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九年十月(3)

熙宁九年十月(3)

　　己酉，权御史中丞邓润甫言：“向者陛下登用俊贤，更易百度，天下狃于见闻，蔽于俗学者，皆竞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异论，而一时言责之路反自此微为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故论恤民力，则疑其违道干誉；论补法度，则疑其同乎流俗；论斥人物，则疑其讦以为直。故言者之气日以摧伏，天下事变有不得尽闻，而纤邪刻薄之徒得容其间。臣以谓王者执权，当与时推移，翕张阖辟，固不胶于一。曩者，变法定令之初，势自当尔。今持之日久，法度已就绪矣，则宜有以来天下议论，而激发言者之气，以分别邪正，以补助事功。至于淫辞诐行者，有挟而发，自当屏弃，如此则嘉言不伏，而天下大治矣。”

　　又言：“伏见御史周尹论列开封府陈绎受张谔请求，故纵司农吏死罪。诏付有司根治，中外闻之，皆以绎怀挟奸邪，附丽权势，为日已久，陛下以天地之量容而未发，一旦窥见情伪，赫然付之狱官，此陛下威断之明也。然臣窃闻有司案治已见底里，证佐明甚，而绎骜慢不服，报答制使无人臣恐惧之意，第诡言都不记忆，欲以坜谰欺天，末减罪恶，此而不治，谓疏者何？”诏陈绎罢开封府。九月二十七日庚辰，已命知制诰许将权发遣开封府，不知陈绎何故及今方罢，当考。

　　又言：“近黜御史中丞邓绾，又逐中书习学公事练亨甫。亨甫身备宰属，而与绾交通，然臣闻二人所以能关通者，有冯正符为之往来，传导语言。绾信其说而幸其利，故正符以布衣直入台谒绾交私，论议无所忌惮，远近闻之，莫不惊骇，以为置宪府以来未尝有也。绾之所以怀挟回邪，伤辱国体者，正符有力焉。此奸人之尤，不可不治。”诏夺正符所授出身以来文字，令开封府发遣归本贯。

　　诏：“京东西路将官数人，各部兵马三五百往来捕盗，并无专责，纷拏漫散，骚扰人民。可令提点刑狱钱勰差使臣每一名于逐将下选募兵士五十人，不拘远近，会州县并力督捕，仍发遣将官归任。自今贼盗须州县力不能制，方许将官督捕。”

　　庚戌，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太常博士朱初平为本路转运副使。

　　奉礼郎、勾当竹木务王震权检正中书刑房公事。

　　荆湖北路钤辖司言：“沅州归明人张奉等作过未获。东路都巡检同归明人舒光禄等与贼斗杀，获首级，夺器械，及招降人户，兼光禄等领黔江城兵数次，共杀贼五十余级，并生擒首恶。”诏舒光禄与右班直，添差沅州黔江城巡检，仍赐锡袍、银带，及绢三百匹。有功人速以状闻。

　　罢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直舍人院张谔检正中书五房公事。

　　辛亥，朱初平言：“杨光僭见乞一刺史名目，况其人年已八十余，溪峒素所推服，兼祖父亦曾授此官。”诏授光僭皇城使，诚州刺史致仕。寻诏光僭依有功致仕例给俸，就三州一镇，官为建宅一区。光僭又请于其侧置学舍，从之。仍相度差管勾招纳使臣一人，充飞山一带道路巡检以闻。光僭未及受官而卒，遂以赠之，其父、母、妻皆赠封，优给赙，并录其子。“光僭依有功致仕例”以下，并自十一月一日移入此。

　　权同都提举市易司吴安持以父在中书，乞罢领市易都提举。吕嘉问言：“百司无非中书统摄，况今法度已成，别无更张议论。安持宣力已久，备谙利害，或朝廷如其所请，即臣孤危，必难办集，乞留安持在职。”诏以安持为群牧判官。

　　遣知都水监丞霍翔相度熙河营田，令同郑民宪具利害以闻。

　　诏赐监主簿、斋郎、州助教告身补牒，共为钱十五万缗，付广南东路转运司市粮草。

　　判都水监蒲宗孟、知丞事霍翔言：“被旨同度量疏浚汴河深浅，今具增深尺寸。”诏宗孟等标记地分，俟十日外再度量以闻。十二月朔，可考。

　　诏提举成都府路茶场刘佐、提举熙河市易司汲逢，各减磨勘二年。大理寺丞沈百之等三人，各指射差遣一次。并赏熙河入中粮草，及计置河北澶、定州斛岗，收息钱及格也。

　　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司言：“沅州新归明人户实贫乏，乞除放去年倚阁秋税。”从之。

