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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元年十月(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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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复象州武化县。 壬辰，夏国主嗣子乾顺以父秉常卒，遣吕则罔聿谟等八人告哀。（十二月十四日赐诏。） 右仆射吕公著提举修神宗皇帝实录。 右司谏王觌言：“谏官职事，凡执政过举、政刑差谬，皆得弹奏。虽在中书后省供职，即不可如中书其它属官时与执政相见。欲乞今后中书舍人暂阙，亦不许差谏官兼权。”从之。时中书批状令觌兼权故也。（九月十六日诏可考。） 看详诉理所言：“准朝旨取索元丰以来大理寺、开封府、御史台断遣过因内降探报公事，元犯断遣刑名，看详内有不合受理，情可矜恕者，具事理以闻。其殿前马步军司自元丰元年后应准内降公事案，未审合与不合取索看详。”诏：“如因人陈诉，许取索看详。”（新无。） 兵部言：“欲乞今后应呈试武艺人依条合授品官者，从本部关吏部奏拟给告；差使已下，从本部依蕃官例施行。”从之。（新无。） 复广州信安镇为县。 同知枢密院安焘乞补外郡，不许。 御史中丞刘挚言：“臣昨于九月八日曾言神宗皇帝顾命大臣不可尽去，宜于张璪等三人内罢璪以安天下，留安焘、李清臣以全国体。后来蒙圣慈因璪有请，进其官职，使之外补。今闻焘亦复上章居家辞位，臣未审陛下何以处之。将以臣前日之言为是而留焘耶？将以臣言为非而去焘耶？焘与清臣，固知其皆常才也，方蔡确、章惇、张璪朋奸结党害政之时，焘等身为丞辅，无所救正，以顺随人，以保禄位，诚非大臣之节，然比之确辈，则其罪有间矣。故臣前后力疏确辈三四人奸邪，乞必行黜责，而未尝及焘等之去。虽焘自同知密院迁知院，臣但曾论其超越，而不言其可罢者，盖欲且逐大罪，而不欲陛下临政之始，尽去旧臣故也。今焘若得请而退，则清臣势不敢留，继须请罢，陛下虽欲不听，而清臣义不自安矣。臣深虑人情不察，以谓先帝弃天下方逾年，而受遗之臣一旦尽去，转相议论，无所不及，其于盛德之治，不为无损。然则二人之去不足道，而所系者朝廷大体也。臣叨长风宪，今乃建言以留执政，若论其迹，则似乎非宜，若考其理，则臣之区区欲以今日之得失、后日之是非告于陛下，庶几有补万一，虽以嫌疑得罪，固无所憾。臣亦非谓焘与清臣宜在庙堂也，止欲借二人存之于位，以全国家大体，以成就陛下不忘旧臣之意，而解天下疑异之论，如斯而已。伏望圣明再思审虑，无听焘之去，臣不胜愚款。” 贴黄称：“臣向因上殿，累次面奉德音云，欲留先朝旧人，此诚陛下圣谋神虑，及于久远，非众人之所能至也。众人但见无补于国者皆欲去之，不思它日利害也。然而旧人中怀私作过之甚者，虽曰旧人，不可不去，如确辈三四人是也。其它虽碌碌常才，然不能为大害于圣政者，当且存之，以副前日陛下宣谕欲留旧人之意，则今日焘与清臣是也。臣蒙国厚恩，苟有可言，不敢自外，以避嫌疑。”（安焘以十月八日乞罢，此据苏轼内制。刘挚上章亦以十月八日，此据杂录第三册。） 右司谏王觌言：“臣窃闻同知枢密院安焘家居请郡，臣愚不知圣意之所在，将听其去耶，不听其去耶？臣伏见安焘与李清臣才能皆无足以过人者，当蔡确、韩缜、章惇、张璪当国用事之际，焘、清臣惟务顺从，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时，不惟确、缜、惇、璪为可去，而焘、清臣亦可去也。