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八年六月

元丰八年六月(1)

　　六月癸亥朔，群臣临于福宁殿，诏再观大行皇帝画像于集英殿。以前像未肖故也。

　　甲子，诏给度僧牒百道，修相国寺塔。

　　乙丑，诏：梁从政改遥郡防御使，吴靖方改遥郡团练使，并特与见寄官请给，仍自寄官日为始。

　　又诏水磨、茶场隶太府寺，仍属户部右曹。（九月四日诏，元祐元年闰二月二十八日罢。）

　　丙寅，罢府界、三路保甲不许投军及充弓箭手指挥。（四月二十二日乙酉。当考。）

　　开封府推官胡及罢。坐漏言所勘吴㞦公事故也。（政目四月事。二十四日复官。）

　　丁卯，赐故左仆射王珪寿昌坊官第，神道碑额曰“懿文”，遗表恩泽十人。诏给事中陆佃监护葬事。（赐宅一百七十八间。御集在五月二十日，今从实录。政目云：诏葬王珪依韩琦例。）

　　己巳，录故左侍禁郝仲通弟仲连、侄祥并为三班借职。以仲通死事也。

　　左正议大夫致仕李及之卒。

　　庚午，诏：“兴龙节，诸处合试童行拨放，并依旧例。坤成节，以大行皇帝梓宫在殡，惟开封府度僧道，比兴龙节减三之二。仍禁屠、决大辟罪。余依元丰令。”

　　诏：扬王男右武卫将军孝骞为端州刺史，第四男赐名孝锡，为右骁卫大将军，领成州刺史。荆王男右武卫大将军孝诒为宁州刺史，孝参为和州刺史，孝奕为庆州刺史，孝骘为荣州刺史，第七男赐名孝忱，为右骁卫大将军，领秀州刺史，第八男赐名孝颖，为右骁卫大将军，领英州刺史，第九男赐名孝愿，为骁卫大将军，领通州刺史。

　　诏河东州、军人户见欠和籴粮草，自三月六日赦书到日，元丰七年已前所欠，并与除放。（吕惠卿家传有惠卿所上疏可考，已附元祐二年五月四日。）

　　礼部言：“太皇太后生辰，欲令详定编修诸司敕式所定所奉物，各于旧令式外增一倍，其花朶各增十二。皇太妃生日并节序物色，亦合如皇后例。”从之。

　　诏赐楚州孝子徐积绢三十匹，米三十石。积，治平二年擢进士第。三岁丧父，求之甚哀。事母孝笃，母终，居丧尽礼，庐墓侧十余年，晨昏奉几筵，如事生。每岁甘露降于坟域必逾月，木为连理。守臣迎入学，甘露又降其直舍。乡闾化之。州具以闻，故有是赐。

　　癸酉，尚书省言，乞自今大理寺于推断应奏及上尚书省者，更不先申本曹。从之。

　　甲戌，诏：“皇太后出入仪卫，依治平四年四月内参定。皇太后所乘舆，上设行龙六。皇太妃出入，乘檐子。”（绍圣元年十月六日云云。）

　　环庆路经略司奏：“肃远寨蕃官左侍禁巡检慕化、环庆路第二将部将戴宗荣，差人探得西界减痝井人马欲来作过，同率一百余人，要路等截斗敌，斩获四十余级。”诏慕化、戴宗荣各迁一官。（密记十二日事。）

　　同提举经度制置牧马事、枢密副都承旨曹诵奏：“伏见朝廷用崇仪副使温从吉法，创置孳生马监，迨今二年，得驹数少，而马之死损、转送愈多，虑合更加讨论。乞诏御史台兵察官，取索自置监已来文字，会校利害，限半月以闻。”（密记六月十二日事，八月二十六日行遣。）

