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四年六月

庆历四年六月

　　六月辛卯朔，辅臣列奏，答手诏所问，曰：

　　臣等各蒙奖用，待罪二府，不能燮理弥缝，致化天下，过烦圣虑，特降德音，上以宗庙为忧，下以生灵为念，臣等不任臱恐战汗，死罪！

　　诏旨谓：“合用何人，镇彼西方？”臣等思之，今元昊遣人到阙，名体稍顺，其如戎人难信，止可权宜。如翻覆未宁，则当择节制之帅，若和好且合，亦须藉镇抚之才，经度边陲，以防来患。见选人具名闻奏次。

　　诏旨谓：“民力困敝，财赋未强。”臣等议之，国家革五代诸侯之暴，夺其威权，以度支财用，自赡天下之兵。岁月既深，赋敛日重，边事一耸，调率百端，民力愈穷。农功愈削，水旱无备，税赋不登，减放之数，动踰百万。今方选举良吏，务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严著勉农之令，使天下官吏专于劝课，百姓勤于稼穑，数年之间，大利可见。又山海之货，本无穷竭，但国家轻变其法，深取于人，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又减省宂兵，量入以出，则富强之期，庶有望矣。

　　诏旨谓：“军马尚多，何得精当？”近韩琦、范仲淹所上备边文字，内有河北五事，陕西八事，精择兵马及攻守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见商量施行次。

　　诏旨谓：“将臣不和，如何制置？”枢密院先因许怀德、张亢不协，曾指挥戒励，然将佐之中，性情不类，爱恶相攻，全在主帅别白抚遏，随才任用，使各得其所，则怨恶不生。故长帅之才，不敢轻易选用。

　　诏旨谓：“躁进之徒，宜塞奔竞。”臣等谓躁进怀贪之人，何代无之？由朝廷辩明而进退之。如责人实效，旌人静节，贪冒者废之，趋附者抑之。如此，则多士知劝，各怀廉让之心。

　　韩琦、范仲淹又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陕西八事：一，相度缘边城寨未坚牢处，更加修完；二，陕西诸州土兵内，招愿守寨者，移为边兵；三，新刺保捷土兵内，有宂弱不堪战阵者，减放归农；四，移减东兵入次边州军驻泊，以就粮草，有事宜，则勾赴边上；五，缘边弓箭手，逐一两指挥各筑堡子居住；六，逐路差人，密切先相度下山川要害可控扼处，并可伏兵之处；七，逐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备攻战；八，相度下横山一带要害之地，如进兵攻讨，则据险修寨，以夺其地，就降其众。河北五事：一，遣才臣权领河北转运使，密令经度边事；二，再议河北三路合屯兵去处；三，委枢密院于閤门祗候以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选人数进呈；四，于陕西抽战队使臣十数人，授以新议八阵之法，教习诸军；五，河北州县专选知州、知县、县令可以治兵者，教习义勇，并增置将校。

　　已而仲淹又奏：“臣近与韩琦上言陕西边画，略陈八事，须朝廷遣使，便宜处置，方可办集。又近睹手诏下问：‘合用何人，镇彼西方？’两府已奏见选人进呈次。今西人议和，变诈难信，成与不成，大须防将来之患。臣久居边塞下，诚无寸功，如言镇彼西方，保于无事，则臣不敢当，但稍知边情，愿任驱策。虽无奇效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经画、措置兵骑财赋，及指纵诸将同心协力，以御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于后时，愿圣慈早赐指挥，罢臣参知政事，知边上一郡，带安抚之名，足以照管边事。乞更不带招讨、部署职任”。

　　改延州龙口平寨为龙安寨，仍赐修寨禁卒缗钱。

　　先是，鄜延都监周美破贼于无定河，乘胜至绥州，杀其酋豪，焚庐帐，获牛羊马驼器械三百计，因城龙口平寨。贼以精骑数千来袭，美从百余骑驰击破之，加本路钤辖。此据周美传附见。然庞籍传云使王信筑龙安寨，已附庆历二年四月戊子，而王信传亦略无龙安筑寨事，不知何也？当考。

