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九年十二月

熙宁九年十二月(1)

　　十二月癸未朔，命知制诰熊本与都水监、河北转运司官同相视疏浚汴河及卫州运河利害以闻。先是，大名府河每岁夏水涨，则自许家港溢出，及秋水落，还复故道，皆在大堤之内。范子渊既用浚川杷开直河受赏，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复欲求功，乃令指使讽诸埽申大名府云：“今岁河七分入许家港，三分入故道，恐河势遂移，乞牒浚川司用杷疏治。”府司从之。会岁旱，港水所浸田不过万顷，子渊用杷不及一月而罢，时熙宁八年也。其明年，子渊自言，去岁大河几移，赖浚川杷得复故道，出民田数万顷，其督役官吏，乞加酬奨。事下都水监，监司请优与酬奨，如子渊所乞。

　　始，王安石极称浚川杷可用，故力主子渊。或言子渊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杷疏治，各置历书，其课曰：某日于某埽浚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实水深则杷不能及底，虚曳去来，木浅则齿碍沙泥，曳之不动，卒乃反齿向上而曳之。所书之课，悉妄撰不可考验也。故天下皆指浚川杷为儿戏。既久，安石亦颇闻之，及都水保奏子渊酬奨，安石遂不信，更下河北转运、安抚司保奏。此据司马记闻。九年九月三日实录，但有遣官覆验浚河指挥，不见下两司保明功状。按：时政记十月十四日，文彦博言不肯雷同保明，即安抚司也。实录既不书，又不见转运司曾无保明。又记闻所称安石下河北帅、漕保明。已而安石罢相，于是彦博云云。按：时政记彦博云云在十月十四日，安石罢相在十月二十三日，记闻误也，今削去六字。于是文彦博言子渊欺罔，乞行覆验。诏诘子渊，子渊言：“自熙宁六年置浚河司，将前三年比较用杷功利，共省诸埽物料计钱三十九万缗，及减差夫六百六十九万。”诘子渊在十月丁酉，但不载子渊云云，今别出之。上乃使蒲宗孟等于汴河用杷，试其事。宗孟等事，在十月二十八日。又遣本等往河北究实。彦博又言，卫州开旧沙河入御河行运，众皆知其有害无利，亦乞委官相视。而都水监言，运河乞置双鰯，倒放舟船实便，与彦博所言皆不同，故并以命本。彦博言卫州开河二奏，具十月末。八月壬子，九月丙辰、丙寅，十月丁酉，十一月癸未朔，十年五月庚午，合参考。元丰元年正月己巳所书彦博奏或可增入，不必具载，恐其散落，姑附注此。彦博言：“安抚司准都水监牒，保明范子渊乞酬奨浚川功效。寻点检所取到逐州县地分河水涨溢，及后来减退事状，即与范子渊所奏稍异，难议雷同保明，已别具本司奏讫。臣详浚川司所浚河事始末，尽在水底，深浅固难详验，又只凭本司并所辖河埽使臣及都大提举官供析保明。至于所属州县，亦望风畏惮，不敢异议。欲乞今后浚川司所浚河道，别差不干碍公正敢言臣僚，覆行定验，所贵不误朝廷行赏。范子渊所奏去年浚川退出分数地土，今年夏末又却多渰浸了。其去年用杷疏浚，退出地少，今年不曾用杷，却退出地多，显是自因秋深河水减退，故本司不敢雷同保明。况浚川司所置官属颇多，占破人船不少，别司官心知利害，率不敢言，言之必以为阻害功利，故且缄默。人情如此，恐非朝廷之福。臣今因都水监牒要保明，方敢依实公言，伏乞朝廷详察。”又言：“臣昨奉朝旨，令保明浚川司疏浚过河事，寻取责逐地分州县的实事状，并皆不同。及为疏浚过处，其河水去年却依旧泛溢，淹浸民田，兼次年不曾用杷，后亦水退，即河水长落，决不由杷之疏浚。虽濒河至愚之人，悉皆晓知。所以臣不敢雷同保明，及为卫州创开运河不便，亦具奏闻。缘此事理备见，水官不识，枉费财力，兼多是狂妄希赏，只如所开运河，云有五利，其一曰纲运出汴对过沙河，免涉大河风涛之险。且汴口在河阳界内，沙河口在卫州王供埽下，自出汴口，由黄河下水，相去尚近百里，岂是出汴对过。沙河口在卫州西南，德、博在大名东北，上下相去辽远，即与沙河水陆道路都不相干，不知因何免得数百里大河之险。只图朝廷信听，遂兴力役，乞朝廷诘问都水监官，即见虚实。犹恐饰诈，即乞将都水监官所陈事状付臣，容臣子细开析闻奏。臣自再到大名，有都水监官轻妄擘画河事甚多，如欲决黄河大小吴埽地，放水淤田，及欲于嵬固下埽开直河，并放清水。如此等事，犹赖定夺官力议罢之，不尔，即为害不细。臣所以乞审择水官，望朝廷垂察。”