　　殿中侍御史黄降言：“访闻京西转运副使沈希颜，资性苛刻，老而弥甚。京西民力素薄，希颜到任，惟务刻剥，多求羡余，妄冀朝廷缘此进用。邓州淅川县春夫，自来科纳雇钱，更不起发。去岁，希颜科拨令去县界，民间雇钱，有一倍之费。希颜非法聚敛，一路受弊，推此可见。兼访闻希颜奏盐法自推行已来，计算官自般运，其费广于客旅。又于官本之外，出二分息，出卖民间，盐价比旧增贵，而般运不继，或至阙绝，西京车户复有差雇之扰，于民未便。亦乞别委本路官司体量措置，所贵经久可行。”诏令沈希颜分析闻奏。降又言：“希颜称：‘到任一年所入，比之前官一年之数，共增八十二万余贯。’臣昨尝具希颜非法事状，已准朝旨，令希颜分析。邓州淅川县春夫事，又令每夫纳雇钱五贯五百文，共计五万余贯，即自不合入本司年计比较，未审所奏八十余万之数虚实，欲乞详酌，令希颜一就分析。”诏令希颜一就分析闻奏。（政目六月十二日，黄降言沈希颜聚敛掊克，诏希颜分析。元祐密疏有降元奏，今附入。政目七月二十八日又差官体量。）

　　朝请大夫、天章阁待制致仕孙坦卒。

　　乙亥，诏延安郡王合牌印留内中，旌节择日移置天章阁。

　　丙子，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诏劳问。维奏：

　　治天下之道，不必过求高远，止在审人情而已。识人情不难，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见矣。大凡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劳困则思息，郁塞则思通。陛下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人富矣。常以爱人为心，则人乐矣。役事之有妨农务者去之，则劳困息矣。法禁之无益治道者蠲之，则郁塞通矣。推此而广之，尽诚心而行之，则神孙观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圣德贤士，闻陛下之风，不烦谕而争宣忠力矣。何忧军民不欣戴，社稷不安固乎？臣世受国恩，兄弟并列显近，陛下虽不宣谕，犹思裨补，况亲奉圣训哉！

　　又奏：

　　臣窃闻陛下浚发德音，斥宋用臣等出就外省，罢其所领职事；黜吴居厚使离本道，责以掊克扰民。中外喧传，晓然知陛下忧国爱民之深意，莫不欣悦相贺。臣虽在哀戚之中，不觉失声欢呼。然臣尚有愚恳，不敢不尽以上闻。臣窃恐议者以嗣君新即位，且当循守父道，三年无改，此大不然。伏惟太皇太后，于大行皇帝为母仪，于今上皇帝有祖母之尊，此时称制临政，盖为社稷大计，事有不便，弛以利民，考古相时，理无不可。臣以为万一有敢为此论上惑天听者，若非奸人沮害圣政，即是俗儒不识时变，愿陛下切勿听之。

　　臣近去都下日，尝具奏陈陛下，探盗贼所起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何则？农民以稼穑为生，使之出钱市马，已非其愿，又守护灌饲，素昧其方，万一死损，复更偿买，昔时一马直钱三二十千者，今贵至百千矣，农民如此，未有已时，愁叹之声，闻于道路。近岁保甲以筑垣为场，号为团教，一丁在官训练，更须一丁供馈饮食，家阙耕作，身受劳苦，不无怨怼。夫使失业怨怼之人，操兵器习为击刺之事，岂非可虑？近者又闻京西保马，颇为群盗掠取，换易乘骑，如其外厩。河北保甲，渐亦作过，凌暴良民，州县几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缓也。且臣非谓国马遂不可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民兵遂可不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胜天时，可不务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留圣虑，详酌施行。

　　又言：

　　先帝为此，盖是忧边预虑，原非好事，然至今日，方见此数弊。老臣之愚，不识忌讳，切于爱君忧国，遂至喋喋，惟圣慈少宽而深亮其诚。（四月八日，吴居厚责知庐州。五月二日，梁从吉代宋用臣领皇城。五月三日，榜朝堂。六月二十五日，下诏求言。）

　　又奏：

　　臣近者伏睹传录到朝堂所出榜文，开示大信，招来群言，皆前代帝王之高致而方今朝廷之急务，天下幸甚！

　　然臣尚有疑者，“若乃阴有所怀”至“不得已也”七十五字，恐非元谕圣旨之本意，似增饰而为之者。何则？前云“至于拂心逆耳，犹将欣然容而不拒”，又以爵赏劝之。后所云则异于此矣，又以黜罚惧之。且机事之重，何害密言？已行之令，容有未知。朝廷之意苟善，何恶其观望？流俗之言必浅，自可以勿听。藉使有犯此四禁者，亦未至拂心逆耳，犹在欣然容之之列，岂可便行黜罚？若此言出于陛下，则是诏文前后自相违戾，疑误观者。若出于臣下议论，则是违异圣意，巧为辞说，以惧来者，阴成其邪志也。

