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八年闰四月

熙宁八年闰四月(1)

　　闰四月壬辰朔，司农寺言：“提举秦凤等路常平司状，泾、原、渭三州推行保甲法，而民流移稍多，欲至五月人户归业，以次排定。”上批：“故岁泾、原灾伤至甚，宜俟今冬农隙编排。”

　　提举永兴军路常平等事章楶言：“鄜延路去年灾伤岁饥，知延州赵卨舍流民以空营，募壮者筑浚城壕，自秋及春，役二十二万九千八百余工，人不乏食，而城池皆葺于旧。”诏奖之。

　　癸巳，权三司使章惇言：“昨增吏禄，行河仓法，盖欲革绝私弊。今闻郄有以假借、典质之类为名，经隔月日方受财物者，宜为防禁。”诏行仓法人因职事以借便、质当为名受财者，告赏，刑名论如仓法。

　　诏河北、河东义勇、保甲候教成，令上番，以代近边巡检戍兵。从提举义勇、保甲曾孝宽及司农寺、兵部请也。朱本以此并附三月十四日，今仍别出之。

　　司农寺言：“隶本寺钱物帐状，乞令属官分路依三司判官点检签书，置籍揭贴。常见州县收支见在之数，其钩考赏罚约束依三司帐司法。又乞以诸镇买扑酒税人代衙前为镇将。”并从之。

　　诏：“五路义勇、保甲，每三五州差在京有职事官一员兼提举：知制诰沈括大名府、澶恩州；提点在京仓草场沈希颜真定府、深赵州；开封府推官蹇周辅邢、洺、相州；中书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吕嘉问定祁保州、永宁安肃广信顺安军；检正礼房公事向宗儒瀛冀雄莫州、保定军，曾伉绛、隰州；检正吏房公事蒲宗孟滨棣德博州；度支判官杨景略沧霸州、乾宁信安永静军；都水监丞刘璯潞泽州、威胜军；枢密院检详兵房文字刘奉世太原府、忻州、平定军，张修岚石州、火山宁化保德岢岚军；检详刑房文字杜纮晋、汾州；直舍人院李定怀、卫、磁州。定免，以户部判官丁执礼代之。各举选人班行一员勾当公事，听不以时差出或亲巡按。中书、枢密院具条约以闻。”初，王安石请合义勇于司农，上曰：“司农事多，如府界俵常平违法尚检察不及，若兼兵部，则力有所不给，须别置官。”故有是命。沈括自志云：“朝廷新伍民兵，河北、河东、陕西得劲卒百万，谓之保甲，河北三十余万先集。诏于从官中择二人分领，拟复周八柱国法，使从官中领，不以属帅府，岁一出按之。括受命提举河北西路保甲。”此事附见，当考。

　　甲午，龙图阁待制、兼枢密都承旨曾孝宽兼判兵部，判兵部顾临、马珫并罢。上既不欲令司农兼兵部，王安石言：“人材彼善于此则有之。若判兵部马珫虽专，必不如张谔，令判司农谔兼兵部可也。”上曰：“马珫必不堪，须议换易，欲令沈括及孝宽判兵部。”安石言：“沈括壬人，而义勇、保甲独臣创议，今既判兵部，即中书不预。此兵事，固宜非中书所知，然陛下择主判须得一敢与密院争曲直者，即不须令中书预其事。沈括使河北，阴沮坏新法，有所希合事甚众，若令主判，恐义勇、保甲法难立。”上曰：“此大事，须中、密同管，罢沈括可也。”安石因言沈括壬人，不可亲近。书畏孔壬，‘难壬人’，以为‘难壬人’，然后‘蛮夷率服’者，壬人所怀利害与人主所图利害不同。人主计利害不审，又为壬人所敝，则多失计，多失计，此蛮夷所以旅拒也。天下事有疑而难明之处，陛下意有偏而不悟之时，以偏而不悟之意决疑而难明之事，而壬人内怀奸利之心，奖成陛下失计，此危殆之道也。”上以为然，称括材能以为可惜。安石曰：“如吕诲之徒，必不能荧惑陛下；如括者，乃所谓可畏难者也。陛下试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与括谋之，括必尝试陛下，若谓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为奸矣。果如此，陛下岂得不畏难乎？”安石又言：“小人所怀利害与陛下所图利害不同，不可不察。如文彦博，岂是奋不顾身以抗契丹者，而实激怒陛下与契丹争细故，乃欲起事以挠熙河而已，陛下安可与此辈谋事，言国家之利！”上遂不用括，并罢珫及临，专以兵部委孝宽。

