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四年八月

庆历四年八月

　　八月辛卯，命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天下农田，范仲淹领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条上。

　　初，仲淹建议：“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职，汉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书，古天官冢宰也；枢密院，古夏官司马也。四官散于群有司，无三公兼领之重，而二府惟进擢差除循资级，议赏罚检用条例而已。上不专三公论道之任，下不专六卿佐王之职，非法治也。臣请仿前代，以三司、司农、审官、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刑部、审刑、大理、群牧、殿前马步军司，各委辅臣兼判其事。凡创置新规，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轻重、事有利害者，并从辅臣予夺。其事体大者，二府佥议奏裁。臣愿自领兵赋之职，如其无辅，请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然卒不果行。八月庚寅朔。

　　谏官余靖言：“近者封建宗室，藩屏皇家，举前王之令猷，补当朝之阙典，本支百世之盛美也。风闻诸王宫皆封长孙，惟吴王宫误封次孙，已有争诉者。臣愚以为宗室至亲，封建大事，固宜详审，犹如此差错，则知天下疏远之务，误者多矣。宗室纷争，不可传闻四方，臣曾为礼官，颇知属籍间事。吴王德昭五子，第二子惟吉，追封冀王。今闻冀王之子守巽，最是诸孙之长，有司便以冀王别为一院，即推从蔼为本宫之长而授封爵。今若夺从蔼之爵，以与守巽，则事同儿戏，书之史册，传之外方，谬误之讥，取笑于后。臣之愚计，欲乞朝廷勘会诣实，若从蔼于今实吴王宫长孙，则因而推恩，不形过举。别以公爵授冀王之子守巽，庶几圣德无所亏损。”从之。守巽，惟吉第三子，自言于今为最长故也。

　　壬辰，更封洺州团练使守巽为颍国公。

　　甲午，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

　　先是，辅臣奏事垂拱殿，帝面谕之曰：“北敌受礼云州，恐遂袭我河东，两府宜设备。”弼退而上言：

　　臣误荷奖擢，无所施设，致此外患，上烦圣虑，闻命震惊，不遑启处。然退自思念，仅得粗略，窃谓契丹必不袭河东，其事有九：无名，一也；动称王师，不肯窃发，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长驱，必不由河东险阻而来，易入难出，三也；河北富实，河东空乏，必不肯击虚乏，而惊我备富实之地，四也；河北无备，河东有备，以北敌萌南下之心久矣，临事必不肯舍无备而攻有备，五也；若欲乘我不测而入，当行诡道，出于仓卒，必不肯先报云州受礼，六也；契丹始与元昊相约，以困中国，前年契丹背约，与中国复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国所益之币，因此有隙，屡出怨辞。契丹恐其侵轶，于是压元昊境筑威塞州以备之。而呆儿族累杀威塞役兵，契丹又疑元昊使来，遂举兵西伐，验之非诈，今必无会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惜燕地，如人惜心腹，若袭河东，岂不防攻燕为牵制之术？于今不闻备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蓟，不复由河东侵逼，九也。臣验此九事，故知契丹不袭河东必矣。今臣但论目下不为河东之患，过此以往，则非臣所知。

　　臣谓契丹异日之祸，独在河朔，河东只可为牵制之地。所以臣近奏河北守御之策，因乞守一要郡，自行其事。下二府议之未合，只欲且令田况往彼按臣所说，此乃平时悠悠所为，非今来确乎至急之意也。河朔一二年来，虽名为设备，其实未堪御寇。乃是张备豫之虚声，适足重敌人之奸计，为患愈大，不可不思。臣前岁奉使契丹，理当无所增赂，盖为朝廷方尽力西鄙，未遑北事，于是忍羞自屈，岁益所入，聊以款兵缓祸，而望雪耻于后也。臣今所乞，必愿俞允，不惟训兵备敌，以安元元，至于身羞国耻，庶几可刷。

　　于是命弼宣抚河北，其实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也。此月庚子，田况往河北，在弼宣抚后七日，不知弼何以先言之？盖当时已议定遣况，而弼又乞自行也。