　　古之求言者，必曰“毋有所讳”，又曰“毋悼后患”，今则多设防禁，又以黜罚惧之，是使人有所讳而悼后患也。古之为民者，宣之使言，下至道路刍荛，亦见收采。今则出榜止于朝堂，降诏不及诸道，既乖古义，亦非旧体。恐非所以推广圣德，普及于遐远，开辟言路，不间于幽侧也。此事若不改正，臣深恐自今圣聪渐成壅蔽！

　　臣在先帝朝，尝奉圣旨，以旱灾撰诏，省躬求直言。诏下之日，都人欢悦，甘雨亦降。不数日，奸人希宰相意，上惑圣聪，别作一诏，盖掩前诏之美，庇护新法之失。人情疑惧，遂不敢言，前诏但成虚文而已。今榜后之意，颇亦类之。此事于国体不小，伏望陛下深察此弊而痛绝其端，特作圣意批降指挥，令刊去此七十五字，只以榜前所云，别撰诏文，遍颁天下。使万方之人豁然知圣人乐善好谏之心，披云雾而睹青天白日，岂不快哉！岂不大哉！

　　于是起知陈州，未行，召赴阙，遂留经筵兼侍读。（乃七月十二日，今并书。）

　　是日，司马光言：

　　臣伏见皇帝陛下初临大宝，太皇太后陛下同断万机，侧身虚己，渴于求谏，于五月三日特下诏书，大开言路，此诚明主之先务，太平之本原也。窃见中间一节，天下见者，未达圣心，咸以为朝廷虽名求谏，实恶人论事，豫设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是以盘旋犹豫，未敢尽言。如此，则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通，上下否闭，万事乖失。

　　又前来诏书止榜朝堂，所询不广，见者甚少。臣愚欲望圣慈下学士院别草诏书，除去中间一节，务在勤求谠言，使之尽忠竭诚，无有所讳。仍乞遍颁天下，在京，于尚书省前及马行街出榜；在外，诸州、府、军、监各于要闹处晓示。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言事。在京则于登闻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府、军、监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闻奏，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家业人，虑有奸诈，即令本州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实封奏状进入至内中，伏望陛下以万机之暇，略赐省览。其所论至当者，当用其言而显其身；其是非相半者，舍短取长；其言无可采，事不可行者，亦当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则下情无不通，嘉言罔攸伏，聪明周四达，海内如指掌矣。或虑奏状繁多，难以亲览，即乞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详，择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备规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从之。（光自注云：“六月十四日上札子，十八日进呈依奏。二十五日乃下诏。”）

　　户部言：“自奉行新制后，省、曹、寺、监吏禄，通为一色，不分旧请新添，无以会见新法增添合还之数。兼吏员并次第权入，即比旧不能加。”诏以元丰三年钱数为额，仍自六年为始，依元条拨还。

　　丁丑，承议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颢卒。颢尝论熙宁初张戬争新法不可行，遂以语触王安石，因曰：“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当时自媿不能以诚感寤上心，遂成今日之祸。吾党当与安石等分其罪也。”颢深有意经济，方召用，遽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文彦博采众议，题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戊寅，新知永兴军邓绾知邓州，新知青州刘庠依旧知永兴军。（绾、庠两易，在五月戊午。）

　　奉议郎、知定州安喜县事王岩叟为监察御史。岩叟，荀龙子也。

　　诏延福宫使、武信军留后、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差充永兴军路副都总管。宪以疾乞罢故也。（此必有言者也。三月一日，宪追入内副都知，武信军留后、应熙河兰会路差遣并依旧。今乃责永兴副总管也。）

