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至和二年九月

至和二年九月

　　九月丙辰朔，诏为契丹主辍视朝七日，禁在京、河北河东缘边音乐各七日，仍择日成服举哀，令礼院详定以闻。

　　丁巳，左武卫大将军克悚为右千牛卫大将军，以克悚求试学士院而命之。皇祐五年六月。

　　诏臣僚进家集，自今量与支赐，更不推恩。

　　诏河北天下根本，而官吏多非其人，惧缓急败事，四路安抚司其体访知州及主兵官之才否，具以名闻。

　　戊午，契丹遣右宣徽使、忠顺节度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耶律元亨来告哀。上为成服于内东门幄殿，宰臣率百官诣东横门进名奉慰。

　　辛酉，右武卫大将军、郢州防御使宗颜卒，赠昭信节度使、遂国公，谥昭裕，特给卤仗殡之，以其母尝乳上故也。

　　癸亥，诏学士、舍人院，自今召试，未有科名人复试三题。

　　丁卯，诏：“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金堤，寖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东岁饥，未能兴役。今勾当河渠司事李仲昌欲约水入六塔河，使归横陇旧河，以舒一时之急。其令两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开故道、修六塔利害以闻。”

　　戊辰，诏提举医官院：“自今试医官，并问所出病源，令引医经本草，药之州土、主疗及性味畏恶、修制次第、君臣佐使、轻重奇偶条对之。每试十道，以六通为合格。”

　　丙子，欧阳修言：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未有定论。盖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臣愚见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谬。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此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且开六塔者既说云减得大河水势，然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告奔腾之急？此则减水之利虚妄可知，未见其利也。又开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陇故道。见今六塔，止是分减之水，别河下流无归，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则顾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谬也。且臣闻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淀之势，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渐壅，乃决上流之低下处，此其势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远引史书，广述河源，只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也。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下流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其验甚明。则六塔所开故道之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

　　昨议者计度京东故道工料，止云铜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东去皆高，而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比铜城已上则似稍低，比商胡以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以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以上，何缘而顿淤横陇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愈于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

　　又臣见往年商胡初决之时，议欲修塞，计用梢茭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有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须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等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是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若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而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其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复，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陇之比，重以困国劳人，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尔，是皆智者之所不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以无决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夫，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举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之所以宜择也。

　　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今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验者而较之尔，言狂计过，不足以备圣君博访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议，广谋于众而裁择之。谨具状奏闻，伏候敕命。愿下臣议，裁取其当焉。苏辙作修神道碑云：河决商胡，贾昌朝留守北京，欲开横陇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导商胡入六塔河。诏两府、台谏集议。陈执中当国，主横陇议，执中罢去，而宰相复以仲昌之言为然。宰相，盖指富弼也。今附此。

　　丁丑，诏审官院，京朝官曾犯赃私罪若公坐至徒者，毋得差监在京仓、场、库务。

　　辛巳，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李柬之言：

　　古者建官设爵，所以待贤才，济万务，非以车服禄廪供人之欲，给人之求而已。古者上自公卿大夫，下及抱关击柝，皆有定员。故官无苟得，人无他觊。汉儒谓爵禄者皆天下之砥石，圣王所以砺世磨钝。又曰爵禄者人主之操柄。盖圣王制世御俗，其于爵禄也谨重之如此。国家四圣接统，治安百年，声明文物，比隆三代。其如吏员杂宂，上下繁名，若不澄其源，复加数年，则益难淘汰。今选举之路未精，补荫之门太广，恩幸之路未塞，因缘之弊未除。唐制明经、进士及第，每岁不得过五十人，今三四年间，放四五百人。校年累举，不责词艺，谓之恩泽者又四五百人。因陕西用兵，保、恩二州卒叛，广南侬贼寇掠，而逐路举人，悉加录用，荒唐浅陋被恩命者，不可胜数。诸科虽专记诵，责其义理，一所不知，加之生长畎亩，不习政术，临民治众，能晓事者十无一二，岁亦放五百余人。此所谓选举之路未精也。

