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治平三年（1066）正月

治平三年（1066）正月

　　春正月壬申，翰林学士、给事中、知制诰范镇为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陈州。案宋史，镇以草制误，改侍读学士，明年迁翰林，出知陈州。其改集贤殿修撰，知制诰，则在仁宗朝，此时镇亦不兼给事中。与此互异。初，镇草韩琦迁官制，称引周公霍光，谏官吕诲驳之。于是琦表求去位，镇批答曰：“周公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镇不当引圣人比宰相，其意谓琦去位，则讴歌狱讼不归京师，欲罢镇内职。执政因谕镇令自请外，而有是命。或曰镇与欧阳修雅相善，及议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间为上言：“镇以周公待琦，则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镇坐此出。（镇元年闰五月罢学士，为侍读。二年三月丙寅，复为学士。三年正月壬申，乃出。□□升劾邓温伯章有云：“范镇草韩琦制词云‘史称霍光，义形于主’，既以韩琦比霍光，则上当为昭帝矣。英宗深嫌之。镇本无奸心，止以比琦失当，犹罢学士，出知陈州。”与此不同。当考。镇集九十五卷有批答韩琦乞退第三表，实举周公，恐升误也。引霍光乃元年闰五月迁右揆制诰。案劾邓温伯当是孙升。）

　　上于制诰多亲阅，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尝谓执政曰：“此人君谟训，岂可褒贬失实也？”先是，知制诰韩维奏事便殿，尝言：“人君好恶，当明见赏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则风俗可移。”又言：“圣贤思虑，不能全无过差，假如陛下误有处分，改之则足以彰纳善从谏之美。”及镇补外，维言：“镇诚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当函容以全近臣体貌。陛下前黜钱公辅，中外以为太重，今又出镇，而众莫知其所谓。臣恐自此各怀疑惧，莫敢为陛下尽忠者矣！”

　　癸酉，契丹改国号曰大辽。案续纲目及宋史俱无“大”字。

　　乙亥，宣徽南院使、武安节度使程戡卒。戡守延州凡六年，比侪辈名习事，然无他智略，不为言者所与。初，覃恩蕃官例不序迁，用戡奏，始皆得迁。又言：“诸族首领、把截军员、弓箭手人员皆犒设所不及，古之乱，或始于羊羹，可以为戒！首领有才武能立战功者，愿得召见，辟补为蕃官。”延州夹河为两城，雉堞卑薄，尝为夏贼攻围，登九州台下瞰城中。戡调兵夫大增筑之，后以为利。横山酋豪怨谅祚，欲以其属叛，取灵、夏，来求兵为援。戡言：“豺虎非其相搏，则未易取也，痈疽非其自溃，则未易攻也。谅祚久悖慢当诛，宜乘此听许，所谓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利也。”会帝不豫，大臣重生事，遂寝不报。自以年过七十，告老章凡十数上，上终弗听，遣中使赍手诏问劳，赐茶药黄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剧矣！高奴屯劲兵，为要地，岂养病所邪？”召还，至澄城卒，赠太尉，谥康穆。或言戡折节交宦官阎士良，至令妻出见之。

　　丙子，枢密副使吕公弼奏乞以南郊封赠三代恩，追赠亡子希仁一官。从之。实录云二男一女，今从会要。回三代恩以授男女，盖前此未有。当考。

　　试将作监主簿祁元振卒。元振、焦人，太常少卿革之子，以父任授试衔，不肯仕。聚书至万余卷，博览多记，至于医方阴阳之书，亦往往能知。廉静寡欲，为乡人所爱信。前后州将多荐者，特除守校书郎致仕。元振辞而乞追封其母，诏以母丁氏为昭德县太君。卒年七十四，乡人为请谥，亳州又奏其节行，乞赐号先生。不报。

　　辛巳，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知徐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

