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嘉祐四年三月

嘉祐四年三月

　　三月戊戌，命翰林学士韩绛、权知开封府陈旭、文章阁待制唐介，与三司减定民间科率以闻。

　　己亥，三司使、吏部侍郎张方平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尚书左丞、知陈州。先是，京城富民刘保衡开酒场，负官曲钱百余万，三司遣吏督之，保衡卖产以偿。方平因买其邸舍，保衡得钱即输官，不复入家。会保衡姑讼保衡非刘氏子，亡赖豪纵，坏刘氏产。下吏按验，具对以实。御史中丞包拯遂劾奏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故命出守。寻改知应天府。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吏部侍郎、集贤殿修撰宋祁为三司使。

　　辛丑，谏官吴及言：“执政之臣，每因迁拜，奏所带人吏数多，以至补班行尚留私家给使。请自今宰臣至枢密使以上，奏本厅人吏五人，枢密使以下三人，止升名次，无得过三人。”从之。

　　丁未，御崇政殿，赐进士铅山刘辉等一百三十一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特奏名进士、诸科六十五人同出身，及诸州文学长史授官如三年闰十二月丁丑诏书。本纪云：赐进士诸科及第、同出身三百三十九人，其数不合。

　　壬子，徙知扬州冯京知庐州。京前为馆职，与刘保衡邻居，尝以铜器从保衡贷钱，保衡无钱，转以银器质于人，代之出息；又尝从保衡借什物以供家用，狱辞连及之。京，宰相富弼壻也，闻之自劾，乞徙小郡，故有是命。实录及京本传并不载此，今从司马氏日记。

　　戊午，翰林侍读学士、吏部郎中吕溱为礼部郎中、知舒州。河北转运使李参、提点刑狱薛向劾溱前守真定，尝令指使回易公用挟私物，擅取官米曲造酒，并违法过收馈赆也。溱以母前卒舒州，不欲往，改知和州。

　　己未，新三司使、吏部侍郎宋祁为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集贤殿修撰、知郑州。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包拯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先是，右司谏吴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及在蜀奢侈过度；而拯亦言祁在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执政，不可任三司，累论之不已。庠因自言身处机密，弟总大计，权任太重，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学士欧阳修言：

　　臣闻治天下者，在用人知先后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军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节。军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趋赏而争利，其先材能而后名节者，亦势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风俗之薄厚，治道之污隆，在乎用人，而教化行于下也，不能家至而谆谆谕之，故常务尊名节之士，以风动天下而耸励其偷薄。夫所谓名节之士者，知廉耻，修礼让，不利于苟得，不牵于苟随，而惟义之所处。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为，而惟义之所守。其立于朝廷，进退举止皆可以为天下法也，其人至难得也，至可重也。为士者当贵名节以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当全名节以养成善士。

　　伏见陛下近除包拯为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议諠然，以谓朝廷贪拯之材，而不为拯惜名节。然犹冀拯能执节守义，坚让以避嫌疑，而为朝廷惜事体。数日之间，遽闻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虽初无是心，然见得不能思义，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岂独不思哉！昨闻拯在台日，尝自至中书诟责宰相，指陈前三司使张方平过失，怒宰相不早罢之。既而台中僚属相继论列，方平由此罢去，而以宋祁代之。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自祁命出，台中僚属又交章力言，祁亦因此而罢，而拯遂代其位。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嫌疑者也。如拯材能资望，虽别加进用，人岂间言，其不可为者，惟三司使尔，非惟自涉嫌疑，其于朝廷所损不细。臣请原其本末而言之：

　　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陛下感悟，思革其弊，进用三数大臣，锐意于更张矣。于此之时，始增置谏官之员，以宠用言事之臣，俾之举职，由是修纪纲而绳废坏，遂欲分别贤不肖，进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骤见而骇，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为好讦阴私，或以为公相倾陷，或谓沽邀名誉，或谓自图进取，群言百端，几惑上听。上赖陛下至明，察见诸臣本忘身徇国，非为己利，谗间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渐为信。自是以来二十年间，台谏之选，屡得谠言之士，中间斥去奸邪，屏绝权幸，拾遗救失，不可胜数。是则纳谏之善从古所难，自陛下临御以来，实为盛德，于朝廷辅助之效，不为无功。今中外习安，上下已信，纤邪之人凡所举动，每畏言事之臣，时政无巨细，亦惟言事官是听。原其自始开发言路，至于今日之成效，岂易致哉，可不惜哉！