　　诏：“张琬奏乞移河州军马驻熙州，熙州军马驻通远军，缓急追呼策应，以省极边粮草。其令熙河路经略司速相度施行。”

　　又诏根究自置军器监以来施行措置事，有何实效及有无失计置事，及熙宁五年后开封府界逐县保甲呈试武艺酬奖以闻。上言军器监事不集，且言：“非偏喜说军器监，政为事都不集。”王安石曰：“陛下虽累宣谕军器监事不集，然未尝根究诣实，欲根究施行次第奏闻。”上乃令根究。五月十七日，上批：“比较军器监。”当考。

　　又诏判都水监宋昌言具析妄塞訾家口事。初，御史盛陶言汴河开两口非便，命昌言相度，遂塞訾家口。既而水势不调，屡开屡塞，最后费六十万工乃济漕运，论者归罪于闭訾家口故也。先是，王安石欲令侯叔献籴淤田麦，上疑叔献虚诞，曰：“叔献向论訾家口，以为万世不易之口，既而不然。”安石曰：“此非叔献虚诞，盖有作奸坏訾家口者。”上令根究，故昌言有是命。安石初主不闭汴口之议甚力，冯京独不以为然。安石罢相数月，昌言等请权闭，而侯叔献请勿闭，其后卒使昌言闭之。寻以汴水绝流，更命程昉开拨，时七年十一月己亥也。叔献素与昌言不协，及安石复相，叔献因谮昌言附会冯京，变易安石在相府时所行事，安石怒。会汴水复绝流，叔献屡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于是遣叔献复通訾家口。昌言惧，求出，得知陕州。塞訾家口，宋昌言新、旧传自不同。司马光记此事亦参差不合，王安石所录又不可全信。今考按实录前后所书及昌言新传，别加删修，更须详究乃可。御集：熙宁六年六月十二日，手札：“汴水数日忽然大段减落，河中绝流，洼下处裁有一二尺。访闻下流公私舟船都不预知放水时日，重船首尾减剥下及，一例阁折，损坏不少，复久留滞，人情不安。可令都水监应合于官司分析奏闻。”后提点府界吴审礼等言：“检视舟船，初无损坏者。”六年十一月一日，手札：“权判将作监范子奇奏乞不闭汴口，发运司奏乞展日闭口，中书门下奏欲令未闭塞，相度申中书。”御批：“不闭口可与不可相度，宜进呈取旨。”诏今冬不闭汴口。实录：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前提举河阴辇运、屯田郎中王珫迁一官，虞部员外郎、勾当京西排岸司文彦璋减磨勘二年。珫等以都水监保明不闭汴口，堤岸无虞也。于是冯京曰：“昨王庠等以积凌败堤，各已停替，此不可不赏。臣终以不闭口为未安，每年虽减稍芟一二百万，然自汴口至泗州，用兵夫数亦不少，若苦寒一夕，凌排大积，如何施工？”吕惠卿曰：“若晚闭早开，似亦为便。”上曰：“子细更详与体问，若藏得清汴，即为万世之利。”七年八月二十日，同判都水监宋昌言李立之、丞王令图言：“汴口己生新滩，秋冬之交，必稍退背，乞权闭汴口，使水涸，增修堤岸、斗门毕，再相度。”同判都水监侯叔献、丞刘璯乞不闭汴口，于孔固斗门下权作截河堰，使水入斗门，侯修堤岸毕即开堰。诏如叔献等所请。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侍御史知杂事张琥言：“侯叔献乞不闭汴口，创筑横堤，并置稍继，修旧斗门，疏泄水势还河。万一深冬冰塞斗门，滀水冲溢新堰，大则都城可虞，小则沿汴居民被害，虽省一二十万物料，增置稍继所费亦自不少。乞依旧闭塞汴口。”不报。七年十一月五日，上批：“汴水依前阻绝，可差程昉火急前去开拨，早令通快。”十一月九日，昉坐被旨相度河事而不亲往，罚铜。八年闰四月三日，诏判都水监宋昌言具析妄塞訾家口事。初，盛陶言汴河开两口非便，命昌言相度，遂塞訾家口。既而水势不调，屡开屡塞，最后费六十万工乃济漕运，论者归罪于闭訾家口也。六月十六日丙午，判都水监李立之、丞王令图、主簿李甫、勾当公事陈佑甫各罚铜二十斤，立之出知陕州；前判监、卫尉少卿、知陕州宋昌言，汴口官、都官郎中王珫，都官员外郎颜处恭，左藏库副使刘文应各降一官，改昌言知丹州，并坐闭訾家口不当也。昌言附传，墨本云：李立之、王令图闭訾家口不当，昌言与之争，不得，乞罢都水，知陕州，坐不以闻，夺一官知丹州。朱本云：李立之、王令图议闭訾家口及请冬不闭汴口，昌言与之争，不能得，乞罢都水，知陕州，至郡，坐前议，夺一官，知丹州。