　　初，上谓执政，学士独王珪能为诏，余多不称职。因问方平文学如何？欧阳修对曰：“方平亦有文学，但挟邪不直。”曾公亮以为不闻其挟邪，赵槩又以为无迹。故卒命之。上尝问治道体要，方平以简易诚明为对，上不觉前席曰：“朕昔奉朝请，望侍从大臣，以为皆天下选人，今而不然，闻学士之言，始知有人矣。”御史吕大防言：“窃闻参知政事赵槩举张方平、钱明逸，乞加超用。传播之初，实惊物听。方平、明逸，皆以制策登科，早列侍从，不闻有嘉猷善状著于时论，而出领事任，所至不治，岂足以谋谟庙堂之上，经纶天下之务哉？窃以槩备位辅臣，与国一体，不能昌言公论，进贤退不肖，而牵于私旧，引非其人，失大臣忧国致君之道。伏望出臣此章，下槩问状，以惩不恪。”吕大防劾赵槩，不得其时，因张方平召为翰林，附见此。

　　翰林学士冯京修撰仁宗实录。

　　壬午，罢三司推勘官。初，诏三司举京朝官一人专领推勘事，至是三司奏以为不便，罢之。然议者不以罢之为便也。嘉祐五年置。

　　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亦不报。是月壬戌，案此月无壬戌日，此系追叙前月之事，以下干支皆牵连而书，缘罢吕诲等是壬午日事，故附于此月末耳。即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曰：“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哀、桓之失既难施于圣朝，褒、犹之奸固难逃于公论，当属吏议，以安众意。至如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诖误上听。以至儒臣辑议，礼院讲求，经义甚明，佥言无屈。自知己失，曾不开陈，大臣事君，讵当如是？公亮及槩，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臣等地居言职，势不嘿全。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且议既不一，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及修，岂可俱进？言不足用，愿从窜责，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

　　戊辰，又奏：“自古人君之御天下，未尝不以人心为本，得之则中才可免危乱，失之则贤智不能保其治安。故曰民犹水也，可以载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失，可不慎哉？岂有备位大臣，与国同体，希合上意，内营己私，移过于人君，失望于天下？为臣之恶，孰重于此！伏维陛下绍膺大统，称尊御极，生育之恩，理宜追厚。然当竢先帝祥禫既毕，陛下德泽已行，然后讲求典礼，褒崇本亲。况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废三年不改之义，忘有死无贰之节。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开越礼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违左右卿士之议，原修之罪，安得而赦！陛下自临御以来，励精为治，遇灾而惧，则有周宣之风，至诚感神，则蹈虞舜之德。至于徽称所加，却而不受，皆前代难行之节，治朝可纪之政，推而行之，和气可致。然而中外人情嚣然不安者，良由邪说震惊，大议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礼，则无以慰众心，不罪首恶之臣，则无以清朝政。”

　　癸酉，又奏：“修备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之术，开广上意，发号施令，动合人心，使亿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宠，倡为邪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将陷陛下于有过之地，而修方扬扬得志，自以为忠。及乎近臣集议，礼官讨论，迁延经时，大议不决。而又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以饰奸言，拒塞正论，挟邪罔上，心实不忠。为臣如此，岂可以参国论哉？琦庇恶遂非，沮抑公议。公亮及槩，依违其间，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辅弼之体。伏望圣慈奋然独断，将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辨于上曰：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为事体至大，理宜审慎，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为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原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

　　谨按仪礼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报者，齐衰，期也，谓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开元开宝礼、国朝五服年月、丧服令，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盖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义莫重于所继，故宁抑而降其服。此圣人所制之礼，著于六经，以为万世法者，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若所谓称皇伯者，考于六经无之，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可谓无稽之臆说矣。夫仪礼，圣人六经之文，开元礼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开宝通礼者，圣宋百年所用之礼，五服年月及丧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议者皆弃而不用，直欲自用其无稽之臆说，此所以不可施行也。