　　保州、广信安肃军，自五代以来，别领兵万人，号缘边都巡检司，亦曰天策先锋。以知州军为使，置副二人，析所领卒为三部，使援邻道。太祖常用之有功，诏每出巡，别给钱粮以优之。其后州将不复出，内侍为副，数出巡，部卒偏得廪赐，军中以为不均。通判保州秘书丞新昌石待举献计于都转运使张昷之，仍请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别给钱粮，余悉罢，仍请以武臣代内侍。时杨怀敏方任边事，尤不悦巡检司。云翼卒扬言为乱，知州、如京使、兴州刺史刘继宗心不自安，乃悉令纳私所置教阅器仗。会都监韦贵与待举弯弓赌酒而众辱之，贵凭酒慢骂曰：“徒能以减削兵粮为己功。”因激其众，是日给军衣，众遂劫持刀兵入牙门，待举挈家上城，出东门，入无敌营。会继宗亦挈家至，与待举列无敌兵守关城，率神卫招收兵却入东门，以拒乱兵。既而转斗不敌，继宗、待举复上城避之，遂自下城，继宗渡城濠，溺水死，待举藏鹿角中，为乱卒所害。众怨待举甚，揭其首，众射之。又疑走马承受刘宗言与待举同议，亦害之。始迫缘边巡检都监王守一为首，守一不从而死，乃拥韦贵据城以叛。礼宾副使、兼閤门通事舍人、知广信军刘贻孙与走马承受宋有言临城谕叛兵，有欲降者，计未决，而诸路各进军来讨，遂复固守拒命。按保州兵乱，乃八月初五日，朝廷于初九日始知。富弼使河北，实初五日受命，此时朝廷未知保州兵乱也。弼使河北，但欲修饬边备，未行而保州乱作，朝廷就委弼措置。弼缘此遂行，实非始谋也。其后，弼有辨谗谤札子却云因保州乱，坚乞得河北宣抚，盖小误。然事适同日，不妨便文。而范纯仁行状、苏轼神道碑及朱、墨史附传并云弼因保州贼平乞出，则误甚矣，今不取。

　　乙未，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学士王尧臣、吴育、宋祁，知制诰孙抃、张方平、欧阳修，权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杂事沈邈等言：“中书、枢密院聚厅召臣等宣示契丹来书并朝廷答书，臣等窃谓契丹、元昊相攻，虚实未可知，今来书大意，且言以元昊不顺朝廷之故，遂成衅兴兵，恐深入讨伐之后，元昊却归朝廷，乞拒而不纳。今答书便云于元昊理难拒绝，则是不从北鄙之请，坚纳西人之盟，得新附之小羌，违久和之强敌。如闻契丹见屯兵甲，近在边陲，万一得书，违情生忿，回戈戎境，有以为名。夫患有迟速，事有重轻，此朝廷不可不审度也。若阻契丹而纳元昊，则未有素备之策，绝元昊而从契丹，又失绥怀之信，莫若以大义而两存之。臣等谓宜降诏与元昊，言昨许再盟，盖因契丹有书来言彼是甥舅之亲，朝廷久与契丹结和，不欲伤邻国之意，遂议开纳。今却知国中招诱契丹边户，亏甥舅事大之礼，违朝廷纳欵之本意，当须复顺契丹，早除嫌隙，则誓书封册，便可施行。仍乞于契丹回书中言已降诏与元昊，若其悔过归顺贵国，则本朝许其欵附；若执迷不复，则议绝未晚。如此，则于西人无陡绝之曲，于北鄙无结怨之端，从容得中，不失大义，惟陛下裁择。”

　　先是，育独奏疏言：“契丹被朝廷恩腴，为日已久，不可纳一叛羌，失继世兄弟之欢。今二蕃自斗，斗久不解，可观形便，乘机立功。万一过计，亟纳贼昊，臣恐契丹窥兵赵、魏，朝廷未得元昊毫发之助，而太行东西先有烟尘之警，此不可不察也。为今之策，宜使人谕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绝，力屈而归我，我所疑也。若无他者，当顺契丹如故，然后许汝归欵。’告契丹曰：‘已诏元昊，如能委谢辕门，即听内附，若犹固拒，当为加伐。’如此，则二敌不能归尤朝廷。”及聚议，方平实当笔，皆不能易育初议焉。张方平墓志铭载此议出于方平，方平集有此两篇。后一篇注云议与宋祁同上。墓志亦云仁宗以书示方平及宋祁，然方平此时但为知制诰，未入翰林也。盖辅臣召两制示以书，方平即同祁等上议。议实方平所作，而吴育议独最先上，及是又与两制同之，今并收育议附见。实录又不载知制诰姓名，盖脱误也。