正传云：侯叔献议开訾家口，冬不闭汴口，昌言争不能得，罢知陕州。已而会其费至六十万，复贬秩移丹州。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日录云：欲令侯叔献籴淤田麦，上疑叔献虚诞，向论訾家口，以为万世不易之口也。余曰：“非叔献虚诞，有自来作奸坏訾家口者。”上令根究。闰四月三日日录：前此上言侯叔献虚诞，以訾家口为万世之利，诚可长用，但李立之等作奸闭塞，上令根究。至是，根究宋昌言不合闭口事状甚明，此乃冯京使其如此，以余尝奏訾家口可常用故也。盛陶因索水涨，乃云不合汴河开两口。今检到水历，方是时汴水乃减四寸，索水乃添六尺。陶又言尝溢岸。勘会是岁乃无溢岸。云不合开两口，乃自来多开两口。上曰：“宋昌言闭口不当，一岁凡八次开闭汴口，非特枉费人工物料，又汴水不通，阻滞纲运甚众。”余曰：“陶前奏以淤田故两日水浅靠阁，损破舟船甚多，京师惶扰，及勘会得并无一船靠损。及此八度开闭口，劳弊公私，舟船皆不通，乃无言，何也！”上曰：“不干盛陶，却是薛向。”余曰：“向奏，臣所不知。盛陶即有札子降在中书，不知薛向为近臣，如此诬罔圣听，合行法否？诬罔如此而不治，不知于义理何所当。”上但笑。六月十六日录：进呈闭訾家口官，余请以汴口及宋昌言为一等，夺一官；李立之等为一等，赎铜。上曰：“却是刘璯说此事。”余曰：“诚如此，兼璯前开訾家口有功，欲以功免此一罚。”上曰：“好。”更令余勘会侯叔献劳绩取旨。叔献乃与璯同救得訾家口者也。上又令李立之与郡，珪言昌言专受指去相度，宜更重。余曰：“见王珫言昌言明说得执政意指须要闭，珫屡争不得。”上曰：“既如此，不奏乃依违，何名守官？”余曰：“此所以欲与昌言同罚，然昌言诚当更重。”上乃令与昌言一郡，余曰：“李立之即令替昌言知陕府。”上曰：“好。”司马光记闻云：祖宗以来，汴口每岁随河势向背改易，不常其处，于春首发数州夫治之。应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处可岁岁常用，何必屡易公私劳费？盖汴口官吏欲岁兴夫役，以为已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栢岭下，最当河流之冲，水必不至乏绝，自今请常用之，勿复更易，或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则开诸斗门以泄之。”介甫善其议而从之，擢舜臣权三司判官。后数岁，介甫出江宁，会汴水大涨，京师忧惧，朝廷命判都水监少卿宋昌言往视之。昌言曰：“政府请塞訾家口，独流辅渠。”韩子华、吕吉甫皆许之。时监丞侯叔献适在外，不预议。昌言至汴口，牒问提举汴口官王珫等二口水势，珫等报言訾家口水三分，辅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从之。叔献素与昌言不协，及介甫再入相，叔献谮昌言附会韩、吕塞訾家口，故变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惧，求出，得知陕州。会熙宁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绝，叔献屡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献开之。水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珫各降一官，昌言仍徙知丹州，都水监众官各以赎论，叔献以功迁员外郎，判监李立之仍出知陕州，以叔献代之。立之未离京师，河背訾家口，汴水复绝，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献开之，亦不罪也。按：七年七月十六日，分命辅臣祈雨。二十七日，又祈雨。八月十一日，又以久旱祈雨。记闻称汴水大涨，恐不然，当是凌排冲溢堤岸耳。六月甲午，昌言等又责。闰四月三日甲午。