　　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臣伏以上天降灾，皆主人事，故自古圣王，逢灾恐惧，多求阙政而修之，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庶几以塞天谴。然皆须人事已著于下，则天谴乃形于上。今濮王之议，本因两制、礼官违经弃礼，用其无根之臆说，欲定皇伯之称。中书疑其未可施行，方考古今典礼，虽有明据，亦未敢自信而自专，更下外廷博议，而陛下遽诏中罢，欲使有司徐求典礼。是则臣下审重如此，人君谦让如此，君臣不敢轻议妄举，而天遽谴怒杀害人物，此臣所谓厚诬天也。议犹未决，仍罢不议，而便谓两统二父以致天灾者，厚诬人也。

　　其三引汉宣、哀之事者，臣按汉书，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称亲，谥悼，置奉邑、寝园而已。其后改皇考，而立庙京师。皇考者，亲之异名尔，皆子称其父之名也。汉儒初不以为非也。自元帝以后，贡禹、韦玄成等始建毁庙之议，数十年间，毁立不一。至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云：“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是不非宣帝称史皇孙为亲也。所为应经义者，即仪礼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也。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晏等以为两统二父非礼，宜毁。定陶共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干汉统之渐，遂大非之。故师丹议云：“定陶共皇谥号已前定，议不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谓不原本末也。中书之议，本谓称皇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母之义也，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厚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统，何其过论也。夫去国号而立庙京帅，以乱祖宗昭穆，此诚可非之事。若果为此议，宜乎指臣等为奸邪之臣，而人主有过举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尝及此，而中书亦初无此议，而言者不原本末，引汉世可非之事以为说，而外庭之臣又未尝知朝廷本意何如，但见言事者云云，遂以为欲加非礼干乱统纪信为然也，是以众口一辞，纷不可止。言事者欲必遂皇伯无稽之说，牵引天灾，恐迫人主，而中书守经执礼之议，乃指以为奸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理当优容，不欲与之争辨，而外庭群论，又不可家至户晓，是非之理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不止。

　　夫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圣人又存其生父母者，非曲为之意也，盖自有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也，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丧服，降而抑之，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诬天而诬人矣。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期，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于礼虽降，犹为大功。是礼之齐衰期，今反为小功，礼之正服，今反为义服，于本生父止服小功，于宗懿兄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叔者，称之则典礼乖违，人伦错乱如此也。

　　伏惟陛下聪明睿圣，理无不烛。今众人之议如彼，中书之议如此，必将从众乎？则众议不见其可；欲违众乎？则自古为国未有违众而能举事者。臣愿陛下霈然下诏，明告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至于立庙京师，干乱统纪之事，皆非朝廷本议，庶几群疑可释。若知如此，而犹必称皇伯，则虽孔、孟复生，不能为之辨矣。中书札子必详载，然后可见上所以不从台谏之故。

　　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又令上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示非上意，且欲为异日推崇之渐。

　　丙子，中书奏事垂拱殿，时韩琦以祠祭致斋，上特遣中使召与共议。既退，外间言濮王已议定称皇，欧阳修手为诏草二通，一纳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赍实封文书至中书，执政相视而笑。诲等闻之即奏：臣等自去秋以来，相继论列中书不合建议加濮王非礼之号，不蒙开纳。又于近日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启邪议，导谀人君，及韩琦、曾公亮、赵槩等依违傅会，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议罪，亦未蒙付外施行。盖由臣等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心，早正典礼。又不能击去奸恶，肃清朝纲。遂至大议久而不决，中外之人谤论汹汹。若安然尸禄，不自引罪，则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职业。因缴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

　　上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诰敕，犹居家待罪。

　　丁丑，中书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韩琦同议。即降敕称准皇太后手书：“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又降敕称上手诏：“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巳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奉祠事，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又诏濮安懿王子瀛州防御使岐国公宗朴候服阕除节度观察留后，改封濮国公，主奉濮王祀事。