然谏官御史交章列疏，其言确、缜、惇、璪之恶，而罕及焘、清臣者，盖知蠹政害物之根本惟在确、缜、惇、璪，而焘、清臣本非为恶之人，虽务顺从，其情可恕，故言虽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尚书右丞除左丞，论者谓清臣虽序迁，而常才不可以更有进擢，臣之说亦如是也；焘自同知枢密院除知枢密院，论者以谓焘从执政下列而直出门下侍郎之上，超躐太甚，臣之说亦如是也。盖其时确、缜、惇、璪未尽去，小人之党方炽，当得全才重德之人进为辅相，以肃清邪党，而焘、清臣素乏骨鲠之誉，无足赖者。然言者犹止于朝廷不宜更升迁而已，未尝欲陛下逐而去之也。今确、缜、惇、璪皆已罢黜，邪党既清，先帝之旧执政惟焘、清臣在焉，陛下若遂听其去，则过甚矣。盖焘若去，即清臣迹亦不安而复须求去，其势然也。臣向论缜、璪奸邪，累蒙陛下宣谕，欲存留旧人，此圣度高远，过于常情万万。然缜、璪奸邪显著，势不可留以害政，故终为众论之所不容。陛下必欲留旧人，焘、清臣可留也。焘、清臣虽常才，而留之无害于圣政，去之有损于国体，此公论也。臣窃见言事臣僚，惟务以弹劾为事。今焘之求去，彼虽或知其留之为便，而不少肯为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尽忠于陛下，惟圣慈详酌。” 贴黄称：“确、缜、惇、璪若稍持心近厚，而无怙终之意，则言事官岂肯力诋其恶，陛下岂肯皆令罢去哉？盖出于不得已，而天下之公论亦以为宜也。今安焘请郡，未有显过，陛下若从其请，则异意之人必谓陛下但欲尽逐旧人，虽过恶未著，亦听其去焉。故臣之区区，窃谓止可令焘、清臣且安其职，以成陛下存留旧人之美意也。惟圣慈察之。”又言：“臣为有目疾，亲书不得，此状系令本家子弟书写，不敢泄漏。”（觌自注亦云十月八日。） 癸巳，陕西西路转运司言：“乞依泾原路安抚司已得朝旨，将在城与厢军候工役稍隙，辍那并工采刈白草，以减收买秆草之费。”诏敕令所立法。（新无，此与刘昌祚相关。） 甲午，诏：“诸路蕃官叙班，依元例并在汉官之下；内系汉官差还人，枢密院别降指挥。”从环庆路经略司申明故也。（范纯粹奏在四月十二日，范子谅云云当并考。） 乙未，诏郑、滑州保甲拨隶京西路，仍依本路法属户部，勿隶府界。（新无。） 户部言：“昨察访永兴等路常平免役李承之奏：阶州福津、将利县界出产土石等盐，可以置场榷买，定价出卖。若比较每年所收息役钱数各有增剩，经久可行，其条画措置，令陕西制置解盐相度申请。”从之。 吏部言：“知州、通判昨以三年为一任，依条系选处去替一年余到任十月使阙。今来既并以三十个月为任，其使阙月限欲乞应知州、通判到任半年余并去替一年使阙。”从之。 丙申，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司空郭逵落致仕，守本官知潞州。 又诏，以大礼特赐郭逵银绢、羊酒，以逵尝任同签书枢密院事故也。 朝奉郎孙览为右司员外郎。 诏：“应宰臣、执政之子孙，不能乞分祖父所置居第及坟地，若实穷乏，有司验实听分。” 又诏齐、庐、宿、常、虔、颍、同、怀州各置教授一员。以进士吴师仁为越州司户参军，充杭州州学教授；尹材为虢州司户参军，田述古为襄州司法参军，苏昞为邠州司户参军，并除教授。从近臣荐也。（吴师仁、尹材、田述古、苏昞四人，有所上书，可考。五年四月八日，孙固卒时事，合参照。王岩叟尝再有奏状，荐述古宜充博士。） 又诏：“枢密都副承旨遇引杂公事，并有合奏覆及传奏公事，虽非横行，许升殿侍立。” 枢密院言：“诸路探报夏国主秉常身死立嗣事不同，合行封册，要知的实。”诏令赵卨选募信实之人，厚与金帛，各令深入西界，采探立何人为嗣，母氏存亡，何人同管国事，审问的确以闻。其探人如有据，当议酌赏。（十四日范纯粹云云可考。） 陕西转运兼提举银铜坑冶铸钱司言：“虢州界坑冶户听得银货，除抽分外，余数并和买入官，费用不足。