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八年四月

庆历八年四月

　　夏四月己巳朔，封曩霄子谅祚为夏国主。祠部员外郎任颛为册礼使，供备库副使酸枣宋守约副之。谅祚生甫三月，诸将未和，议者谓可因此时皆以节度使命诸将，使各统所部，以分弱其势，冀绝后患。判延州程琳按判延州程琳，薛应旗、王宗沐续通鉴皆作陕西安抚使，与此互异。言，幸人之丧，非所以示外国，不如因而抚之。或请乘隙举兵，知庆州孙沔亦言伐丧非中国体。上纳其言，遂趣有司行册礼。然议者颇惜其失机会。各以节度使授诸将以分弱其势，今何郯奏议有此，不知当时复有何人，当考。程琳本传又云：朝廷既行册礼，夏人方围庆阳，琳止诏使于鄜曰：“夏人贪此，可纾庆阳之难。”乃具礼币赐予之数移报之，果喜，即日迎册使，而庆阳围亦解。按谅祚此时方自保不暇，何敢更围庆阳，本传必误。按附传及欧阳修墓铭、神道碑，亦不载此事，不知本传何所据也。今不取。

　　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数请罢，御史何郯又言：“臣窃以朝廷正二府之名，重大臣之选，皆有副贰，以相参维。或用之有劳，固当进任，或试之不效，安可备员？伏见丁度由近侍之班，豫显用之柄，列在三事，于兹累年。而位望益隆，才名益损，但务保身而寡过，曾无经国之远图。况方讲戎机，动资庙略，谋苟多误，事何以安。度又素被轻媠之名，殊非沈远之量，上无所益国体，下不能服人心，兹为具臣，难处重任。且用人当否，系国重轻，执政之臣，事体尤大，不可以恩假，不可以幸迁，必须其材，乃授此位，材苟不称，则莫如阙焉。伏乞断在不疑，退之以礼。”

　　辛未，罢度为紫宸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从度之请也。度罢以癸未，今从百官表。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权三司使明镐为参知政事。文彦博自贝州入相，数推镐功，故丁度罢而镐代之。

　　壬申，知澶州、礼部侍郎王拱辰落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给事中柳植落翰林侍读学士，知蔡州；知益州、刑部郎中程戡落枢密直学士，知凤翔府；右谏议大夫鱼周询落权御史中丞，知永兴军。并坐尝荐张得一也。

　　癸酉，给事中、知蔡州吴育为资政殿学士知河南府。先是，御史何郯言：“朝廷新置紫宸殿学士代文明殿学士，在资政殿大学士上，班列绝高，未尝轻授。丁度既罢政，遂蒙特除，且兼侍读之职。圣意良以二府大臣，于进退之间，务推恩礼。窃见吴育去岁罢枢密副使出知许州，不闻显过，止改给事中一官。况育才业，于时少比，使居学士之列，适其宜也。至今尚未蒙加一职名，恐于待旧臣之礼，殊未均一。欲望存录旧德，比丁度例，加一职名，所冀均行宠数，敦奨材杰。”从之。

　　甲戌，御崇政殿阅诸军转员，凡三日。

　　翰林侍读学士、户部郎中、知永兴军叶清臣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咸平末，并三部为使，官轻者则为权使公事。康定初，清臣已为权使公事，今再领三司，当为使，而又为权使，中书误也。自是遂分权使与权使公事为两等。此据会要。又三司使旧班在翰林学士之上，权使即与正同，三司使结衔，皆在官职之上。及是宰相陈执中欲抑清臣，降敕时移权三司使在职下结衔，其后遂班翰林学士之下。寻有论列者，结衔虽依旧，而权三司使初除，閤门取旨，间有叙学士上者，然不为定制。此据沈括笔谈。

　　祠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张尧佐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侍御史知杂事张昪言尧佐缘恩泽进用太骤，非所以公天下，不报。

