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六年六月

庆历六年六月

　　六月庚戌朔，降御前札子下夏安期等，比令与陕西诸路经略安抚司议减节边费，其务悉心经画，以成朝廷悠久之利。

　　诏判大名府夏竦与转运使、提点刑狱司铨审诸路帅臣及诸州长吏之不任职事者以闻，其裨佐令主帅各举所部能者代之。

　　癸丑，诏监察御史唐询更不赴庐州。询，肃子也。初，吴育在翰林，荐询为御史，未至，丧母。服除，育方参政，而宰相贾昌朝与询亦有亲，育数为昌朝言询用故事当罢，昌朝不得已，以询知庐州，时四月乙卯也。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辞，而询独许入见。中丞张方平因奏询材质美茂，宜留备言职，诏许之，育争不能得。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方平留询，且谮育，世皆以为昌朝意云。方平希昌朝意，据方平传。

　　丙辰，命度支判官、侍御史仲简往陕西和市军储。

　　丁巳，流星出营室南，大如杯，其光烛地，隐然有声，北行至王良没。占曰兵出。

　　辛酉，诏河东经略使郑戬裁减本道边费以闻。

　　又诏三司、开封府、御史台，凡大辟囚将决，而狱吏敢饮以毒药及诸非理豫致死者，听人告论之，赏钱十万。

　　河北安抚使夏竦言，奉诏相度界河约束，请自今北界人无故南渡者，并捕送契丹，其打鱼为风涛所漂，即令自还，从之。

　　壬戌，诏枢密院，凡臣僚应诏敕奏举使臣，其令三班院籍记姓名，俟岁终录一本进内。

　　癸亥，帝谓辅臣曰：“比有上言星变者，且国家虽无天异，亦当修警，况因谪见乎！夫天之谴告人君，使惧而修德，亦犹人君知臣下之过，先示戒敕，使得自新，则不陷于咎恶也。”贾昌朝等皆引咎再拜。

　　丙寅，诏开封府久旱，民多暍死，其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

　　丁卯，东染院使向绶削官除名，编管潭州。初，绶知永静军，为不法，疑通判江中立发其阴事于监司，因造狱以危法中之，中立遂自经。绶，故相敏中孙，贾昌朝阴右之，知审刑院高君讷希昌朝意，欲从轻坐，吴育争曰：“不杀绶，示天下无法。”卒减死一等流南方。

　　戊辰，诏广南西路诸州接连交趾，控制夷落，其令转运使察长吏罢老不任事者以闻。

　　辛未，知益州文彦博言，益、彭、卭、蜀、汉五州，非用马之地，而逐州共屯马军凡二千余人，请皆易以步军，诏易三之一。

　　壬申，诏河北教阅诸军，并用祖宗旧定阵法，其后来所易阵图，亦令主将闲习之。时判相州王德用言河北所教阵法已熟而辄易之，恐难以应敌也。德用本传乃云：乞不出阵图，与此不同，当考。

　　甲戌，赐黄河役卒衫袴。

　　乙亥，诏自今皇族之丧，皆官为制服。初，谏官李京言，皇叔德文卒，而在宫缌麻以上亲并不给服，盖因近岁减省致此，甚非厚亲饰哀之道。下太常礼院议而复给之。

　　河东经略使郑戬言：“本路义勇乡兵，昨因明镐建议，遇边事有急，即勾集之。经今二年，未尝教阅，恐武技惰废，欲令每岁九月农隙，约多少分番于本县先习勒半月，上州亦如之。”从之。