　　壬辰，录散直李庆子忠为下班殿侍。以庆与淯井监蛮贼战没也。

　　置均、房州通判各一员。

　　丁酉，降敕牓下知潭州刘沆招谕桂阳监蛮贼，有来首身者，并与等第推恩。会要出师篇即此后书招到二千余人，盖联书之也。今依实录，仍见十月。

　　戊戌，谏官余靖言：“元昊遣人求和，皆出契丹之意，我之言议动息，彼必皆知。伏缘景德中，契丹举国兴师深入，先帝与之对垒河上，矢及乘舆，天下安危，在于刻漏，止以三十万物与之通和。今元昊战虽屡胜，皆由将帅轻敌易动，故为边鄙之忧。数年选将练兵，始知守战之备，而锐意解仇，与物遂至二十六万，彼若不允，岂可更添？且夫戎事有机，国力有限，失之于始，虽悔何追？窃以景德之患，系安危于顷刻，而物数如彼，今日之患，远在边鄙之外，而物数如此，臣虽愚贱，深所耻之。且元昊之书，其名虽顺，其词甚悖，自言通和之事，非其本心。今虽与物更多，边亭岂敢撤备？又况契丹之力，能制元昊，闻其得物之数，宁不生心？无厌之求，终难应副，若移西而备北，为祸更深。伏乞朝廷极虑商量，必令轻重得所。事有形比，须索堤防。元昊凡所过求，不宜尽许，一启其源，塞之实难。惟察利害而审计之，但思和与不和，皆有后患，则不必曲意从之，以贻国羞。”

　　靖又言：“风闻杨守素等进状，乞早回本国，未闻朝廷指挥者。臣窃以和好之谋，可否之报，在于元昊，不在行人。守素等虽有商量之名，必然未肯与夺，今若不早发遣，切恐别起怨词。计元昊外则貌从契丹，内则贪我金帛，然其凶很，必非实诚。盖缘出师以来，未曾挫衂，势犹大盛，心亦无厌。此去和与未和，必是大举兵甲。戎狄之性翻覆，胜则骄慢，败遂来归，此皆常情所知也。臣以为今之计者，莫若许其岁物定数及和市之限，谓言国家各守境界，两不相侵，君臣如初，无复疑贰。已敕边守，专待使来。如此处置，不必守素等肯与不肯也。臣又恐二国之好因守素而成，契丹邀功，势不可抑。况梁适失词，敌人傒望已久。事成而谢之亦有害，事成而不报亦有害。谢之之害小，而不报之害大，此又将来之患也。若幸而元昊未满其意，则我或小胜，彼当自来。傥逗遛行人，待其词伏，虽得要约，未可信也。其尹与则、杨守素等，伏乞早赐发遣。”靖此奏不知几日？今附见。

　　癸卯，改新知渭州孙沔复知庆州，新知庆州尹洙知晋州。

　　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与沔易任，沔以病辞，乃别徙洙，于是渭州阙守，诏委狄青。谏官余靖言泾原在陕西最为重地，自范仲淹不敢独当，岂青粗暴所能专任？章凡四上，其一曰：靖论青武人，使独守渭州，恐败边事，本传有之。六章据靖谏草，本传、实录俱无有。二章别论水洛，四章乃专论青领渭州。

　　臣窃以朝廷所以威天下者，刑赏二柄而已。圣人不妄赏人，亦不妄罚人，若夫同罪异罚者，明主之所不取也。今狄青、尹洙皆坐不合枷勘刘沪争修水洛城事，而洙罢路分，青领州任，非唯赏罚不明，兼亦措置失所。臣请别白言之，始者，朝廷以狄青、尹洙虽伤于猝暴，不合枷勘沪等，又缘是朝旨不令修城，兼恐抑挫帅臣之威，遂移尹洙别路，狄青当路，欧阳修四月二十六日丙辰疏云移尹洙而不动狄青，即靖所谓当路，但不知是何职任，今既不令独守渭州，必自此徙并代也。移狄青当路，未详。八月十六日乙巳，狄青以权并代部署复为泾原部署，不知何日权并代部署，或在欲令独守渭州后。此盖朝廷爱惜帅臣之本意。今来只因孙沔称病，便忘却旧来商量。同罪异罚之外，狄青更蒙升用，其不可者六焉：