　　江南西路转运副使李之纯言：“根究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傅燮雇提点刑狱许彦先家出婢林，告彦先曾受市易官吏之物，事状不明，林见禁洪州。”诏释之。

　　先是，侍御史周尹言：“窃闻傅燮称婢林言许彦先赴任至梧州，有人遗金三十两，乃监邕州金坑邓辟子也。后下江西转运司究实，逾年未竟。今闻因傅燮丁忧，所司庇彦先，以故迟滞；且彦先为一路监司，而有受金之罪，既蒙贪污，何以律人。况傅燮在临江军持服，彦先任广东，乞下江西转运司根治，及权停彦先职，令专应对，免致出入，以戒贪吏。”遂下劾实，而之纯乃有是奏，故寝之。八年七月三日、十月二十八日，可考。

　　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蔡确言：“畿内近行什伍保任之法，赋以国马，而免其岁所输草，又赐之钱布。臣比以扑蝗询逮村趰，皆以畜马之费省于输纳刍秆之用，虽不给钱布，而愿为官牧养者，凡七十二户。度其余县，愿者必众。臣请增畿内保户马至六千匹，人免其岁刍二百五十束，罢钱布之赐，不耗县官而可充武备。”于是下礼房立法，礼房言：“如确所奏，则岁计官自蓄牧之费省十六万三千缗，支钱布之费省四万二千缗。”从之。后诏所养马，毋过五千匹。十一月三日。

　　又诏府界将下马军给马减一分。先是，郭逵次邕州，遣别将曲珍讨右江下雷诸峒降之。又遣知邕州陶弼集左江诸峒蛮，悉会于军，遂次思明州。此据郭逵新旧传及墓志，传云十月次邕州，而墓志次邕州不举其月。按赵卨墓志云，留思明州七旬乃发，其发思明州即十二月十一日举兵出界。必若如逵新旧传果以十月次邕州，则赵卨墓志所言留思明州七旬必误。或十月初到邕州即行，又恐军行无此理。然逵六月十六日发潭州，潭州距桂州十四程，其到桂州当在七月上旬；桂州距邕州亦十四程，若果以十月到邕州，则在桂州甚久。又九月二十三日诏云非久出界，若未到邕州，不应便有出界语。或“十月”字误，当在八月末或九月初发桂州，其到邕州亦当在九月末或九月半，其到思明州必十月初也。不然，“七旬”字必误。今于十月，但云先是郭逵次邕州云云，遂次思明州，更须详考之。

　　是月，判大名府文彦博言：

　　臣勘会自去年秋于卫州界王供埽次下开旧沙河取黄河行运，欲通江、淮舟楫，彻于河北极边。自今年春开口放水，后来涨落不定，所行舟楫，多是轻载，官船木栰，其数至少。濒河官吏至于众人，无不知其有害无利，枉费工料极多。臣勘会所开运河在臣部内，兼御河穿北京城中过，始初犹未审知，开具子细。今即目睹利害，所系甚大。苟雷同缄默，年岁间必须破坏却御河久来行运，致公私受弊，乃是臣坐观而不言之罪。臣按御河上源，止是百门泉水，其势壮猛，相次至卫州以下，可胜三四百斛之舟，四时行运，未尝阻滞，公私为利。其河道大小一如蔡河之类，其堤防不至高厚，亦无水患。今来取黄河水入御河，大即吞纳不得，必至决溢；小则缓漫浅涩，必淤淀却河道。凡上下千余里，必难岁岁开淘，此必然之理。据本府通判并诸县申，检视到御河因透入黄河水淤淀处甚多。