　　丙申，诏在京犯罪配隶外州军者，不得因差役上京，在京诸司亦不得指名抽差。时内东门吏犯赃配黄州，其亲戚多内臣，求驾纲上京，而作坊射为甲匠。权度支判官李参奏恐无以惩奸，故禁之。

　　丁酉，陕西、河东宣抚使范仲淹言，知延州日，见进士张挺有武力胆略，乞补三班差使殿侍，为随行指使，从之。张挺，不知本末何如？若竟无闻，当削去。

　　戊戌，右正言、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余靖假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为回谢契丹使。

　　先是，靖言：

　　伏闻契丹耶律元衡来聘，道路传言，专报西征之事。臣虽愚陋，窃用忧之。且敌人当无事之时，尚可穷巧极诈，乘我之怯，以恣无厌之求，况今用兵之际，岂得默而无请？臣窃料敌人之意，不出数策：一曰借兵于我，同力剪除；二曰见乏资粮，欲假边粟；三曰军兴费广，先借数年之资；四曰元昊与贼连谋，不宜更通和好。其他狡计，不可详知，此皆目前所宜预备者也。

　　敌人背约，妄起事端，不当但务偷安，每事轻许。我守盟誓，拒之有词。若只有借兵之言，最可理夺。伏缘景德之誓，共约休兵，只如元昊负恩，扰我边鄙，本朝调发卒乘，数年于兹，未尝假北敌之兵议诛讨。今若夹山部落亡入我境，则当竭力，同共驱除，境外之师，无名可出，此则借兵之谋不可许也。若以资粮为词，亦当坚拒。伏缘国家封疆至广，军马至多，内有朝廷百官之奉，外有宾客四方之事，赋入有常度。但缘爱惜生灵，不忍争战，故割自奉之金帛，以资兄弟之国。一国之财而供二国之用，固无余羡以副非意之求，此又借粮之议不可许也。若云先借岁聘之数，尤当阻之。伏缘契丹每言此来再结盟好，不同向前，固宜谨守诚信，以敦万世之约。况近岁新添金帛，割剥已深，山泽之利，岁计犹有不足；桑蚕所产，民力固亦无余。比要两国安宁，是用不惜所有，今伐一小族，便此过求，若更有大事，如何应副？侵凌之势，无时暂已，国家之物有限，强敌之求无厌，欲望不危，必不可得，此又预借岁物不可许也。若云元昊怀贰，与贼通谋，同盟之国，所宜共嫉，惟此一事，最难处置。从之则权在敌人，不从则强兵在境，酌今之势，不能不从。伏缘北敌，本参和议，彼既有隙，势难两交。若谓元昊已有好意，不可拒绝，臣恐纳元昊而疏耶律，则敌人移兵于我矣。臣愚以谓元昊之论未定，犹可缓之以顺北敌之请，其余不可从也。

　　臣伏读唐史，窃见回鹘于唐朝有收复两京之功，每岁止赐绢三万匹。今来契丹岁取我物五十万，其害深矣。伏乞朝廷密敕边臣，严设武备，傥或敌人过分求索，不宜轻许，以重取国辱。庙堂之上，固有谋猷谏诤之官，惟忧阙失，望朝廷裁之。

　　又言：

　　伏睹耶律元衡已朝见讫，中外臣僚，但闻报西征事，又知河东边奏警急，并无不忧惧。虽北边事宜，云征夹山部落，且夹山小族，而契丹举国征之，事势甚大，恐似别有谋者。臣窃思之，朝廷于西北大事，前后处置失错，所以敌人乘衅，肆其凭陵，今者使来，必此之故。切缘元昊累世称藩，一日僭叛，招携出讨，当自图之，而乃屈中国之威，假契丹之援，借人之势，权在他人，此谋始之失也。臣去年在敌中，敌主亲与臣言梁适去时，云河西事了，遣人来谢。及以元昊表示臣，俾知元昊畏伏之意。又与臣言候乾元节信使碽日，请仔细报来。及臣归朝，首言此事，只缘夷简病退，梁适差出，便乃隐讳，云无此言。暨乾元节信使萧孝忠来，屡问馆伴张锡，锡终不与言元昊商量次第。朝廷当元昊叛时，则遣使告之，及其和约欲就，则问而不对，必疑朝廷有异议矣。此始末不同之失也。