　　高阳关路都钤辖、入内押班杨怀敏兼管勾缘边安抚司事。此据百官表乃乙亥日事，实录无之。

　　丙子，封左龙武大将军、池州团练使承显为康国公，德文长子也。

　　上封者言，教阅诸军，方盛夏蒸润，而挽习弓弩非便，请自今夏三月唯试鎗刀，从之。

　　参知政事吴育与宰相贾昌朝不相能，监察御史唐询既怨育，遂希昌朝意上奏曰：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材异等科，由汉涉唐，皆不常置。若天见灾异，政有阙失，则诏在位荐之。本朝稽用旧文，讫真宗世，三建此科。陛下即位，增科为六，令两省若少卿、监以上奏举。后又止用贤良、茂材二科，随进士科设之，近年率不用保任之官，皆自名科目。且贤良方正、茂材异等名号至美，使举而为之，犹曰近古，即自颛其美，顾所未闻。又有经亲试前集有司，而所出论目，悉用经史名数，及对诏策，不过条列义例，稽合注解，主于强记博闻、虚词泛说而已。若辅国体，陈治道，则未见其有补也。初应诏才数人，后乃至十余人，今殆至三十余人。一中此科，曾未累岁，悉至显官。虽非其人，例不可抑。况直言极谏，非当无事而求，茂材异等，岂谓循常之选，其弊若此，固宜图之。

　　今条上两汉故事，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尽，诏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者。凡五十四年，一举贤良，一举茂材。孝昭始元五年，诏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孝宣地节三年，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元康四年遣大中大夫疆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凡二十五年，二举贤良，一举茂材。其后孝元初元二年地震，永光二年日蚀；成帝建始三年灾异屡见，河平四年日蚀、水灾，鸿嘉二年数遭水旱，元延元年日蚀、星陨；光武建武六年、七年，日蚀；章帝建初元年地震，五年日蚀；和帝永元六年，凶馑；安帝永初元年日蚀，五年日蚀、地震；顺帝延光四年京师大疫，永和六年日蚀，或诏丞相、御史，或诏郡国守相、司隶州牧，或诏大将军，举贤良、直言者十六，举茂材者一而已。本朝但用两汉之名，而不用两汉之制，请自今不与进士同时设科，若因灾异非时举擢，宜如汉故事，亲策当世要务，罢秘阁之试。

　　疏上，帝刊其名付中书，育奏疏驳之曰：三代以来取士之盛，莫若汉、唐。汉文帝十五年，诏举贤良文学之士，上亲策之，则有如晁错者出焉，是时非有灾异而举也。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诏贤良对策，则有若董仲舒、公孙弘者出焉，所举亦非因灾异。但策中语或及者，亦陈事之一端尔。唐开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材异等，咸令自举。是年设直言极谏科。逮宪宗元和间，制科尤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材。观当时策目所访者，皇王之要道，邦国之大务，可以覆视，固不专于灾异也。此汉、唐故事有足据者。其间或因天变，又非时亲策者，则亦有之。厥后时君或居常自逸，谓无阙政，及天灾已著，时蠹已形，然后下诏举之，欲救于临事，此则取士之弊风，而后王之末造也，岂足法哉。

　　陛下自复制科，于兹累年，随贡举而开，疏数适中。若必俟灾谴然后诏举，非惟失设科本意，且尤不可者有三：一则使天下贤俊滞淹之士，待灾异而进，非所以养廉耻也；二则平居不询，造形乃问，非所以惧天灾也；三则轻改信令，示天下无渴士之心，非所以广贤路也。且汉、唐所立孝廉及进士等科，皆每岁常选，故制举不随而开。今礼部进士，数年一举，因以制举随之，则事适其宜，何害于时，须此纷易。况灾异之出，不常厥期，或弥年所无，则此举奚设，或比岁而有，则于事太烦。既不因乎天灾，又不随乎贡部，而曰非时诏举，浩无端倪，乃是遂废此科。刍荛稍询，则言路有寄；饩羊一去，则礼意都忘。今无故而更张，使遗材绝望，其伤国体，不亦大乎。乞并下臣奏两制详定。

　　上是育言，不复下两制，即诏礼部，自今制科随进士贡举，其著为令，仍须近臣论荐，毋得自举。上因谕辅臣曰：“彼上言者，乞从内批以行，今乃知欺罔也。”

　　育又奏曰：“阴邪沮事，正当明辨，人臣言涉机密，欲归德于君，或入告谋猷，成国之美，此类可以刊名付外。制策天下，公共废置，可以明述，岂宜阴为沮革，欲自上行？此正奸罔所为，非睿听昭察，则挟邪蠹国，何所不为。愿出姓名按劾，以申国法。”

　　育本由制策进，上数称其贤，以为得人。故询力排诋，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娶李遵勖妹，有六子而寡。询又奏育弟妇久寡不使改嫁，欲用此附李氏自进。大抵希昌朝意，且报怨尔，上讫不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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