　　河北转运使、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杜杞为天章阁待制、环庆都部署、经略安抚使、兼知庆州。杞前平广西蛮，坐杀降，赏不行。于是杞上言：“杀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辞。将吏惟臣所使，其劳未录，臣不敢先受命。”因悉为行赏。自曩霄既称臣而数犯约钞边，边吏避生事，纵不争。杞始至，蕃酋孟香率众千余人内附。事闻，诏杞如约。杞言如约当还，而孟香得罪夏人，势无还理，遣之必反为边患。议未决，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走自匿。夏人遂杀边户，掠牛马，而求孟香愈急。有诏责杞，杞言彼违约举兵，孟香不可与。因移檄夏人，不偿所掠，则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偿所掠，杞亦卒不与孟香。孟香事不在杞始至时，今附见。不知杞果以何时至庆州。程琳传所言夏人围庆阳，或即指此也，然必不与册礼同时，且近边小小寇钞尔，庆阳元未尝被围，若庆阳被围，则关辅骇矣。琳传必误，今不取。

　　丙子再降知池州、左谏议大夫张存知郴州，坐尝举张得一也。

　　诏科场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无易。时礼部贡院言：“四年，宋祁等定贡举新制，会明年诏下，且听须后举施行。今秋赋有期，缘新制，诸州军发解，但令本处官属保明行实，其弥封、誊录，一切罢之。窃见外州解送举人，自未弥封、誊录以前，多采虚誉，苟试官别无请托，亦只取本州曾经荐送旧人，其新人百不取一。弥封以后，考官不见姓名，即须实考文艺，稍合至公。又，新制进士先试策三道，次试论，次试诗赋。先考策论定去留，然后与诗赋通定高下。然举人每至尚书省，不下五七千人，及临轩覆较，止及数百人。盖诗赋以声病杂犯，易为去留，若专取策论，必难升黜。盖诗赋虽名小巧，且须指题命事。若记闻该富，则辞理自精。策论虽有问目，其间敷对，多挟他说。若对不及五通尽黜之，即与元定解额不敷。若精粗毕收，则滥进殊广。所以自祖宗以来，未能猝更其制。兼闻举人举经史疑义可以出策论题目凡数千条，谓之经史质疑；至于时务，亦钞撮其要，浮伪滋甚，难为考较。又旧制以词赋声病偶切之类，立为考式，今特许仿唐人赋体及赋不限联数、不限字数。且古今文章，务先体要，古未必悉是，今未必悉非。尝观唐人程试诗赋，与本朝所取名人辞艺，实亦工拙相半。俗儒是古非今，不为通论。自二年以来，国子监生，诗赋即以汗漫无体为高，策论即以激讦肆意为工，中外相传，愈远愈滥，非惟渐误后学，实恐后来省试，其合格能几何人！伏惟祖宗以来，得人不少，考较文艺，固有规程，不须变更，以长浮薄，请并如旧制。”故降是诏。五年三月己卯，已诏贡院所试诗赋、经义并如旧制。本志以为杨察建议，而实录但云上封者言新制不便，不出主名。八年四月丙子，又下诏，乃具贡院申请。贡院申请，即本志所书杨察初议也。按察本传，察权判贡院，初建此议，当五年三月，既已施行，八年四月贡院复有申请，其议则实察五年所建者，但不知此时察仍判贡院或已罢尔。今两存之。仍于此年依实录不出察主名。本志又于此诏后书张方平知举，请下诏戒辞赋新体。按方平以六年二月知举，本志误矣。

　　初，诏外州发解到省，差官覆考，寻罢之，盖虑因此或致抑退寒士故也。此据成都编录条贯册，乃五月十八日指挥。

　　丁丑，诏开封府畿、赤诸县丞、主簿、尉不许他处奏辟。

　　己卯，契丹国母遣左监门卫上将军萧惟信、宁州观察使赵为航，契丹遣安远节度使耶律章、起居舍人知制诰史馆修撰吴湛，来贺乾元节。

　　辛卯，置河北四路安抚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领之。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韩琦知定州，礼部侍郎王拱辰知瀛州，右谏议大夫鱼周询知成德军。先是，贾昌朝判大名，已兼河北安抚使矣。昌朝判大名，在七年三月。