　　臣曾具奏陈，拟其所谋四事：一曰借边兵，二曰借边粟，三曰假数年之物，四曰绝元昊之和。遥度敌情，在此而已。必若假借财物，拒之有词，惟与元昊绝和，最难处置。臣窃计之，逊词以谢北敌，缓词以欵西戎，苟纾岁月之祸，诚当今可施之策也。然臣愚虑兵祸自此起，不宜处置更有失错。今若徇北敌而绝西戎，亦有兵祸，纳西戎而违北敌，亦有兵祸。二敌连谋共为矛楯之势，北人才去，西人必来，拒纳之间，动皆有碍。择祸就轻，守之以信，使曲不在我，即其要矣。

　　必若弃元昊以为外虞，坚绝其约，使北人不能反复而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谋者不能终之。且元昊所有抗中国者，僭尊号，改年名，不称臣，不奉表，此其倔强之势也，今皆舍去而归我矣，三年谋之，而一朝绝之，及其既去，北敌使至，将又招之，倔强之性，岂不怀忿？此起兵之祸也。契丹所以取重于中国者，亦欲成和好之事，专与夺之权也。今西戎偃蹇而不从，朝廷沉吟而不报，及其使我绝之，而遽即成之，桀骜之气，岂不怀怒？此亦起兵之祸也。然而彼欲举兵，而使我绝约，皆北人之狡谋耳。

　　臣窃料北人因弋猎之势，为举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于我。若报之曰：“天下之民一也，本朝之兵，尚不忍令其战斗，以趋死伤之祸，况邻国之兵，冒白刃而不忧其伤，非所以为心也。宁失一小蕃，不可烦兄弟之国。萧使碽日，曾达此诚，且未尝乞师，无烦大举。若元昊自有衅隙，违忤北朝，今之出师，非复预议。又元昊使来每称北朝之意，早缘名体未顺，难以从之。近者称本朝正朔，去羌人僭伪之号而称臣矣。只以事要久远，故须往覆商量。今若事体准前，固当拒绝，但业已许其每事恭顺，则受其来归，若来而拒之，则似失信。且中国以信自守，故能与四海会同，傥失信于人，谁复信其盟约？若北朝怒其叛而伐之，南朝因其服而舍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义也。”敌虽强悍，固当闻此而悛心矣。惟重币轻使以给之，使其有邀功之心，则必缓图我之患也。

　　臣又闻前岁北人解甲后，幽州亦遭掠夺财物，迫夺妇人，发掘坟墓，燕人苦之。今河东近边恐有冲突，须作堤备，以戒不虞。臣常观北朝气陵中国，捃拾事绪，以起衅端，归于强弩相射，利剑相击而后已，不可不早备也，惟陛下图之。

　　朝廷以靖言为然，于是遣靖回谢。其复书略曰：“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或谓元昊于本朝稽效顺之故，则无烦出师。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杨守素将誓文入界，傥不依初约，犹可沮还，如尽遵承，则亦难却也。”

　　枢密院言保州兵乱，诏遣入内供奉官刘保信驰往视之。谏官孙甫力言前有告变者，枢密使杜衍不时发之，当得罪。甫本衍所举用，其不阿如此。

　　庚子，命知制诰田况往保州城下相度处置叛军，仍听便宜从事。

　　辛丑，知青州陈执中言：“奉诏权罢修州城，契丹虽遣使再盟，然未保情虚实，恐未可遽废防守之备。况秋稼大成，人心乐于集事，旧城比已兴工刬削，高下可窥，若遂中辍，它日不免重困于民，乞遂乘时完缉。”奏可。先是，有言执中率民钱修州城，民甚苦之。故有诏罢其役也。记闻云：集贤校理李昭遘言执中之短，诏以昭遘疏示执中，执中臱恚，上疏乞江淮小郡，不许。按昭遘三年七月罢陕州，入判理欠凭由。今年八月为度支判官，不知奏执中时，是何职任，当考。

　　赐保州投来人员、兵士特支钱。

　　壬寅，降敕牓招安保州叛军。

　　诏知雄州王德基谍报北界，以保州兵乱，本路方领兵捉杀，恐缘边人户惊疑也。

　　癸卯，右正言、知制诰田况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充真定府、定州路安抚使。况言保州缘边人户多扇言军贼作乱，将引契丹兵马入界，以臣所料，必有奸人因欲摇动边民，乞下缘边安抚使密令捕缉，法外施行。从之。

　　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上面谕修曰：“勿为久居计，有事第言之。”修对以谏官乃得风闻，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职罪也。上曰：“事苟宜闻，不可以中外为辞。”谏官蔡襄、孙甫奏留修，不许。此据修附传及晏殊正传。

