙永与李常等同共详定，所有旧局中人吏并各勾赴户部行遣文书，所贵早得了当。如有诸臣僚奏请役法，亦乞不显姓名，降付逐路州县看详，如有可采，亦乞施行。应缘役法，臣已于帘前子细开陈讫，乞降付三省。”诏令详定役法所限两月结绝，如限满有未了事，并送户部施行。其合销要吏人，令本部于旧局人内选留。（密疏载此于元年十一月间，今并取彦博三奏附见月末，须别考详。）

　　翰林学士苏轼言：“臣近举宗正寺丞王巩充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窃闻台谏官言巩奸邪及离间宗室，因谄事臣，以获荐举，奉圣旨除巩西京通判。谨按：巩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此其所长也。年壮气盛，锐于进取，好论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顷者窜逐万里，偶获生还，而容貌如故，志气逾励，此亦有过人者。故相司马光深知之，待以国士，与之往返论议不一。臣以为所短不足以废所长，故为国收才，以备选用。去岁以来，吏民上书盖数千人，朝廷委司马光看详，择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于十五人中独称奖二人，孔宗翰与巩是也。巩缘此得减二年磨勘，仍擢为宗正寺丞，则臣之称荐与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奸邪，台谏当此时何不论奏？巩上疏论宗室之疏远者不当称皇叔、皇伯，虽未必中理，然不过欲尊君抑臣，务合古礼而已，何名为离间哉？况巩此议，执政多以为非，独司马光深然之，故下礼部详议。又兵部侍郎赵彦若亦曾建言。若果是离间，光亦离间也，彦若亦离间也。方行下有司时，台谏官初无一言，及光没之后，乃有奸邪离间之说，则是巩之邪正系光之存亡，非公论也。巩与臣世旧，幼小相知，从臣为学，何名谄事？三者之论，了无一实，上赖圣明不以此罪巩，亦不以此责臣，止除外官，以厌塞言者之意，臣复何所辩论。但痛司马光死未数月，而所贤之士变为奸邪。又伤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巩，诬罔之渐，惧者甚众。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战越。”贴黄称：“臣曾亲闻司马光称巩忠义，及见光亲书与巩简帖，与巩往复议论政事，及有手简与李清臣，称巩之贤，真迹见在。”（苏轼奏议以此系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误也。按：举十科乃元年七月指挥，王巩除宗正寺丞，政目在元年五月十四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又除翟公度宗正寺丞，然则巩通判西京，在十一月十六日前，但政目不书耳。曾肇制集先后亦可考证。今斟酌轼奏语附十一月末。王岩叟、吕陶章亦可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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