　　己卯，朝请郎、同提举永兴、秦凤等路保甲胡宗回言，已获军贼王冲。诏以宗回为朝奉大夫、供备库副使，权鄜延路第一副将李浦为左藏库副使，弓箭手贺英为右侍禁，刘遇为三班借职，浦、英、遇仍给赐银帛，及兵级、保甲、弓箭手等赐钱有差。（四月二十四日，浦、冲、宗回等迁官，政目在十月十六日。）

　　辛巳，荆湖南路安抚钤辖转运司言：奉诏于邵州莳竹县石驿地名临口建寨，已讫功，乞赐名临口。从之。（玉牒系之辛未，误也。）

　　癸未，诏户部提辖拘催市易钱物，准赦除放息钱外，其合纳本钱，特与展限三年。

　　是日，吕公著入见，太皇太后遣中使赐食。公著上奏曰：

　　臣伏睹皇帝陛下绍履尊极，方逾数月，临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劳庶政，保佑圣躬，德泽流行，已及天下。臣远从外服，召至左右，窃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讲求修德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后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于大治。是用罄竭愚诚，考论圣道，概举十事，仰赞聪明。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皆随事解释，粗成条贯，不为繁辞，以便观览。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采，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顾省，庶于圣德少助万一。其畏天曰：

　　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盖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悫，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汤、文、武以畏天而兴，桀、纣、幽、厉以慢神而亡，如影随行，罔有差忒。然自两汉以来，言天道者多为曲说，附会世事，间有天地变异，日月灾眚，时君方恐惧修省，欲侧身修道，而左右之臣乃引经据传，或指外事为致灾之由，或陈虚文为消变之术，使主意怠于应天，此不忠之甚者也。诗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然则有天下者，固当饬己正事，不敢戏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后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际，焉可忽哉？其爱民曰：恤我则后，虐我则雠。人君既即尊位，则为民之父母，万方百姓，皆为己子。父固不可以不爱子，君固不可以不爱民。若布德施恩，从民所欲，则民必欣戴不已。欣戴不已，则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财，不忧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劳，好战不休，烦刑以逞，则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则国从而危。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然自古人君临朝听政，皆以赤子为忧，一旦用兵，则不复以生灵为念。此盖献策之臣，设奸言以导上意，以开边拓境为大功，以暂劳永逸为至计，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寤也。夫用兵不息，少壮从军旅，老弱疲转饷，伏尸流血，而胜负得失犹未可知也。民劳则国先敝，夫何以为功？兵兴则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献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宠，罔上而营私耳，岂国家之利哉？其修身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齐国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诚意为本。其心正，则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诚，则天地神明，皆可感动。不诚则民不信，不正则令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虽小恶不可不去。然人君进德修业，实系乎左右前后。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不能无不正，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其讲学曰：王者继祖宗之业，居亿兆之上，礼乐征伐之所自出，四方万里之所视效。智足以穷天下之理，则谗说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则政令无不行。自非隆儒亲学，何以臻兹？然天子之学，与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取科级耳！非人主之所当学也。人主之所当学者，观古圣人之所用心，论历代帝王所以兴亡治乱之迹，求立政之要，讲爱民利物之术，自然日就月将，德及天下。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又曰：“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故傅说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汉之晁错，以为人主不可不学术数。错之意，欲人主用机权巧谲，以参制群下。而景帝用之，数年之间，汉罹七国之祸，而错受东市之诛。盖其所主者，不出于诚信而已。由是观之，择术不可不谨也。其任贤曰：

　　昔成王初莅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诗以戒之，言求贤用吉士。盖为治之要，在乎任贤使能。能者不必贤，故可使；贤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贤可任以长民，大贤可与之谋国。若夫言必顾国家之利而行足以服众人之心，夷险一节而终始可任者，非大贤则不能也。人君虽有好贤之心而贤人犹或难进者，盖君子志在于道，小人志在于利。志在于道，则不为苟合；志在于利，则惟求苟得。忠言正论，多咈于上意；而佞辞邪说，专媚于君心。故君子常难进，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虽无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恶乱，然而治君少而乱国多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人主诚存此心以观臣下之情，则贤不肖可得而知矣。其纳谏曰：