　　右正言、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余靖知制诰，仍知谏院。

　　右正言、直集贤院、知晋州尹洙为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旧制，谏官、御史补外无待阙者，洙自庆移晋，会前守未满岁，有旨令洙待阙。洙心疑郑戬谮己，因奏乞与戬俱下御史狱，辨水洛城事。且言戬交结走马承受麦知微。于是迁秩改命，而所乞竟不从。郑戬结交中官，本传都不载，此据尹洙奏状。又碧云騢载：戬结中官黄元吉而进用，一日，元吉左迁，同列戏之曰：“天休走却爷矣。”戬笑曰：“君知我更有一爷在。”恐戬亦不至此。碧云騢托名梅尧臣，然非也。元吉事当考。

　　秘书丞、馆阁校勘、知谏院蔡襄为直史馆、同修起居注。是日，襄言：“保州军士闭城作乱，杀党中懦弱十余人，指为首恶，以要朝廷招安。臣与臣修、臣甫已有论列，欲令知定州王果引兵随牓入城，尽行诛戮。不闻施行。窃以天下内外之兵百有余万，苟无诛杀决行之令，必开骄慢叛乱之源。今州兵杀官吏，闭城门，从而招之，使传于四方，明朝廷有畏众不杀之恩，官吏有触事可持之势，何惮而不为！议者若谓今日北敌妄生衅端，不可便于极边之地张皇其事，为敌人所窥，是不知制兵之权，而昧威戎之略也。夫中国为北敌所轻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今以劲兵入城诛三千叛卒，以绝天下祸乱之萌，而敌人咫尺，必将悚动，安虑其窥乎！况事机不可失，惟陛下特发睿断而行之。”

　　甲辰，资政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石中立为太子少傅致仕。

　　河北宣抚使富弼奏请殿中丞刘牧掌随行机密文字，从之。牧，西安人也。

　　赐保州城下诸军将校特支钱。

　　乙巳，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卫州防御使郭承佑为宣州观察使，罢军职。枢密使杜衍恶承佑骄恣，奏罢之。

　　秦州刺史、权并代部署狄青为惠州团练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泾原部署。青任泾原权并代，当在六月十三日以后，朝廷不欲令青沮刘沪也。但，实录不详尔。水洛既城，刘沪又责官，泾原已别命帅，则青可复还。特书此，亦足见朝廷委曲用人之意云。

　　陕西、河东宣抚使范仲淹请以泾原路参谋郭固随行，教习军阵，从之。欧阳修杜衍墓铭，云范仲淹宣抚河东、陕西，欲以兵从，衍争不可。今观仲淹辟郭固随行教习军阵，则仲淹固以兵从，是衍不果争也。按富弼奏议、韩琦家传，则衍所争乃仲淹欲益发兵尔，非为宣抚使不可以兵从也。恐欧阳或误。

　　丙午，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东平郡王德文为忠武节度使、兼侍中，宁江节度使、汝南郡王允让同平章事。德文等十人既封拜，又以宗室久不迁官，于是递进一等，凡迁者三百二十一人。

　　戊申，陕西都转运按察使、天章阁待制程戡言：“昨遣三司盐铁副使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与臣同体量修水洛城。臣等昨离永兴军日，泾原部署狄青已部领军马至德顺军，仍令阁门祗候崔宣、指挥使谢能等领军马就水洛城收捉刘沪、董士廉，欲诬以违节制斩之，赖沪等不敢抗对，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军监酒周颂就劾，又差平凉知县李元规代颂面授其意，不谓朝廷遣周询、惟德来，沪等生得出狱。自后臣虽奉旨带刘沪、董士廉再往兴筑，臣以蕃部疑变及虑狄青、尹洙等破坏此城，无以就功。累闻朝廷续差内殿崇班陈惟信，令臣与狄青应副兴修，今幸沪等城水洛已就，而蕃部帖然。其初，本路兵马钤辖高继元、著作郎石辂、大理寺丞李仲昌等，皆实赞狄青，以谓水洛不便。今既共事，其如一党之人自怀疑忌，兼闻既城之后，犹欲力遂前非。石辂虽已离此，继元、仲昌多阴献计画，务在间谍。今除王素知渭州，未必不为斗乱。虽水洛城不足惜，柰何扇动蕃部弃去汉土，不惟为异类报仇，兼欲将微臣稔过，臣所操心，粗能知分，虽城百水洛，固非臣邀功掠美之地，乞候王素过京师，特赐宣谕此事，庶到边不为群小所惑。其高继元、李仲昌，仍乞早移别路一差遣，不尔，沮挠边事，必起后虞。