　　初，朝廷经制河北武备，议者欲增兵屯。程琳自大名府徙永兴军，徙永兴军在六年二月。上言曰：“河朔地方数千里，连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敌数入寇，官军虽众，罕有成功。盖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之兵，形势不接，召发之际，交错非便。况建都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隶定州、真定府路，其势倒置。请分河朔兵为四路，以镇、定十州军为一路，合兵十万人；高阳关十一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沧、霸七州军为一路，合兵四万人；北京九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其驻泊钤辖、都监，各掌训练，使士卒习闻主将号令，猝缓即成部分。”

　　下其章判大名府夏竦议。竦奏：“镇、定二路，当敌寇之冲，万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为应援，若合为一，则兵柄太重，减之则不足以备敌。又沧州久隶高阳关，道里颇近，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三百里，野无民居，非敌人蹊径，万一有警，可决漳、御河东灌，塘淀隔阂，敌马未易奔冲，不必别建一路。惟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请以大名府、澶怀卫滨棣德博州、通利军建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部署一人、钤辖二人、都监四人。平时祗以河北安抚使总制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营都部署，择尝任两府重臣为之。”

　　议未决，夏竦入为枢密使，贾昌朝判大名，复命规度。昌朝请如竦议，惟保州沿边巡检并雄、霸、沧州界河二司兵马，自国朝以来，于诸边最号强劲，今未有所隶，请以沿边巡检司隶定州路，界河司隶高阳关路。

　　于是下诏分河北兵为四路，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恩冀沧州、永静乾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镇、邢、洺、相、赵、磁州合为真定府路，定保深祁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凡兵屯将领，悉如其议，惟四路各置安抚使焉。兵志云，凡兵屯将领，悉如其议。按竦及昌朝初议四路各置都部署等，而河北安抚使仍以知大名者领之。今四路各置安抚使，非竦、昌朝初议也。盖亦略增损矣，故特表而出之。

　　韩琦言兵势太分，请合定州、真定府为一路，高阳关、大名府为一路。朝廷以更置甫新，不报。诏四路兵依陕西遣部将往来按阅。又诏自今戍兵回，拣充捧日、龙卫、天武、神卫等军。此并据本志，云时契丹来议关南地，朝廷经制河北武备。按议关南地，乃庆历二年，与程琳徙陕西不相关，琳徙陕西，则庆历六年也。今削去“时契丹来议关南地”八字。实录于七年八月乙丑先书析河北为四路，盖误也。已削去。

　　甲午，命权御史中丞杨察同定夺陕西、河东铜铁钱利害。具六月末。

　　交州入贡，以进奉使兵部员外郎苏仁祚为工部郎中，副使东头供奉官陶惟欢为内殿崇班。仁祚等初来时未见。

　　丁酉，降卫州团练使、知澶州王德基为四方馆使、荣州刺史，西上閤门使、知保州王中庸为引进副使，殿中侍御史刘元瑜罚铜三十斤，并坐尝举张得一也。

　　初，改文明殿学士为紫宸殿学士，丁度罢政，首以命之。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为官称。五月乙巳，诏改旧延恩殿为观文殿，仍改紫宸殿学士为观文殿学士，班次如旧制。

　　乙卯，兵部员外郎、知谏院宋禧出为江南东路转运使。己未，改荆湖北路。禧虽罢谏职，犹得为监司，议者非之。

　　御史何郯言：

　　“臣闻治天下者欲保邦于常安，无他道焉，其要在核名实、别邪正而任之尔。夫邪与正不相须，治与乱不相远。用君子而消群枉则治之表，用小人而黜众正则乱之阶。所以自古圣哲于治乱安危之际，未尝不丁宁切至，以进君子抑小人为戒。非其好恶有所偏，盖以邪正杂揉而进，则国之兴衰未可期焉，民之否泰未可保焉，故不得不辨明矣。然知人之难，历圣所病，虽遇睿哲之君，不无搜慝之臣。以尧之圣，而其臣有毁信废忠之害；以舜之明，而其臣有谗说殄行之恶。然虽始失而任使，终悟而放黜，此二帝之所以称圣明也。以古揆今，邪正之徒，无世不有，虽有邪伪，而使之不能害理者，其由人君公用舍而已。