　　今年初冬，已见淤淀却河道，阻滞舟船处甚多。若谓通江、淮之运，即益见其有害无利，自江、浙、淮、汴入黄河，顺流而下，又合于御河，计每岁所运江、淮之物，必不能过一百万斛。臣勘会前年自汴入黄河，运粳米二十二万五百余石，至北京下卸，据押茶纲供奉范九皐九月一日到运河口，为浅涩无水住滞数日，遂只于黄河顺流下至北京马陵渡般卸茶入城，水路快便，早得了当。止用钱四千五百四十余贯，和雇车乘般至城中，临御河仓贮纳。若般一百万斛至北京，只计陆脚钱一万五六千贯。若却要于御河装船，般赴沿边，无所不可，用力不多，所费极少。臣勘会得所开运河口并置闸，自去秋至今年四月终，已役过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余工，五月后至冬闭口所用人工不在此数。自今年正月后至九月终，已使过物料一百二十余万，钱粮计七万七千余贯石，十月后至闭口所费物料不在此数。又特置河清兵士六百人，每岁衣粮约用二万七八千贯、石、匹、两。所置河清六百人，乃云诸埽各取七人，可充六百之数，诸埽即未销添填，此乃欺诞之语。如七人是诸埽额外剩数，即便合省罢，减得岁费衣粮，诸埽既是关人，相次便须添填。其六百人终是创增请受，只要时下欺诉。又称费用物料，全类汴口，每岁所要梢草、椿橛、竹索，就小计之，合用百余万数。假使黄河入御河无决溢浅淤之患，每年般得及一百万石，其费与顺河而下至北京，止费脚钱一万五六千贯般至御河，其利害明白可见。

　　臣又勘会去年冬，都水外监丞更擘画于北京黄河新堤第四埽第五铺开置水口，放水入御河，以通行运，此策尤为乖疏。其所欲置口处，乃是熙宁四年秋黄河下御河之处，是时朝廷选差近臣，并判都水监官督役修塞，所费不赀，仅能闭塞。大名、恩、冀之人，被害尤甚，以至回移人使驿亭道路，讫今疮痏未平。今又建言，欲于其处开口导黄河水入御河，都水监差官计会转运司并大名两通判，同诣第四埽相视，众皆知其不可，然不敢斥言其害，恐忤建谋之官，止作迁延之计，回报水监云：俟修御河堤防完固，方议开置河口。况从来御河堤道，宛如蔡河之类，若欲吞纳河水，须至如汴岸增修，犹恐不能制畜，盖地势倾泻，为害不细。濒河州县之人为未见定议，至今忧恐。乞朝廷委清强官相视利害，并令议可否，庶使人户安居。

　　又言：

　　臣以开引黄河透御河不便，已具札子开陈。窃以今水监之官，尤为不职，皆不熟计利害，容易建言，惟望侥幸恩赏，多从其请，便为主张。中外虽知其非，不敢异议，以避沮害之责。事若不效，建言之人都无谴罚，如前时两议清汴，已有劳费，并无成功，朝廷置而不问。范子奇乞冬月不闭汴口，是年蹙凌，上下救护，昼夜打凌，不胜寒苦，终致府界蹙破汴岸。自来汴岸止是夏秋水大，容有决溢之理，即未尝有冬深决溢之患。后来朝旨却令冬前闭口，显是因不闭汴口，致蹙凌坏堤。当时止罪县界堤防之官，而子奇全不责问，仍不害其进用，士论不平，无如之何。臣谓今之水官，更当澄清选择，况朝廷物力未丰，不当更容狂妄之人横费生民膏血也。彦博两奏，皆系九年，但不得其实月日。因奏称今年初冬，并附十月末。十二月一日命熊本相度卫州运河利害，又略具博云云，或存一去一。

　　先是，御史蔡承禧言：

　　访闻邓润甫上章，乞参用旧人，又乞除二府，又乞用恬默持重之人。外议喧传，以为实有此论。臣与润甫同为陛下耳目之臣，固不当论其非是，然事系国体，臣居言责，不敢私顾形迹，不以悉陈。臣窃以自古人君，必因所遇之时，以用所得之士。当天下无为之际，则所用者多宽闲博厚之人，而其弊尝至于偷堕而事日因循；方天下有事之时，所用者多精明强敏之士，而其弊尝至于峭刻而仁恩疏削。以赵、魏之老而治滕、薛，则苟简之患不胜；以滕、薛大夫而治赵、魏，则烦滋之害立见。汉武内崇经术，外攘夷狄，而不可用晋室浮虚之臣，晋武宽容臣下，放弛纲纪，而不能用汉庭材智之士。故有国者相时而择士，明君必量职以授人。