　　西汉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一子为郎，王吉尚谓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矜，不通古今。今文武官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监、刺史、閤门使以上，岁任一子；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三岁得任一子。文武两班可任子者，比之祖宗朝，多逾数倍。遂使绮纨子弟，充塞仕途，遭逢子孙，皆在仕宦，稚儿外姻，并沾簪笏之荣。而又三丞已上致仕者，任一子。况七十致仕，古之常制，少登仕宦，晚至三丞，恩惠未见及民，功业未闻及国，至其退罢，更令任子。退一老者，进一孺子，甚非国家优贤取士之道也。此所谓任子之恩太广也。

　　汉宣帝躬亲庶务，王吉上疏，谓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盖以位者待材用之宅，不可以恩私得也。位无高下，皆当爱惜。外家故人尚当若此，况嫔嫱近列，宗室之外亲乎！嫔嫱之侍，宗室之妻，有邑视品者，皆得奏弟侄。又皇亲纳壻，皆得白身受官。行赂求婚，多得市井浮薄之人，以污宗室。以至内臣之家，因缘事任，奏授甚多。此所谓因循之弊未除也。入仕之门杂，补进之路多，士大夫皆以为患，而言者不为少，事未宣行而物论交兴者，何也？盖侥幸厚者未尝裁损，恩泽薄者先议减除，如向来孔道辅等止欲厘革百司吏人故也。

　　往年减省补荫，近臣之家，靳惜厚恩，务全己欲，但于服属疏者举数事而已。使天下议论多不厌伏者，率由措事之未公也。大凡立法自贵者始，则人无怨心。请先自嫔御、宗室及两府大臣，以至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及内臣之家，一切裁减之。十年当见成效。尚循旧贯，不图改为，而欲望起治道、清仕途，不可得已。于是，中书先请自二府、宣徽、节度使，遇南郊仍旧奏二人，而罢每岁乾元节任子。余诏两制、台谏官定议以闻。

　　壬午，三司言诸州军回易解盐为公用，颇侵商人，请行禁止，从之。本志范祥盐数，可考皇祐五年四月。

　　甲申，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奉诏定黄河利害。其开故道，诚为经久之利，然功大不能猝就。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导而东去，可以纾恩、冀金堤患，即乞许之。”议开故道者贾昌朝也，陈执中主其议。执中既罢，文彦博、富弼乃主李仲昌议，欲修六塔，故抃等答诏如此。

　　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伏见近年朝廷非次除节度使、宣徽使，颇为烦数。窃以二者使额，在唐季则付与容易，属圣朝即授受艰难。职任绝优，事权实重，臣僚设非勋旧，名器安可轻假？谓宜谨重赏格，得以关防幸门，须有定规，庶裨至治。臣愚欲乞指挥，今后宣徽并节度使内文臣须是曾历中书、枢密院任用，加之德望为人推服，武臣曾经边鄙建立功业者，方许除拜。兼宣徽使元额只是两员，至如使相之任，体貌尤重，更当谨惜，岂宜轻议。尝闻太祖皇帝朝，命曹彬收复江南，功成凯还，虽赐与则多，终不授彬使相。臣以为此等官职，平时无故等闲除授，臣僚亦以等闲得之，不以为贵，四方向去，万一有缓急事宜，必有贤智豪伟之人，为陛下制变御侮，立功立事，当此之际，朝廷行爵赏恩赉之议，则以何官职处之？久远之制，须今日思之、重之、惜之，不可不谨也。伏望陛下特赐圣旨，以臣所请付两府议定执守施行，上以遵祖宗之法，下以重爵位之赏，则中外幸甚。”诏中书、枢密院自今有如此除授，或未允当，即检详执奏。据会要在元年十二月，今从赵抃奏藁附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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