　　上谓辅臣曰：“萧禧才去，便无人论北事，须是大家恻怛忧边。”王安石曰：“此乃臣朝夕所愿望于陛下者。君倡臣和，若陛下不倡，臣何由自效？”又论及边籴，以为得一小官肯恻怛任事者便可委。安石曰：“去年吕嘉问计置河北边籴，李直躬即有论奏，吕嘉问又有分析，此两人宜有一人不直，不知陛下后来曾与不曾行法？”韩绛言：“臣不记得如何行遣。”吕惠卿曰：“已进呈讫。”安石曰：“如此等事曲直不分，功罪不明，此大臣所以莫肯恻怛，如何得小臣乃肯恻怛？”又议契丹事，安石曰：“卑而骄之，乃是欲致其来。如传闻契丹甚畏我讨伐，若彼变其常态，卑辞以交我，不知我所以遇之将如何？陛下虽未欲陵之，边臣必争献侵侮之计。今彼不然，故我不敢易彼。由是观之，我不可示彼以惮事之形，示以惮事之形，乃所以速寇也。”上曰：“彼必不肯已则如何？”安石曰：“譬如强盗在门，若不顾惜家赀，则当委之而去，若未肯委之而去，则但当抵敌而已，更有何商量？臣料契丹君臣有何智略，无足畏者。臣所畏者，契丹作难，则宜有受陛下委付与之抗者，方其与抗之时，乃有人献异议于中，陛下不能无惑，因从中挠其机事，则安危成败深有可忧。何则？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两敌相对，是争千钧之重之时，陛下从中著力挠之，则非特加铢两之力而已，此乃臣所甚畏也。若临事无此，则自有人为陛下任此责者。”

　　乙未，枢密使、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陈升之罢为镇江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扬州，通略云：封秀国公。大敕列衘曹佾下，出入如二府仪。先是，升之以足疾，诏免前殿起居，郊祀许不预。累求罢，于是得请。

　　知桂州刘彝言，广源州刘纪帅乡兵三千侵略邕州，归化州侬智会率其子进安逆战有功。诏给智会俸钱，授进安西头供奉官，仍令经略司选差使臣，募峒丁于近便处札寨，以为声援。日给口食，如遇贼，每生擒一人、获一首级，依见行赏格外，更支绢十匹。初，彝奏曰：“智会能断绝交趾买夷马路，为邕州藩障，刘纪患其隔绝买马路，故与之战。”又曰：“智会亦不可保，使其两相对，互有胜负，皆朝廷之利。”上曰：“彝既言智会能绝交趾买马之路，为我藩障，而又以为胜负皆朝廷之利，何也？且人既归顺，为贼所攻，而两任其胜败，则附我者不为用，叛我者得志，可谓措置乖方矣。”王安石曰：“诚如圣谕，纵智会向化未纯，尤宜因此结纳，以坚其内附。且乾德幼弱，若刘纪既破智会，乘胜并交趾，必为中国之患，宜于此时助智会，以牵制刘纪，使不暇谋交趾，乃中国之利。”上以为然，故有是命。是日，上又论王猛，曰：“苻坚亦英明，然一举事遂颠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杀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见疑而不知，乃所以深托垂于苻坚也。”上曰：“猛可谓忠矣。”安石曰：“如此为忠，何补时事？人臣要当以道开发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计成事，及其不察，岂特辱身，亦以危国，此君子所以不贵。”

　　诏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蔡确同外都水监丞程昉废罢河北等马监以闻。“废罢”上疑脱“相度”字，更检别本。十六日罢太原等监，七年二月废东平监。

　　诏民户马死，旧不纳官处，并报官，直纳皮鳀。从军器监请也。

　　提举淤田司言去年淤田五千六百余顷，诏提举官减三年磨勘。将作监言修三司毕工，诏判监官、监修使臣，各减二年磨勘，兵、匠、吏人赐银绢有差。

　　知河州鲜于师中乞以未募弓箭手地百顷为屯田，从之。

　　诏以荣州团练使赵思忠为秦州钤辖，不厘职，依熙州例供给存恤，教其诸子以中国文字。思忠七年十二月四日已为秦钤，不应再除。或去年实为熙钤，今乃改为秦钤也。其详具注七年十二月四日。

　　上患人莫肯悉心赴功，王安石曰：“陛下能尽见得人情，赏罚当其实，即人自悉心赴功。”上曰：“纵不尽见得，但得力亦可。”安石曰：“见得尽，即尽赴功；见得少，即少赴功；见得多，即多赴功；都不见，即无赴功者矣。假令见得尽，若不随以赏罚，即人亦不肯赴功。”上论宣王时无不自尽以奉其上，吕惠卿曰：“宣王时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盛时乃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则‘我友敬矣，谗言其兴’。善人君子方念乱不暇，至念彼不迹，载起载行，则岂复有自尽奉上之事？此一人之事，而前后不同，如此用心当无差故也。”上曰：“宣王犹能终于考牧，后世亦岂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则非张仲在内，吉甫无以成其功。诗称吉甫以能明哲保身，则宣王之德薄于先王，亦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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