　　夫言人之过似激讦，逐人之位似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无所利于其间尔，而天下之人所以为信者，亦以其无所利焉。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将来奸佞者得以为说，而惑乱主听；今后言事者不为人信，而无以自明。是则圣朝用谏之功，一旦由拯而坏。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而拯取其所不宜取，为其所不宜为，岂惟自薄其身，亦以开诱他时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幸，相习而成风，此之为患，岂谓小哉！

　　然拯所恃者，惟以本无心尔。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虽欲自信，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置之京师，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不胜幸甚！

　　臣叨尘侍从，职号论思，昔尝亲见朝廷致谏之初甚难，今又复见陛下用谏之效已著，实不欲因拯而坏之者，为朝廷惜也。

　　疏奏，拯即家避命，不许，久之，乃就职。

　　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滋月益，不可卒去。宜诏天下州军，凡僧百人得岁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势也。”诏从之。至和初，陈执中执政，因乾元节，听僧五十人度弟子一人。既而言者以为不可，复行旧制。贾昌朝在北京，奏：“京师僧寺多招纳亡赖游民为弟子，或藏匿亡命奸人。自今乞皆取乡贯保任，方听收纳。”诏从之，京师僧尼大以为患。至是，有中旨复令五十僧度一弟子，及京师僧寺弟子不复更取保任。僧徒大喜，争为道场以答上恩。此据日记，当在三月丁巳，而实录无之。按王禹偁所请亦不见于国史，当考。日记称陈执中因南郊赦，听五十僧度一弟子。按至和元年二月戊午有此指挥，不缘南郊，且至和凡二年，并无南郊及降赦事，日记误矣，今改之。

　　有上封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以为古者兵农一体，有事则集于战阵，无事散归田里，以时讲习，无待储廪，今河北义勇是也。惜其束于列郡，遗其大用，而议者但以为城守之备。诚能于河北邢、冀二州分东西两路，命二郡守臣分领义勇，部署两兵官为钤辖、都监，岁以冬季巡视兵器，阅习行阵。万一敌人猖狂入寇，即两路义勇之师翔进赴援，傍出掩击，彼腹背受敌，曷以枝梧。如是则河北一十余所常伏锐兵，敌之望我何恃而不惧哉！朝廷下其章河北路帅臣等议。

　　时大名府李昭亮、定州庞籍、真定府钱明逸、高阳关王贽等上议曰：“前代之制，车乘甲卒皆赋于民，四时搜狩，农隙讲事，行师临敌，振旅策勋，皆布在方策。兹事已远，且以唐言之：泽潞留后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选其一，农隙则分曹角射，岁终都试，以示赏罚。三年皆善射，举部内得劲卒二万。既无廪费，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天下称昭义步兵冠于诸军，则近代之显效。而或者谓民兵祗可城守，难备战阵，诚非通论也。但当无事时，便分义勇为两路，置官统领，以张用兵之势，外使敌人疑而生谋，内亦摇动众心，恐非寓兵之术也。姑令在所点集训练，三二年间，武艺稍精，渐习行陈；遇有警，得将臣如抱真者统驭，制其阵队，示以赏罚，何战之不可哉！至于部分布列，量敌应机，遣用之地系于临时便宜，亦难预图。况河北、河东皆边胡之地，自置义勇，州县以时按阅，耳目已熟，行固无疑。”诏如所议，岁教阅，以新旧籍并阙数闻。此据本志，不得其时。按李昭亮以嘉祐元年十一月知大名，五年二月徙定，庞籍以嘉祐三年十月知定州，钱明逸亦以嘉祐三年十月知定州，独王贽知瀛州在嘉祐四年二月，今附四年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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