　　先是，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上言：“闻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审或如此，窃恐不可。陛下既为仁宗后，于礼不得复顾私亲。臣先时言之已熟，不敢复烦圣听。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者，欲以为荣邪？以为利耶？以为有益于濮王邪？前世有以旁支入继追尊其父为皇者，自汉哀帝始。其后安帝、桓帝、灵帝亦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尧、舜、禹、汤，不以为法，汉之昏主，安足以为荣乎？仁宗恩泽在人，沦于骨髓，海内之心所以归附陛下者，为亲受仁宗之命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号于濮王，海内闻之，孰不解体，又安足以为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极，谁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饰虚名也。孝子爱亲，则祭之以礼。今以非礼之虚名，加于濮王而祭之，其于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无一可，而陛下行之，此盖政府一二臣自以向者建议之失，已负天下之重责，苟欲文过遂非，不顾于陛下之德有所亏损。陛下从而听之，臣窃以为过矣。臣又闻政府之谋，欲托以皇太后手书，及不称考而称亲，虽复巧饰百端，要之为负先帝之恩，亏陛下之义，违圣人之礼，失四海之心。政府之臣，祗能自欺，安得欺皇天上帝与天下之人乎？臣愿陛下急罢此议，勿使流闻达于四方，则天下幸甚！臣今虽不为谏官，然向日已曾奏闻，身备近臣，遇国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也。”

　　及是诏下，判太常寺吕公著上言：“窃以称亲之说，盖汉宣时有司奏请史皇孙故事，按皇孙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为昭帝后，是以兄孙遥继祖统，于汉家无两考之嫌。史皇孙初无爵谥，有司奏请之，故始且称亲，其后既已立谥，只称悼园，然则亲字非所以为称谓。且陛下以圣明之德，仁宗拔自旁支，入继大统，虽天下三尺童子，皆知陛下濮王所生。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于濮安懿王无绝父之义，于仁宗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其亲字既称谓难立，且义理不安，伏乞寝罢。”不报。诏百官议追崇典礼，诸王府侍讲孙固曰：“礼可变，天性不可变。王宜称亲。”议未集，有诏罢议。孙固议据冯家神道碑及傅尧俞墓铭。皇太后手书，盖中书用固议。

　　戊寅，吕诲等又奏：“臣窃思前敕三省集议，因皇太后手书切责大臣，遂罢集议。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群情震骇，重以疑惑。就如皇太后意，欲濮邸称皇、后，陛下当审其可否，以臣僚所议典礼，规正其事，岂可宣扬于外，而后形于谦让。非独彰诏书反汗之失，亦损陛下爱亲之德矣。闻向者御史范纯仁到中书，曾公亮、欧阳修、赵槩皆言禁中商量，必使历久可行。睹今日命下，诚知大臣之谋有素矣。盖首议者欲变兹事，自外制中，苟逭深责，使天下怨谤归于人主，今复贻于母后，得谓之忠乎？况濮王封大国，典礼终阙，前有权罢之旨，后有且欲之言，传于四夷，人谁敢信？即园立庙，皆非所宜，嗣子袭封，于体为允。臣等伏乞圣念俯顺人情，更赐讲求，以期至当。若不归罪首议之人，天下疑惑，莫之能解，陛下至公之心，无以明辨。臣等杜门待罪，畏恐旁皇，唯冀宸慈早赐明断。”

　　纯仁又独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尝预闻外政，岂当复降诏令，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过，不思朝廷祸乱之原。且三代以来，未尝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者。秦、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往往出于逼胁，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权臣。今陛下以长君临御，于兹四年，万几之务，当出宸断。内奉慈闱，惟宜竭仁孝之诚，尽四海之养而已。岂须更烦房闱之命，参紊国章，一开其端，弊原极大。异日为权臣矫托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计。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寝前诏。凡系濮王典礼，陛下自可采择公议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于长君之朝也？”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

　　是日，閤门两以诏谕诲等赴台供职，诲等又奏：“臣等近弹奏辅臣，乞正大议，以雪君父之谤，欲清左右之奸。愚衷愤懑，陷于僭越，乃至缴还纶告，擅离官次，情虽爱君，罪实违法。伏蒙陛下贷其所犯，谕令就职，臣等徒荷陛下全度之恩，未见朝廷法制之正。今濮王典礼，虽去殊号，而首启邪议之臣，未蒙显责，中外犹以为惑，臣等何敢自止？伏乞检会前奏，加罪首恶，以慰公论。如臣等擅纳告去职，亦望施行，甘与罪人同诛，耻与奸臣并进。”