　　宦者阎士良以供备库副使为蔡州都监，颇挟势骄倨，承前贵人多优容之。及司勋员外郎陈述古知蔡州，独不加礼，士良恚恨。会去冬雨木冰，述古言：“是所谓木稼，亦木介也。木有稼，达官怕。木介，革兵之象，其占在国家。”士良擿其语闻上。述古因发士良阴事，既劾置许州，而士良不伏，乃命监察御史刘湜再往鞫之。己酉，士良坐受所监临赃，夺二官。述古亦坐所言不实，罚铜七斤，罢。述古，尧佐子也。

　　司勋郎中张可久责授保信节度副使。坐前为淮南转运使，贩私盐万余斤在部中也。监察御史包拯乞不以见获斤两定罪，特于法外重行远地编置，以警赃吏，故有是命。

　　辛亥，赠太子太保、谥忠宪韩亿卒。

　　壬子，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为契丹国母生辰使，如京使夏防副之；太常少卿、直史馆刘夔为契丹生辰使，崇仪使杨宗让副之；盐铁判官、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张瓌为契丹国母正旦使，内园副使焦从约副之；开封府推官、监察御史刘湜为契丹正旦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李士勋副之。

　　录故德顺军得胜寨主、右班殿直、閤门祗候裴大雅子得象为三班奉职，得一为借职，以大雅与西贼战没也。

　　甲寅，诏宗室大功以上亲之妇不许改嫁，自余夫亡而无子者，服除听还其家。

　　朝议以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统领，因诏宣抚使富弼促行，往节制之。再降敕牓招安，仍令田况等且退兵，选人赍敕入城，若遂开门，即一切抚存之。如尚拒命，则益进攻，其在营同居骨肉，无老幼皆戮之。

　　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趋保州，攻城甚急，会有诏招安，贼不肯降，乘陴呼曰：“得李步军来，我降矣。”李步军，谓昭亮也。诏遣昭亮。是日，昭亮至，与田况同谕贼，贼终未信。右侍禁郭逵径踰壕诣城下，谓贼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语。”贼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谓贼曰：“我班行也，岂不自爱，苟非诚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乐为乱，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赏汝，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汝尚疑之，岂有诏书而不信耶，两制大臣而为妄诞耶？”词气雄辨，贼皆相顾动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复下索，召其所知数人登城，贼信之。争投兵下城，降者二千余人，遂开门纳官军。其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况具得其姓名，令杨怀敏率兵入城，悉坑杀之。逵本传云范贵、史克顺、侍其臻据保州叛。按此时但有韦贵，无范贵。又云臻、贵自刭，按臻亦未尝死，不知本传何所据也，当考。今止用记闻所载事迹。李昭亮传云：昭亮从数十人叩城扉，袒示城上，不以甲楯自蔽，为晓譬祸福，贼遂降。盖饰说，今从记闻。按会要亦云遣郭逵入城谕贼，昭亮不当专此功也。

　　降卒二千余人，悉分隶诸州。宣抚使富弼恐复生变，与都转运使欧阳修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谋，欲使诸州同日诛之。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诸州有一不从，为变不细。”弼悟，乃止。朱史附传误以富弼为夏竦，今从苏辙所作欧阳修传。

　　工部郎中、直昭文馆、知沧州刘涣为吉州刺史、知保州。涣至踰月，云翼军士又谋反，居人惶急，涣以单骑至，械其首恶诛之，一军帖然。此据涣本传，按云翼军叛，既诛之矣，涣至又复叛，不知果否。涣不踰年，亦徙登州。当考。涣知保州，乃此月癸丑。

　　乙卯，上谓辅臣曰：“如闻诸路转运、按察、提点刑狱司，发擿所部官吏细过，务为苛刻，使下无所措手足，可降敕约束之。”先是，监察御史刘湜言，转运使掎摭州县，苛束官吏，人不得骋其材，宜稍宽假，恬不为改，乃加绳治。此据湜传，按湜三年六月为察官，四年十月迁殿院，传载此言在为殿院后，恐非也。因诏书约束转运使，即附见此。