乞依旧抽纳二分，只和买四分，余尽给冶户货卖。”从之。 丁酉，礼部言：“南丹州莫世忍乞依莫洪皓例差人赴阙进奉，已许进奉，不令赴阙。今世忍再乞赴阙。”从之。 先是，左司谏王岩叟言：“臣伏以朝廷之弊，莫甚于容侥幸以养蠹，尚姑息以惠奸。不治其源而立法于下流，法愈烦而弊愈多，非计之得也。今天下皆曰侥幸之甚者，莫若三省之胥吏。岁累优秩，月享厚禄，日给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令得营卒，郊礼沾赐赉之恩，又许引有服亲入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以异，而曾不限年，得禄尤早，其为恩幸可谓厚矣。言其供职事，则一月之间或仅踰两旬，一日之间常不满半日，其为勤劳可谓薄矣。点检诸司文字差错，乃是职分当然，何至字字论功，日日计赏，或升名次，或减磨勘，或添料钱，或支银绢，以彼易此，有如己物。又每遇朝廷举动一事，曾行过一纸文书，则复妄叙劳能，别希恩泽。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亦要功以冒赏。推此一端，余皆可见。臣不知平居禄赐优厚，将焉用之，其为侥幸可谓甚矣。此盖前来宰执以姑息相承，养之至此。卖朝廷之恩以买誉，结左右之爱以固权，何尝以谨严纪纲为事，澄清根本为心哉？故议者以为庙堂之上，为天下百姓理会弊事则少，与省中吏人行遣滥恩则多。静而察之，非虚语也。伏望圣慈特赐敕厉执政大臣，裁抑侥幸以除蠹，杜绝姑息以戢奸。弃近例，禁换法，复讲治平以前条格循用之，庶可以肃百司而清四方。”诏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裁定以闻。 于是试给事中胡宗愈等言：“臣等按治平以前，诸房缘事陈乞件数不多，近年酬奨，乃有岁转官者。其他因事陈乞回授等，率多如请，比治平以前委是过厚。今将治平以前及熙宁后来条例看详，参酌到合行裁定事凡十有七条。”从之。（据刘安世五年四月劾都司拟时忱等恩例章云：“给、舍、左右司取会到治平已前及熙宁后来参酌合行裁损事件十有七条，今用之。”吕大防政目：此月七日，胡宗愈上减定三省人吏酬赏之法，盖即此十三日事也。） 戊戌，环庆路经略使范纯粹奏： 准诏：“诸路探报，自秉常身死，梁氏族人侵擅国事，遂致诸部酋豪往往不服，变乱交攻，日相屠害。虽不住据逐处奏报，终未见的确事情。缘自来体察贼中事宜，多是归顺人口通说，颇得真实。虑西界近上酋首因此变乱离析，各怀去就。或欲据元有州城自守，遥托朝廷应援；或欲率其部族直谋归汉，愿为近塞藩篱。若从而开纳，即虑展转生事，难保成功；若一切拒之，又虑反为他国所有，为患转甚。未审于当今边情合如何处置，致不失事机。令河东、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兰会路帅臣密切指挥沿边官吏，若有投来西人，如审验得委知贼中次第，即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与赏物，募人远探。所有西界首领，若谋归向中国，仰详前项所问，各以目今边情向去利害缕细详究，措置条画，实封入急递闻奏，亲自收掌，不得下司。”臣除已依朝命施行外，伏详诏旨所问，盖边防机事，而系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顾何足以语此！然臣蚤膺使任，久在边徼，采摭审料，粗若有得。 伏见陕西诸边，自元丰用兵之后，未即解严。乃者秉常失职，诸酋并奋，相与吞噬，未有宁日。方其自顾之不暇，尚能为中国患耶？在朝廷正宜安静不妄动，用观成败之变。今诏旨以谓近上酋首或欲据元有州城自守，遥托朝廷应援。