　　己卯，又奏：“今日事体与汉宣不同，当时太子与皇孙俱死于外，因其地葬之，故曰悼园。宣帝即位后八年，有司言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后议者以为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谓尧、舜、禹、汤、周文、汉高受命之君，非谓继统为后者，皇考庙悼园，宜毁勿修，乃从其请。今濮王陪葬熙陵，列子孙之序，奉邑守卫，皆已严具。必别起园寝，增广制度，当须改卜，易其灵窀。不唯熙陵隔绝，亦与润王无别，顾其典礼，疑有未安。汉悼皇止一子，是为宣帝，虽承大宗，不绝小宗之祀，故建立寝庙，不为过矣。议者犹曰考庙悼园，宜毁勿修。盖礼不踰闲，而当专意于昭帝也。况濮王嗣续众多，本祀何阙？陛下专意于仁庙，而复顾于私亲，示诸天下，其如公议何！窃原二诏之意，尽出首议之臣，全袭定陶之事，遂追哀帝之迹。向言‘权罢’，人皆窃笑，今曰‘且欲’，谁其取信？衷诚接下，犹或违之，谲诡示人，何可久也！陛下独不念先帝恩德，七庙威灵，陟降在庭，祸福所系。臣虽甚戆，内实寒心。伏望圣慈先敦孝道，无惑邪说，黩乱典章。俯顺人心，仰答天意，其园庙指挥，特行追罢，首议之臣，不可宽宥。慰安中外，兹为急务。臣等之罪，不敢苟避，早冀黜谪。”

　　庚辰，又奏：“臣等本以欧阳修首起邪说，诖误圣心，韩琦等依违附会，不早辨正，累具弹奏，乞行朝典。近睹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兼用哀、桓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论，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官苏利涉、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盖欲归过至尊，自揜其恶。卖弄之迹，欲盖弥彰，欺君负国，乃敢如此。陛下知其不可，急降手诏，虽去殊号，然而尚许称亲。建议之罪，未正典刑。陛下纵以辅臣同议，势难全责，而修为首恶，岂宜曲贷？凡人臣得罪君上，犹或可赦，修乃得罪祖宗，故无可赦之理。自来大臣有过，为宪司所劾，例皆阖门忧畏，拜章引咎，盖权势之臣，理当如是。今修气貌扬扬，出入如故，又复巧作奸状，荧惑中外。陛下圣鉴清明，观修为人，稍失控御，何所不至？伏望特出圣断，将修黜责。臣等亦有不合纳诰去职之罪，亦乞一时施行，臣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臣等与修，理不两立，修苟不黜，臣终无就职之理。”

　　又奏：“外人皆言韩琦令高居简、苏利涉眩惑母后而降手书，陛下知其不可，亟颁手诏。其信否不可得而知尔，琦与内臣表里矫托，以惑中外，为臣不忠，无大于是。臣以为忠于先帝之臣，必能忠于陛下，如琦与修，负违先帝，罔昧母后，岂得尽忠于陛下？宜审思明察，无贻悔于后也。乞以臣此章下百官共议欧阳修首恶、韩琦令高居简等眩惑母后之罪。不然，天下之疑不能释，君父之谤无以辨。”