　　臣以为当今天下之官，最难其才者，唯是陕西四路帅府，于四路之中，当贼冲而民户残破，军中气索，泾原最甚。当择天下才智第一，授以泾原军民之政。今付狄青刚悍之夫，不可者一也。朝廷自来以武人粗暴，恐其临事不至精详，故令文臣镇抚，专其进止。今狄青不思旧来制御之意，不可者二也。初缘狄青出自行间，名为拳勇，从未逢大敌，未立奇功，朝廷奖用太过，群心未服。今专使统一路兵马，必无兼才厌服其下。且以尹洙之才与相佐，尚犹如此，若独任刚狷之人，众所未服，必致败事，不可者三也。本来选用狄青，谓其刚果堪为斗将，今兼知渭州。且夫知将以城守为能，斗将得野战为勇，各有以抚军民，今来狄青出战，则须别得守城，守城则当求知将，岂此一夫所能兼之？其不可者四也。昨日狄青、尹洙同枷勘刘沪，朝廷嫌其率暴，故移尹洙庆州，今洙当降罢，而青得进用，乃是朝廷专罪尹洙。且狄青粗率武人，岂得全无血气？枷送沪等，未必尽由尹洙，归罪于洙，事未明白，不可者五也。凡暴贵之人，不能无骄，狄青拔自行伍，位至将帅，粗豪之气，固已显露，只如昨来朝廷所差医官，身带京职，青以一怒之忿，便行鞭朴。如此恣意，岂是尹洙所使？朝廷归罪于人，亦须察访其实，不可者六也。且庆州极边帅府，非是养病之地，伏乞朝廷别选才智之人，以守渭州，兼进止一路兵马，专委狄青斗将之事。其孙沔傥或不病，则当发遣赴任渭州，如实有病，即召归京师诊理，所以示朝廷忧边谨罚之意。

　　又言：臣近奏狄青知渭州、尹洙知晋州不协物议，未蒙朝旨者。臣窃谓，若非大臣全无忧边之心，即是微臣当坐罔上之罪，二者之间，必有一焉。臣伏思陕西四路，惟泾原山川宽平，易为冲突。若戎马之势不遏，则为关中之忧。关中震惊，则天下之忧也。故国家自有西事以来，长以泾原为统帅之府。前岁葛怀敏丧败之后，朝廷欲差范仲淹往彼完缉，尚先遣中使谕意。其时仲淹不敢独当此任，乞差韩琦同往。朝廷委韩琦、范仲淹同共经略，又差张亢知渭州，狄青同为一路部署。琦等虽名四路招讨，其实只是营度泾原，亢领州寄，青为斗将，自是朝廷忧泾原如此之深也。及至去年，诏琦、仲淹赴阙，又令中使问仲淹何人可以为代，于是差郑戬替韩琦、仲淹充四路招讨，尹洙代张亢知渭州。至秋，又差韩琦、田况往彼宣抚，则固知朝廷未尝忘泾原也。今年已罢郑戬归永兴，又移尹洙知晋州，遂令狄青一身兼领三人职事。且范仲淹号为最晓边事，不敢独当，孙沔亦是朝廷精选，而托疾不行，是泾原有可忧之势，岂青匹夫独能当之！仲淹岂忘之乎？大臣必谓韩琦、仲淹二年泾原，成规可守，故专任狄青，足以了事，臣实以为不然。

