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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祐五年三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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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辛卯，诏京城外四面巡检，自今并选閤门祗候以上，尝经外任亲民而无赃私罪者为之。 壬辰，诏礼部贡举。 癸巳，陈州言观文殿大学士、刑部尚书刘沆卒，赠左仆射兼侍中。知制诰张瓌草词诋沆，其子馆阁校勘瑾诉于朝，帝为改命词臣。其家不敢请谥，帝又为作挽辞，且篆其墓碑曰“思贤”。沆性豪率，少仪矩，然任数，善刺取权近过失，阴持之。故虽以高科仕，其进用多由此，议者乃谓缘结附至宰相焉。 甲午，诏三司：“河东路籴粮草，旧支一分见钱三分茶，自今并以见钱给之。”四年二月己巳弛茶禁，不应此时尚有茶以籴粮草，当考。 乙未，罢沧州路岚石都巡检司、代州驻泊司走马承受公事；减高阳关路广信等军都巡检司、麟府路成都府路利州路走马承受使臣一员。沧州都巡检使当与治平二年十一月相参。又，治平三年十月，郭绪以沧州总管兼雄、霸州沿界河至海口及沧州界沿海都巡检使，更须考详别修。 岁星昼见。 丙申，客省使、眉州防御使张亢为秘书监。亢初授河阳部署，以疾辞。御史中丞韩绛言：“亢前守怀、卫二州，贪横不法，今不可复用。”而亢亦自请复文资，因许之。踰月又归故官。复为客省、眉防，乃五月壬辰，今并书。 丁酉，光禄寺丞致仕孔旼知龙兴县。知许州贾昌朝荐旼有高行，特起之，旼复辞不起。是岁卒，赠太常丞。赠官在十一月癸丑，今并书。 戊戌，诏流内铨自今归明人年二十五以上听注官。初，泗州司士参军徐济自陈，归明时八岁，今年四十八岁，不得注官。因著此条。 壬寅，封唃厮啰妻太原郡君乔氏为定安郡夫人。本传云：董毡年九岁，厮啰为请于朝，命为会州刺史，而乔氏封太原郡君。初封太原时当考。按宝元元年四月，乔氏已自太原郡为永嘉郡夫人，不应此时更以太原封安定，当考。 丙午，诏：“广南东、西路摄官处，皆荒远灾瘴之地，而月俸不足以自给，其月增钱一千五百。” 壬子，诏曰：“天灾流行，蝗潦相继，虽发廪蠲赋，而民之捐瘠者尚多，或鬻卖妻子，或转死沟壑。方春之时，群物欣豫，乃令吾民不聊若此，朕心憯怛，惄焉靡宁。其令灾伤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督州县营济之，察不称职者。”初，御史中丞韩绛言：“诸路灾伤，朝廷虽行赈恤，而监司、亲民官未尽究心，致民之流徙者众。宜其丁宁训敕之。”故下此诏。 癸丑，知雄州曹偕言：“幽州人杜清自来与雄州探刺事宜。今事觉挈家来归，请补外州一教练使，给良田数顷，仍以月俸赡之。”从之。 录周世宗后柴元信为三班借职。 甲寅，诏登州改配沙门寨罪人三十二人于诸州牢城。三年十二月六日王举元奏，可考。 己巳诏书既弛茶禁，论者犹谓朝廷志于便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于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经费不充。知制诰刘敞、翰林学士欧阳修颇论其事，敞疏云： 古人有言：“利不百，不变法。”盖言立事之难也。朝廷变更茶法，诚欲便百姓、阜国用而已。自变法以来，由东南来者，更言不便。徒以初诏不欲人立异，故一切缄默，莫敢正言。其大要以谓先时百姓之摘山者，受钱于官，而今也顾使之纳钱于官，受纳之间，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尔，今悉均赋于民，赋不时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子子孙孙未见其已。先时大商富贾为国贸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此三者最其害也。或以谓法遂不变，则中家必困，小家必流，若因缘驱逼，起为盗贼，甚非国家之利也。臣愚欲乞申敕有司，益采舆议，且收格前诏，极论可否。若朝廷能粲然复三代之旧风，捐山泽之末禁，则乞一弛茶法，恣民勿问。设为国用尚繁，利源未可悉除，犹当择其利害，变而通之，使公私两济，若求益反损，求利反害，臣恐东南数十州之民，由此而困，则所谓“利不百，不变法”者也，未知其可。 臣暗于时事，不足以商功利。然耳之所闻，心之所疑，不敢不陈。望朝廷因臣之言，以求便国惠民之策。至于细意委曲，臣亦不能尽也。修疏云： 朝廷近改茶法，欲救其弊失，而为国误计者，不能深思远虑，究见本末，惟知图利而不图其害。方一二大臣锐于改作之时，乐其合意，仓卒轻信，遂决而行之。令下之日，犹恐天下有以为非者，遂直诋好言之士，指为立异之人，峻设刑名，禁其论议。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盖八九。然君子知时方厌言而不肯言，小人畏法惧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势既难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腾口于道路，而未敢显言于朝廷。幽远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于闾里，而无由得闻于天听。陛下聪明仁圣，开广言路，从前容纳，补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为峻法，禁绝人言，中外闻之，莫不嗟骇。语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患者亦已众矣，古不虚语，于今见焉。 臣亦闻方改法之时，商议已定，犹选差官数人，分出诸路，访求利害。然则二三大臣不惟初无害民之意，实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使之人见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议，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赏，传闻所至州县，不容吏民有所陈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要一审状尔。”果如所传，则误事者在此数人。盖初以轻信于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见其害，救失何迟？患莫大于遂非，过莫深乎不改。臣于茶法本不详知，但外论既喧，闻听渐熟。古之为国者，庶人得传言于朝，正为此也。 臣窃闻议者谓茶之新法既行，而民无私贩之罪，岁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为害者五焉：民旧纳茶税，今变租钱，一害也；小商所贩至少，大商绝不通行，二害也；茶税不登，顿亏国用，三害也；往时官茶，容民入杂，故茶多而贱，今民自买卖，须要真茶，真茶不多，其价遂贵，四害也；河北和籴，实要见钱，不惟商旅得钱艰于移用，兼自京师岁岁辇钱于河北，理必不能，五害也。一利不足以补五害，今虽欲减放租钱以救其弊，此特宽民之一端尔，然未尽公私之利害也。 望诏主议之臣不护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无袭弭谤之迹，除去前令，许人献说，亟加详定，精求其当，庶几不失祖宗之旧制。是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敞等虽言，不听也。及治平中，岁入腊茶四十八万九千余 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余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本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史臣曰：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及治平”至“得失矣”并用本志修入，三项钱总一百三十万二千七百八十六缗。龚鼎臣东原录云：欧阳永叔与刘原甫言新定茶法不便，乞别立法，富郑公前上言：“近罢榷茶，改一百余年之弊法，不能无些少未便处，须略整齐可矣。譬犹人大病方愈，须用粥食、汤药补理，即渐平复矣。”上颔之。修、敞论改法非便，他书并不载，君、相当时不从之说，惟鼎臣记此，今附注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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