　　昔书称成汤之德曰：“从谏弗咈”，“改过不吝”。汤，圣君也。不曰无过而曰改过者，言能舍己而从谏，则不害其为圣也。及纣为天子，强足以拒谏，智足以饰非。纣非无才智也，然身灭国亡而天下之恶皆归之者，言其愎谏自用，才智适足为害也。前代帝王无不以纳谏而兴，拒谏而亡，著在史册，一一可考。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贵则骄心易生，富则侈心易动，一日万机，则不能无失，固当开道而求谏，和颜而受之。其言可用，则用其言而显其身；言不可用，则恕其罪以来谏者。夫纳忠好谏之臣，初若逆耳可恶，然其意在于爱君而忧国；谄佞阿谀之士，始若顺意可喜，然其情止于媚上而徼宠。人君诚能察此，则事无过举，身享美名。故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其薄敛曰：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人君恭俭节用，取于民有制，则民力宽裕，衣食滋殖，自然乐输租赋，以给公上。若暴征峻敛，侵夺民利，物力已屈，而驱以刑辟，势必流转沟壑，散为盗贼。为人上者，将何利于此哉？故善言治道者，尤恶聚敛之臣。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前代帝王或耽于声色，或盘于游畋，或好治宫室，或快心攻战，于是小人乘间而肆其邪谋，为之敛财以佐其横费。世主不悟，以为有利于国，而不知其终为害也。赏其纳忠于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当怨，而不知其怨归于上也。昔鹿台之财，巨桥之粟，商纣聚之以丧国，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观之，人主之所当务者，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其省刑曰：夫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汉高祖去秦苛暴，约法三章，以顺民心，遂定王业。孝文循之以清静，而几致刑措。然则为治之要，果在于省刑，而不在于烦刑也。况人主之于刑狱，其势不能亲临，则必委之于臣下。故峻推鞫，则权在于狱吏；广侦伺，则权在于小人；肆刑戮，则权在于强臣；通请谒，则权在于近习。自古奸臣将欲诛锄善人，自专威柄，必数起大狱，以摇人心。何则？狱犴之间，其情难知，锻炼周内，一系于吏。及夫奏成狱具，则虽有冤抑，人主何从而察哉？然则欲奸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还，有天下者数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无事，不见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异前世者，直以诛戮之刑，内不施于骨肉，外不及于士大夫，至于下民之罪，一决于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复措意轻重于其间。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气，而致无穷之福。祖宗所以消恶运、遏乱原者，呜呼，远哉！虽甚盛德，无以加矣！其去奢曰：昔夏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而为三王祖。汉文帝即位，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而天下断狱四百，几致刑措。然则勤俭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四方百物所以奉养于上者，盖亦备矣。然而享国之日寖久，耳目之所御者习以为常，入无法家舱士，出无敌国外患，则不期于侈而侈心自生，佞谀之臣又从而导之，于是穷奢极侈，无不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荡上心者，杀无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养之具，而以供人主无穷之欲，致人主于丧德损寿之地，而以邀己一时之荣，虽诛戮而不赦，固未足以当其罪也。昔纣为象箸而箕子谏，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为过侈也，然箕子以为象箸不已，必金为之，金又不已，必玉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渐也。至汉公孙弘相武帝，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当是时，帝方外伐四夷，内治宫室，为千门万户，由是天下户口减半，盗贼蜂起，而弘犹病其不广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诚能不以箕子之言为太过，而察见公孙弘之大佞，则夏禹、汉文之德，不难及已。其无逸曰：昔周公作无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惧，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宁，享国五十有九年。厥后立王，生则逸，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呜呼！非爱君忧国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继自今嗣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商王受之迷乱，沈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盖人君初务纵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谏，至乎淫刑乱罚，以杜言者之口，然后流连忘反，不闻其过而终至于灭亡。故曰无逸之书，后王之元龟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为相，手写无逸图设于帝座，明皇勤于政事，遂至开元之治。其后宋璟死，所献图亦敝而撤去，明皇遂怠于政，亲见天宝之乱。由是观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君诚能谨终如始，不敢逸豫，则德有尧舜之名，体有乔松之寿，岂不美哉！又臣闻孟子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虽学术褊浅，惟是前代圣帝明王所以政治之迹，可以为法，与夫暴君暗主所以兆乱之道，可以为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无忽，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是日，同上奏曰：