　　辛巳，又奏：“手诏‘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礼，岂易克当。’固已见陛下守义徇公，审重之至也。然称亲之礼，殊为未安，群口纷纷，不胜嗟愤。臣等窃详太后手诏‘称亲’之意，盖用汉宣故事，欲行于今，乃与中书元建皇考之议，大体相依，此不免于两统二父之失。所以议者喧然，皆谓母后手书，非出慈寿本意，皆建议之臣，眩惑交结，成就其谋，欲自掩其恶，而杜塞言者之口也。陛下继承之始，与汉宣故事不同。汉宣之时，尚为有司所奏，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谨请视孝昭所为，未有却令大宗正统之母，追称小宗所生为亲者也。错乱礼法，失其本意。若欲准汉宣故事，以濮王为亲，则襄国已降，自当为母，于皇太后岂得安哉！恭惟陛下亲受仁宗诏命而为之子，故先帝遗诏，诞告万方，谓陛下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四夷诸夏，莫不共闻。今乃复称濮王为亲，则先帝治命之诏不行，而陛下继体之义不一。况太后与政府大臣，并受先帝顾托，言犹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奸臣之谋，遂忘而弗顾，陷两宫于有过之地，使四方惑先帝遗诏，疑陛下过举。移讴歌欣戴之心，为忠愤不平之气，可不痛哉！万一黠敌奸民，有以先帝遗诏为问，则执政大臣将何辞对之？然则，称亲之礼岂宜轻用？首议之臣安得不诛？臣等待罪于家，屡蒙诏旨促令供职，而踧踖未敢承命，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职，则当合班廷争，以救朝廷之失。虽陛下容纳直言，为天下所闻，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重矣，岂可复居言路，为耳目之官哉？区区之心，有死无二，惟陛下留神听纳。”上令中书降札子趣使赴台供职，而诲等缴还札子，并前后所奏九状申中书，坚辞台职。

　　是日，诏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以大使臣为之；募兵二百人，“奉园”为额，又令河南置柏子户五十人；命带御器械王世宁权发遣户部判官张徽度濮安懿王园庙地图。皆从中书所请也。吕公著言：“谨按礼文，七庙之讳，虽不及王天下，皆颁告天下。又晋尚书王彪之等议所生之讳，臣下不当回避，当时以彪之议为当。今者辅弼奏请，盖缘臣子之心以陛下未有谦抑之辞，窃恐四方后世不免讥议。臣愚欲乞特降诏旨，濮安懿王名下一字，唯上书奏事者并听回改，余公私文字不须避讳，庶与祖宗七庙讳小有差别。在于天下臣子，亦安敢犯者。”不从。

　　壬午，诏罢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如何，韩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故事，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时知制诰韩维当直，又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执政恐维缴词头，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维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预闻，纪纲之失，无甚于此。宜追还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言：“诲等能审论守职，国之忠臣，计其用心，不过欲陛下尽如先王之法而止尔！士大夫贪固宠利，厚赏严罚，犹恐此风不变，而复内牵邪说，贬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壅蔽矣。”又求对，极论其失，请追还前敕，令百官详议以尽人情，复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皆不从。案宋史，诲等罢，维即以此言进谏，故执政恐其不肯草制，于情事似得其实。

　　是日，诏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知杂，各举御史两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司马光言：“人主患在不闻其过，人臣患在不能尽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国家之至宝也。夫以人主之尊，下临群臣，和颜色以求谏，重爵赏以劝人，群臣犹畏懦而不敢进，又况惮之以威，惩之以刑，则嘉言何从而至哉？窃闻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因言濮王典礼事，尽被责降，中外闻之，无不骇愕。臣观此三人，忠亮刚正，忧公忘家，求诸群臣，罕见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尽从窜逐，臣窃为朝廷惜之。臣闻人君所以安荣者，莫大于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闾里之间，腹诽窃叹者多矣。况纯仁、大防，皆陛下简拔于众人之中，任以为耳目之臣，盖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谀也。纯仁、大防，亦欲竭诚尽节，以报陛下之知，故不敢附政府，侃然正论，今更以此获罪，则陛下于群臣之中，尚谁亲哉？若使正直日退，阿谀日进，则陛下何以复知臣下之善恶，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国家之福也！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则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圣明，虽禹之乐闻善言，汤之改过不吝，不是过矣。不则，且为之别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吕公著言：“吕诲等以论事过当，并从降责。闻命之始，物论腾沸，皆云陛下自即位以来，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今诲等又全台被黜，窃恐义士钳口，忠臣解体。且自古人君，纳谏则兴，拒谏则亡，兴亡之机，不可不审。臣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诲等敕命，令依旧供职，则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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