夫羌人蚁聚乌散，盛衰无常，先王列于荒服之外，弃而不援，縻而弗绝。御戎之策，无以过此。今彼酋豪于变乱艰危之时，欲以内附为名，而请朝廷遥为应援，苟可而许之，臣不知一日急难有请，则朝廷将真应而援之乎？应援之举，名正而理胜乎？边兵之众，乐从而悦行乎？不为之援，则无乃害大信乎？凡此数者，皆不可不虑也。圣朝方以安静治天下，息兵止杀，重农务本，太平之迹始于今日，尚何此策之议哉？ 又诏旨以谓或欲率其部族直谋归汉，愿为藩篱。昔汉武帝时，降胡数万，仰给县官，天子出御府禁藏以赡之，后日之害，大不可救。是知边人为款附之名，则中国受劳弊之实也。今沿边诸路，自元丰以来，所纳降羌无虑二万口，而老稚无用者十有七八，增耗边廪，为害已大。其心之向背，盖未可知，故平日间有引而去者，则警急之际，安知其非谋也？然则降羌之无益于中国，亦已明矣。况彼之存亡兴衰，有未可知者，异时彼事既定，复有君长，必曰：“前日某部某族某人之亡归中国者，我国叛人也，奈何受之？我今请得之。”则朝廷将若为答乎？将若为处乎？岂不理屈而势沮乎？此又不可不虑也。 或谓彼既附我，奈何不受？何辞以却之？臣谓不然。彼之部酋，若有以梁氏之祸来告者，若请兵于朝者，若据地而愿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当使边臣谕之曰：“若主不幸，尔乃臣子，当尽死节之义，善为若主讨贼而已，尚何来告耶？何但欲脱身而内附耶？我之边兵方备他盗，不为尔捕寇也。”夫如是，则中国岂不甚尊，而名体岂不甚正乎？如此，则彼于异时必曰：“我变乱患祸之中，朝廷不弃我之不幸，而存我有德，接我有道，我尚得志而负之乎？”夫如是，则朝廷之义岂不甚胜，而彼之德我岂不甚重欤！ 又诏旨以谓若一切拒之，虑为他国所有。臣观边人之性，以种族为贵贱，故部酋之死，其后世之继袭者，虽雏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长之众。何哉？风俗使之然也。秉常父子有国绵久，国人归心焉。今诸路谍者之言，虽曰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国事，此特目今之势然耳。若得遂能灭李氏之宗而有其国，则臣未之信也。盖一国之众，岂无豪杰推李氏族子以主其国者乎？岂遂甘心为梁氏臣属乎？臣以谓借李氏遂有绝灭之祸，尚当争夺反复，屠戮相仍，旷日持久然后定也。夫困兽犹斗者，冀其或生也。彼有力者方互为争夺，各将以众自守，乘隙而奋，观衅而动，大必并小，强必吞弱，纵未能统一诸部，岂不能据一隅以自全，宁愿束手为他国臣乎？固知他国未能遽有者，断可识也。借有亡命避患而他附者，不过逋逃之余种耳，顾何足道哉？ 夫边人内相吞并者，中国之利也。若天佑圣世，遂死此羌，卒至离析，凡力等而势均者，各据土地自为一部，则于是时庶几有思附大国者矣。虽然，大河之南，横山之地必附于中国；大河之北，贺兰之封必附于契丹；酒泉、武威之地必牵于西域。盖势力远迩之异也。昔呼韩裂为五单于，匈奴分为南北庭，自是汉之边堠遂无匹马之踪。我之所利，正愿如此。故臣所谓在朝廷今日惟宜安静不妄动，用观成败之变者，盖此也。 中国者，礼义之所由出也。臣愿朝廷静占往鉴，处以礼义，参稽古昔，无蹈后患，深敕诸边将吏，使积粟养士，励兵戒严，从容无为，坐观其变。应夏国酋领及部族生口有欲归汉者，并依前降诏旨，一切约回，决无收受，以全中国尊大之体，以破边人反复之谋。如此，则诏旨所谓目今边情向去利害，臣愚妄意窃以为尽之矣。若夫一得一失、小利小权、私己害公、为国生事者，非臣所知也。伏惟圣慈深赐省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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