　　伏见枢密使、平章事夏竦，其性邪，其欲侈，其学非而博，其行伪而坚，有纤人善柔之质，无大臣鲠直之望，事君不顾其节，遇下不由其诚。肆己之欺诬，谓可以蔽明；任己之侧媚，谓可以矫正。犯纪律之所戒而不耻，冒名教之所弃而无疑。聚敛货殖，以逞贪恣，不可格以廉耻之行；比周权幸，以图进取，不可语以中正之方。夫以此厚禄，极竦之量，可谓盈矣；以此宠位，称竦之材，可谓过矣。而犹其求无厌，其进不止，动有觊望，务为奇邪，人之无良，一至于此。近者卫兵为乱，突入宫掖，变故之大，可谓寒心。凡在职守，失于防察，责其慢官，宜寘大戮。而竦只缘管皇城司内臣杨怀敏素与交通，曲为掩藏，欲以结纳，主忧于上而不为之恤，民议于下而不知其非，但欲私相为恩，未尝公议其罪，所以致官司之责不均一，贼党之恶不究穷。是谋为己利则虑深，图去君害则计浅。居股肱腹心之任，所举如此，不忠莫大焉。今千百具僚，皆谓怀敏失察贼乱，只缘官责，其罪小；夏竦多怀顾慕，不奋臣节，其罪大。今怀敏既黜，而竦独留，中外之心，无不愤激。况竦两以明恩进拜，皆用清议改除，众口谓之奸邪，圣心谅已谙悉，弃而勿用，兹谓至公。而方且谓之有才，任而不改。其于含垢匿瑕，则为过甚；其于去邪除恶，窃所未安。且前代立法，本为束缚有才，奸邪而才，必乱天下，若不防之于始，又何以救之于终？况之陛下唐尧、虞舜之资，而监竦梼杌、穷奇之行，寘之有罪，断然不疑。伏望陛下上为社稷之谋，下慰臣庶之望，与众永弃，示人不私，岂不盛哉，岂不快哉！

　　臣以孤生，屡抗大议，犯权贵而为私室之计则拙，斥谗邪而为公朝之利则忠。臣料夏竦知臣上言，必是指臣为矫诬，目臣为朋党。然竦明有过恶，安得谓之矫诬；臣素无附丽，何以谓之朋党。竦若犹饰其过，臣请面议其辜，仰祈圣明，俯临肝胆。当时言竦奸邪者必不止郯一人，而郯传独称郯言竦不可为枢密使。又郯奏议有此章甚备，故具载之。

　　辛酉，枢密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夏竦罢枢密使，判河南府。言者既数论竦奸邪，会京师同日无云而震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学士。俄顷，张方平至，上谓曰：“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请撰驳辞，上意遽解，曰：“且以均劳逸命之。”

　　何郯又言：“伏闻夏竦陈乞一殿学士职名，且欲预在侍从。缘朝廷进退大臣，恩礼至厚，竦之此拜，已极宠荣，安可更不顾廉耻，冒有陈请？况竦奸邪险诈，久闻天下，陛下特出圣断，罢免枢要，中外臣子，莫不相庆，固不宜许其自便，留在朝廷。孔子谓远佞人，盖佞人在君侧，则必为政理之害。其夏竦，伏乞不改前命，仍指挥催促赴任。”从之。夏竦乞殿学士职名留京师，国史不见。今据何郯奏议及郯墓铭附见。

　　给事中、参知政事宋庠加检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枢密使。

　　壬戌，枢密副使、左谏议大夫庞籍为参知政事。

　　诏诸道非鞫狱而差知县、县令出者，以违制坐之，其被差官据在外月日仍不得理为考。时权三司使叶清臣自永兴召还，言所部知县，有沿牒他州而经数时不归者，恐假领之官，不能尽心职事，故条约之。七年六月辛酉，可考。

　　乙丑，出殿中侍御史张经知蕲州，以所上台章荒缪也。

　　丙寅，诏诸军校营在新城外者，每赴朝，留其半以部勒士卒。

　　丁卯，诏应中外官，自今须满三周年方许差替，其在任三年及三十个月者，自如旧制，见溢员处并罢之，其俸禄仍不得越本官支给。时营进者或不时满迁去，又在京多员外置官，至有诸司副使请正使俸，防御使请观察使俸之类，故降是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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