　　包拯言：“诸道转运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来，并提点刑狱等，体量部下官吏，颇伤烦碎。兼审刑院、大理寺奏案倍于往年，况无大段罪名，并是掎摭微累，不辨虚实，一例论奏。此盖苟图振举之名，以希进用之速尔，遂使天下官吏各怀危惧。其廉谨自守者，则以为不才，酷虐非法者，则以为干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此患，无所诉告。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体量之事，或智虑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闵，虽欲洁己改过，其路亡繇，岂不痛惜哉。”

　　又言：“天下茶盐酒税，逐处长吏曲徇转运使之意，以求课额羡溢，编民则例遭配买，商族则倍行诛剥，为国敛怨，无甚于此。且朝廷设按察、提刑之职，盖欲去贪残之吏，抚疲瘵之俗，今乃惟务苛细，人不聊生，窃恐未为国家之福也。比幸属郊禋盛礼，大霈庆泽，欲乞于赦书内特行约束，凡官吏先被体量者，情非故犯，咸许自新，不悛必寘于法。庶使悔过之人，免资终身之累。其诸处茶盐税，亦乞除元额外，不得擅增课利，搔挠人户。应系自来诸般调率，且乞权罢，以安海内生灵之心。伏望圣慈，少赐省察。”

　　朝廷既降敕约束诸路按察使，备载台官所上之言，欧阳修奏曰：“台官意谓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实，或因迎送文移之间有所阙失，挟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轻信其说。臣自闻降此约束，日夕忧嗟，窃思国家方此多事难了之时，正当责人展效之际，奖之犹恐不竭力，疑之谁肯尽其心！昨大选诸路按察之初，两府聚厅数日，尽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为一时之极选。凡被选之人，亦各负材业，久无人知，常患无所施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争奋所长，不惟欲报朝廷，宁不更希进用，岂可顿为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台官所说，则是两府聚厅数日，选得不公之人。或其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约束。窃以任人之术，自古所难，能力主张，犹或有沮者，何况过生疑异，使其各自心阑，如此用人，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难能，或大臣荐引之人，或权势侥幸之子，彼按察使下当怨怒，上迕权势，而不敢避者，只赖朝廷主张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则未能与行，沮毁者一言，则便加轻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为州县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坚，故毁谤之言已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诸路按察，今虽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风知惧，近日致仕者渐多，州县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圣慈令两府召台官上言者至中书，问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挟私怒，苟有迹状，乞下所司辨明，若实无人，乃是妄说。其近降札子，乞赐抽还，不使四方见朝廷自沮按察之权，而为贪赃老谬之吏所快。

　　戊午，诏自今除台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此诏恐与丁度指孙甫为杜衍门人相关，然衍九月二十六日始拜相，此诏决不为衍发也。

　　富弼言：“近见元昊所上誓书及表奏，辞礼恭顺，一遵朝廷所约。只是榷场上微有商量，候杨守素到阙日，乞与婉顺商议，示以必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为其恭顺，却于元约事外，别有诘难邀勒，所宜多方容纳，令无备我之意，则必尽力与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杀伐，两有所损，此朝廷之福，天所假也。苟议绝和约，或大段拖延不成，则元昊必复与契丹合，而为患如故，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未肯与朝廷绝好，余靖此去，保无他虞。将来若遣谢使，所赍谢物，不可过数，苟多无益，更乞深加详察。”

　　范仲淹言：“臣窃观史籍，见前代帝王与戎狄结和通好，礼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盖惧边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变，而为社稷之忧。如汉高帝、唐太宗身经百战，大胜天下，不敢黩武而屈事戎狄者，正为此也。及其国力强盛，将帅得人，则长驱破虏，以雪天下之耻。今北敌西戎，合谋并力，夹困中原，西兵数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复，以议通顺，而延州塞门并河东丰州之地，旧有属户居之，则为我利，自元昊驱掠西去，遂为隙地，中国利害，不系于此。今众议须欲复得塞门，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灵、夏，及其和好，皆略而不言，耻以前失之丑，而求无用之地也。今西戎骄恡，不足与争，但名体已顺，余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后重议边事，退移兵马，减省粮草，苏我生民，勤我稼穑，选将练士，使国富民强，以待四夷之变。此帝王有道之术，社稷无穷之福也。如欲与敌人理曲直、决胜负，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语之则易，行之实难。臣备位二府，当思安危大计，不敢避人谤议，上下其说，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宵旰之忧。”十月己丑，颁誓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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