　　诏自今市易务上界官吏岁比较酬奨，其提举官依旧二年一取旨，麻苘、竹篾之类更不买。

　　甲申，诏权三司使沈括、知制诰熊本详定重修编敕。重修编敕所言：“勘会熙宁编敕昨来编修之时，系两制以上官详定，宰相提举。本所昨奉朝旨重行编修，今来虽有次第，窃虑不曾经近上官详定，将来颁行，于体未便。伏乞依例差官详定。”故有是诏。此据中书时政记，元丰七年三月六日书成。

　　乙酉，宝文阁待制常秩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许于颍州居住，从所请也。

　　成都府学教授、试国子四门助教杨韶送流内铨，注判、司、主簿或尉。茂州蕃部作过，韶募勇敢士人从军，及招蕃部有劳故也。

　　丙戌，安南招讨司言，广源州伪观察使刘纪率家属并峒长降。诏：“刘纪如因大兵压境，不得己出降，并家属护送赴阙。”

　　始，赵卨与郭逵言：“交贼怵于李尚吉、李继元之谋，故叛。乾德及其母，今皆怨此两人，而以国听阮洙，洙每有怀服之意，刘纪据广源州，申景福据甲峒，皆拥强兵顾望。横山寨监押成卓故与洙、景福相好，欲使卓赍敕牓入贼招纳。”逵不从，大军驻思明州，先遣燕达将兵由太平寨入广源州，纪拒战，达破之。纪初欲降而犹豫未决，逵移檄谕诸洞，声言纪数以状自陈，决背交贼归我，约以三日出降，果如期而至。逵收众五千余人，又得省民被略者三千人。范祖禹墓志云：“逵次思明州。逵以谓广源州咽吭之地，兵甲精锐，不先取之，则有腹背之患。伪观察使刘纪为贼谋主，不禽纪则军声不振，遣燕达往，一战克之，拔其城，纪出降。”

　　诏司农寺置丞四员，内一员通治三局，余三员并增主簿三员分治三局。罢勾当公事官。从判司农寺熊本请也。本以勾当公事官所至辄用喜怒，故奏罢之。

　　判江宁府王安石奏乞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充常住，为其父母及子雱营办功德。从之。此据时政纪十二月四日事，特存此，可见安石晚益缪也。

　　戊子，上批：“高丽僧三人，见寓杭州天竺寺，可令钤辖司差指使一名，乘驿引伴赴阙。”

　　己丑，以皇第六子生，遣魏国公宗谔告于太庙，又遣官告天地、社稷、诸陵，以太牢报祀高禖。十年十月庚子，实录书永国公俊卒。俊，第三子；佣，哲宗，第六子。不应第三子尚无恙，第六子生，遂以元子之礼告天地，恐年月有误，当考。

　　庚寅，河东经略司上管勾机宜文字、殿中丞赵咸根括打量代州界禁地顷亩数。诏除给起移弓箭手外，余皆招置弓箭手。御集七月二十八日差赵咸机宜。

　　判司农寺熊本言：“蒙朝旨令张谔并送详定盐法文字付臣。伏缘所修盐法，事干江淮八路，凡取会照应盐课增亏赏罚之类，系属三司。窃虑移文往复，致有稽滞，兼昨权三司使沈括曾往淮、浙体量安抚措置盐事，乞就令括与臣同共详定。”从之。此据会要十二月八日事增入。