　　臣闻古者天子听政，命百官进箴王阙，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然后事行不悖。故孔子曰：“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唐太宗以高世之姿，亲安大业，然能克己从谏，以致太平。贞观初，孙伏伽始谏，太宗悦而赏之。有言赏太厚者，答曰：“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特赏之耳。”他日，尝怒苑西监，而皇太子骤谏，太宗喜曰：“朕始得魏征朝夕进谏，征亡而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继之，儿在膝前，见吾悦谏熟矣。”故太宗始以纳谏致治，而又以悦谏教其子孙，宜乎功烈甚高而百王鲜及也。然至其裔孙德宗，恶谏诤之臣，以为卖直取名，当时北省闭闼累月，南台惟一御史，不闻其过，终致乱亡。由是观之，好谏者帝王之高致，可不务哉？

　　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自亲庶政，盛德日新；皇帝陛下，临朝恭默，未有过事。然而天下至大，万务至广，方始初清明之际，正是求言纳谏之时。况先帝新定官制，设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之官，其员数甚备。伏乞申敕辅弼，选忠厚骨鲠之臣，正直敢言之士，徧置左右，使掌谏诤，无空要职，益广言路。又御史之官，号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来，专举六察故事，废国家治乱之大计，察案司簿领之细过，况唐制湮没已久，别无分明稽据，臣在枢府日，尝见先帝颇已厌其烦碎，特以近臣献言，聊试其法耳！伏乞尽罢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诏谏官、御史，并须直言无讳，规主上之过失，举时政之疵谬，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言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废言；令或未便，不为已行而惮改。所言无取，姑亦容之，以示明盛之世，终不以言罪人。若缄默选懦，畏避不言者，明正其罚。如此，则左右前后不能壅蔽，嘉言罔伏，庶绩咸熙，天下幸甚！

　　丙戌，右司谏蹇序辰为司封员外郎。（序辰罢言职必有故，当考详，增入七月二日序辰云云。）

　　赐交趾郡王李乾德诏曰：“省所上表，陈乞勿阳、勿恶等峒疆土事，具悉。卿向在先帝朝叙述疆事，屡降诏谕，本末甚明。特徇所求，已从割赐。忽览奏牍，尚有指陈。朕初缵承，动循前烈，命既素定，义难改从。宜懋忠嘉，一遵先诏。”以乾德献书，乞移敕内所赐勿阳、勿恶等峒，枢密院言，宜降诏申述先朝诏旨，令乾德遵依故也。

　　诏三省、枢密院官，如遇选拜，东西府居更不迁移。

　　诏开封府推官胡及依旧供职。以开封府勘吴㞦添撰传写有实，而及止以勘鞫不密故也。（胡及罢在六月四日，吴㞦事不详，当考。元祐元年正月丁未，及送吏部。）

　　诏内臣甘承立，押赴湖北提刑司取勘。（此据政目六月二十四日事。明年三月二十五日除名配韶州。四月末，安惇劾承立。）

　　枢密院言：“夏国已遣使诣阙陈慰，虑诸路谓西人通贡，遂弛边备，已降指挥，令陕西、河东逐路经略司、制置司，严诫边臣，常如寇至为守备。近据河东、泾原、熙河兰会经略司奏，透漏西贼，至汉界杀害吏民，显失守御。”诏令河东、泾原、熙河兰会路经略司，丁宁诫约缘边当职将官，远布斥堠及探伺西贼动静，过为之备。如更至透漏，重行黜责。

　　又言：“访闻近日府界、三路团教保甲，多因正长骚扰，或巡教官指挥苛虐，致小人凶暴，凌犯抵法。逐处提举官多务姑息，不喜州、县公行，致官吏畏避，不敢举发，监司观望，不为按劾，含养奸凶，深为未便。欲令府界、三路安抚、监司、高举保甲司及州、县常切觉察，按劾施行，如违，重行黜责。”从之。（密记六月二十四日。）

　　知河南府韩绛言：“山陵役兵病死，方盛暑之际，臣权宜与免检覆。然辄违诏条，自劾以闻。”工部言人命所系，恐致欺弊。诏特依绛所奏，仍放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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