　　伏睹陛下即政以来，嫉时已久，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作兴人材，绳督吏职，无论于旧，不间于新，取材则小臣皆得以面陈，去害则大臣不可以幸贷。有善不嫌于亟进，有恶不恡于速降。故理财治农之方，求之近古而未有；养士训兵之法，蠹于百年而一新。然其兴事之初，尚多徇俗之士，自不孚于正道，顾胥动以浮言，或初是而卒非，或本同而末异。以持循为适治，以拱默为安常。陈事则是于古而忘于今，语治则丧其精而守其稗。以匪懈夙夜为希旨，以不顾毁誉为躁求。群谤万端而无穷，圣虑一志而不惑。争之积日而才定，勤以累年而粗成。今若以傲上从康为可贤，以违道干誉为当进，非惟交戾于政体，恐遂渐变于时风。“求旧”之言，虽云有据，书曰“人惟求旧”又曰“图任旧人”，乃盘庚一时之诫言，非先王政治之本意。今润甫不根于实，不考其由，不论其人之是非，不言其器之适否，概以新旧为说，必分先后以庸。是则尧之共、鲧久任而不复，元凯之进登，汉之绛、灌常用而固宜，终、贾之削逐。唐太宗必专用敬宗、义府，而王珪、马周宜毕世屏除。唐明皇必祗尊姜皎、王琚，而宋璟、姚崇可终身宂废。建言若此，其意谓何？

　　臣又闻惟人君然后专驭臣之权，为冢宰然后总诏王之义，非所宜言者寘法，越俎代庖者有诛。御史，肃臣工而执法者也，天子曰辟而勿辟，天子曰宥而弗宥。谏官，正人主而补阙者也，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又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乐必自天子出，变习俗故也；征伐必自天子出，命大臣故也。今润甫职在谏司，乞除政府，殆不知其所职，亦何足以备官二府。固圣虑之所关，大臣非近列之宜荐。以臣度其所谓，可以见其厥心。第祗拜其一员，亦足收为私惠，考其志向，足见倾邪。臣又闻周礼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而不曰以能制禄者，能而不为用，则先王所不得而赋禄。方文王之能官人，诗人作棫朴以美之曰：“济济辟王，左右趣之。”盖古之圣王以髦士奉璋，左右趣之，为美也。成王能持盈守成，诗人为假乐以嘉之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盖古之贤士，又以媚于天子，不懈于位之为懿也。臣观文王之盛时，而成王之治际，皆以“左右趣之”之为美，咸以“媚于天子”之为嘉。今使相与言于朝曰“我恬而不进为嘉”，相与诫于众曰“我默而不语为美”，则孰与治天下之事？孰与成天下之功？

　　又闻古之善治天下者，必曰兴能，次曰举逸民，修废官。逸民者，朝廷之偶遗，而非自以异世离俗也，不闻曰兴恬。古之盛世，询事考言，又曰知言以知人，而不曰考其缄默。议论若此，疏鄙可知。盖贤者必知命而不疑，能者必知时而自竭。知命则或显或隐，而非系于一曲；知时则有用有舍，而岂蔽于一隅。王陵具体之戆，不若陈平之一奇；周勃没齿厚重，不若张良之一策。是则有才能者未必恬默持重，恬默持重者未必实有才能。若信其言，实害于政。且今救敝理剧拯棼，尤须勤事之人，岂容玩世之士？彼恬矣默矣，何补于天下之事，而又逐逐以爵禄予之乎？臣观润甫秉笔，粗娴辞章，持论本无体理。庸回当路，而初无一言；默逐已行，而惧有后忧，谬为塞责之言，深怀济恶之计。访闻其言，曰吕惠卿之贬，已去不仁；又曰练亨甫之黜，尚为未善。此乃阳为诋斥而阴幸报复，内荏奸谄而外示刚方，所谓假直以售邪，托真而贾伪。加以罢软畏懦，束之高阁而有余；观望憸壬，投诸四裔而为晚。其润甫见任典诰、司谏二职，若以公议，不合冒居。臣辄轻言，望赐宸断。

　　及润甫迁中丞，承禧三奏，乞免台职。诏不许。惠卿贬在八年十月二日，亨甫黜在九年十月九日，润甫为中丞在九年十月五日。承禧此章，不得其月日，其称惠卿贬及亨甫黜，则时固可考，既不可附九年十月九日以前。按承禧有乞避润甫三状，皆称十月末。时政记载承禧乞免台任第一状，在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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