　　真宗贵妃沈氏薨，诏许就殡其家，明日车驾奠之，辍视朝三日，谥昭静。太皇太后、皇太后为发哀成服。

　　辛卯，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安焘代吕嘉问详定闲宂文字。

　　东京西路转运司乞发钱五十万缗籴军粮。诏赐坊场钱五万缗、监主簿告、斋郎牒、州助教敕，总三十三，为钱五万缗。

　　癸巳，安南招讨司言广源古农八细峒头首侬士忠、卢豹等乞降。诏内有尝归明反复之人，令招讨司选使臣押赴阙。

　　是日，郭逵等举兵出界，贼屯决里隘，逵遣张世矩攻之。贼以象拒战，逵使强弩射之，以巨刀斩象鼻，象却走，自践其军，大兵乘之，贼溃去，乘胜拔机榔县，别将曲珍又攻拔门州，溪峒悉降。十二月十一日出界据会要，余据郭逵墓铭及本传。

　　赵卨初与逵议，以为隃度不如亲见，欲先驰至桂州，乘兵形未动，先抚集两江峒丁，择拳勇，啖以利，使招徕携贰，隳其腹心，然后以大兵继之，则覆巢荡穴，为力甚易。与宿师瘴野，翫寇养贼，智相万也。逵不听，留思明州凭祥峒，踰七旬乃发。此据赵卨墓志。留思明州七旬，与郭逵传不同，当考。范祖禹志逵墓云：“朝廷初降敕，牓谕溪洞，逵以蛮夷不知文告之辞，乃直陈八事，请散牓郡县溪洞，门州贼将黄金满、岑庆宾来降。”据御集五月十九日湖北漕孙构奏，门州黄金满等欲归顺。又日录八月十七日，有说谕黄金满事，恐黄金满来降，必在八月或九月间。然实录无黄金满事，但于十二月十二日书广源古农八细峒头首侬士忠、卢豹乞降，或黄金满等即在其间。墓志既称黄金满来降，又称攻拔门州，岂有既来降，而又攻拔之理，恐黄金满但遣人通欵，不曾身到军前。据今郭逵家所录征南一宗文字，亦可证黄金满但乞降耳，非来降也。又按十年四月二十八日赵卨云，黄金满导苗履过富良江。然则攻拔门州，黄金满始降，志亦非误。

　　高阳关路走马承受王延庆言北人赈济两属户。上批：“北人忽尔逾常，赈恤两属之民，意必别有所在，可严责雄州及缘边安抚司，委剌事人钩测其端以闻。”

　　甲午，上批：“闻德州界强盗数十发，沧州界有军贼号康太保者，结集逋逃近百余人，往来京东、河北将一年，劫略财物，决刺良民子弟为兵，村保畏惧绚害，不敢告官。虑更纠合人众，令监司、安抚司具析不申奏因依，仍选募兵分路追讨。”

　　屯田员外郎、权知邵州赵杨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事。六月八日蔡晔云云，与此相关。

　　诏京东西新置诸马军，每指挥选少壮轻捷四十人，押队使臣一员，就教场早暮教习，人日给钱三十。

　　上批：“诸路提举管勾常平官，自来未有明降著令画一职守，致辖下管司不知适从。凡有举动，辄与转运司一例申禀，或非本管职事，越次受理。亦有闻奏者，上下劳弊。宜参详前后指挥以闻。”于是诏：“常平钱谷、庄产、户绝田土、保甲、义勇、农田水利、差役、坊场、河渡，委提举司专管勾；转运使副、判官兼领。其河渠，非为农田兴修者，依旧属提点刑狱司。”

　　权御史中丞邓润甫言：“河北、京东、福建等路盗贼窃发甚众，往往杀戮人民，焚荡庐舍，甚者至于劫束官吏，攻略县镇，诏书督捕，连年不能讨。虽以累岁荒旱，谷价翔贵，而无赖小人得以连结党与，猖狂恣行，然亦由诸县弓手衰弱不振，不足以制盗。臣伏见旧制，弓手大县百四十人，其次百人，少者不减七八十人，名为一人充役，然遇捕督强寇，则余夫尽起。乡党亲戚既为之耳目伺察，而人徒之众，气势之倍，又足以制胜。荷戈转斗，奋不顾难，何也？以门户徭役所在故也。如此，故郡县之间盗发辄得，国家所以太平，百年内外无患。人安故乡而不敢轻去者，以制盗有此也。今自河北等五路诸县弓手，多者三十人，其次二十人，又其次十五人，则气势之衰弱不振已可知矣。其余上番保甲、义勇，又半月一易，彼怀区区苟且之心，徼幸旬日罢去，而欲使之与狂寇争一旦之命，其理固已难矣。若其他路分，裁减弓手亦有过多处，臣恐盗贼滋长，未能扑灭。夫为国家计，当防微杜渐，不可以忽。昔汉孝武时，县官多故，兵旱相乘，民起为盗，惟其不稍禁，遂至于依阻山泽，吏不能禽，浸淫日广，战斗死亡不可胜数，而绣衣直指之属出矣，则制盗少术不以渐也。臣欲乞下诸路监司，量县之大小，盗贼疏数，增募弓手，使之势足以胜盗，而盗有畏惮，则四方之民蒙被德泽矣。”送司农寺相度以闻。

　　诏昭宣使、入内押班李宪乘驿计议秦凤、熙河路经略司措置边事。以洮东安抚司言，鬼章领兵入斯纳家地，未知营寨所在故也。翌日诏：“宪至，军前一应将官等，并听宪指挥。”十九日言者论奏。

　　诏川南夔州路转运司，元应募往安南减下义军，其借过今年青苗贷粮，展限一季；其往茂州救应并南平军防拓，即与倚阁，听来岁秋收送纳。

　　诏罢河北同屯田制置使阎士良，差文思使谢禹珪为高阳关都监兼河北屯田司都监。

　　乙未，诏：“河东地寒，九月内许抄札不能自存之人，自十月一日起支米豆，至次年二月终住给。如额定米豆有剩，即尽数支至三月终。”

　　丙申，知太原府韩绛言：

　　询问民间疾苦，其大者有三：一曰盐食，味之所急也。今立法使人人自买于官场，则贫下之人去官场远者，势不能冒祁寒暑雨，朝夕奔走，遂至于无以养父母、畜妻子。下则驼与羊，土产也，家家资以为利，非盐不活，故冒法者众，徒罪日报而不能止。况私盐味甘而易得，孰肯畏刑而不贩鬻乎？比来本路盗贼持梃成群，窃恐东南盗贼之患将移于河东矣。建议者本欲笼利以助经费，苟以价直步乘及告捕偿钱计之，所得无几。又旧法以盐钞易缘边军储，今则盐钱散在内地，边廪颇耗，但闻残民，未见国富也。二曰铁钱，盗铸者广，滥杂而不可除，贫民尤被其害。盖贫民者急于日求之赢，所卖之直，良钱不过五分，岂暇择之。其买于坐贾，则贾多豪，而不汲汲于速售，必择去其滥者，所失率四五分，故贫者日益困也。三曰和籴，一路之人诛剥岁久，匮乏已极，前后为朝廷言者众矣。幸遇陛下哀之，诏臣等讲求，而议者尚以边储为重，弗肯闵恤。臣等见一方之人劳身苦体，日夜竭力于田亩，山田多而沃土少，继有水旱则如前岁易子而食，可不痛哉！本道北距强敌，西接黠羌，今其政大弊，如此使民，乐岁不免于冻馁而愁叹，异乎人和之理，虽有天时地利，岂足赖哉。万一二敌投隙而渝盟，将用其民以御之，孰肯为陛下尽力死邪？

　　臣窃尝思之，除害兴利，则盐法宜若河北之通商，或如江、淮等路弛茶禁之策，则刑省利博矣。钱法宜若陕西铸钱，本重而模精，则奸盗无以牟利，仍交子相权以敛滥恶，则贫者不失其本矣。和籴宜于元数减放三分，罢支钱布，则所得己厚于前，仍宽其支移之苦，则实惠皆及于本户。遇灾伤十七以上亦与蠲免，又为别其贫富等第，均定合约之数，则编户莫不乐输矣。兼勘会边储，惟河外三州，谷土寡而畜聚为难。其保德以东五州军，计置不至艰甚。况本路铁矿石炭足以鼓铸，公钱不可滥，又以交子灌输通流，并用盐以役商贾，则边兵决可足食，且纾疲俗之大患。兹事若止一端，则窒阂者繁，惟并举而行之，则效速见矣。欲乞陛下精选才臣，令与臣即监司置局于太原，讲求利害，具可行事状以闻。所冀取信朝廷，不为横议所沮，仍愿假臣数年之期，委以推行之权，庶几终始成就。

　　诏三司相度利害以闻。十年九月十八日，绛又乞遣才臣置局议和籴。元丰元年闰正月一日，陈安石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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