　　伏自怀敏覆没之后，兵气沮丧，未有小胜，百姓遭劫掠之余，虽或归复，而生业未备。幸贼未至而谓完实，议和未定而早解怠，抽减将帅，军民之心，尚何所望而敢自安乎。且向来于生户界中修一城寨，尚有劫夺杀伤，不能相保，贼马若至，谁复安心？是大臣全无忧边之心明矣。初缘昨者狄青、尹洙仓猝行事，上烦朝廷，臣窃料朝廷之意，谓此二人偏见之情，以相唱和，故换孙沔在青之上，欲令庶事有所商量。今来只因孙沔称病，遂以泾原一路兵马，专令狄青进止。岂天下之广，更无一奇才可以知渭州与青共事者？是大臣不思之甚也。

　　况始因行事猝暴，朝廷不欲问罪，遂得专兵柄，不知是何赏罚？且缘青骤自行间，未著大功，蒙恩超擢，又其为性率暴鄙吝，偏裨不服，所以刘沪敢骂尹洙乳臭，狄青一介耳。今来以青独当一路，岂不忧偏裨不服而败国家之事？虽传闻仲淹请行，若朝廷从之，不过泾州驻札，以制大节，须别得渭州知州与青缓急商量战守之势。又况庞籍守延，犹与王信等同事，今来反不及青独任最难一路，无乃籍等羞与为伍，以怀怨望乎？朝廷乏贤，一至于此。伏乞陛下询问大臣，如或将来贼马冲突泾原，狄青果能保必胜之势，不贻朝廷之忧，则臣甘先就诛窜，以当罔上之罪。

　　又言：

　　臣累具奏陈，为狄青兼知渭州不当，未蒙朝旨听从者，此盖两府大臣不顾社稷利害，唯要遂非行事。伏缘西贼僭叛以来，泾原屡遭侵扰，任福败于好水，葛怀敏败于定川，关中震惊，君臣旰食。臣谓朝廷当极选文武才杰，共守边疆。为谋未周，闻谏不听，岂非不顾社稷利害乎？泾原利害，屈指可计，且范仲淹前岁被差之日，必得韩琦然后同行，今日预政之谋，未为忧国，同此议者，亦当审细。臣料大臣强为其说，其词有二：其一谓当今文武无可差，其二谓自来武臣在边，多被文臣掣肘，不若专委武臣，责其成功。此皆护短之说，本非通论。当今天下之大，笹冠委佩，出入朝廷，列侍从者，驾肩迭迹，及求一边郡知州，则不能得之，此执政者进贤之失也。求一士而分其任，纵无奇才，比于专委一夫，不犹愈乎？况好水之败，韩琦等为招讨使，定川之败，王沿为都部署，皆号本朝精选，尚犹不免丧师，岂可狄青独能了乎？又武臣在边，文臣掣肘之议，本为不近人情，且琦、仲淹等领兵之日，自谓安边之谋臣，及其归朝，遂生掣肘之谬论。若如此说，则庞籍、文彦博、孙沔尽可罢去矣。

　　窃观狄青所为，若其决医官、擒刘沪，皆骄满之至，岂能独统其众乎？且水洛垂成而急捕刘沪，致劫掠伤杀之患，取笑夷狄，将帅之才，于此见矣。况朝廷特差鱼周询等前去体量得有过，又蒙进用，朝廷之令，于何取信？勿谓杨守素等来此讲和，便言边鄙不足忧者。今春张延寿去后，兵临秦州，平川熟户一千余帐，埽地皆尽，城中震恐，边臣不以实闻，此则目前之祸，不必引古为证。伏乞早赐选差忠勤才略之臣，以知渭州。如臣言无可采，则乞还旧官，臣之分也。若谓已行之命，难为改易，则朝廷今后一切特行，何用谏诤。

　　又与同列言：

　　臣等各三上札子，论列狄青等差遣不当事。今闻大臣坚执不肯更改。臣等近共论岑守素、狄青二事，守素是陛下左右之人，只是才罢皇城司，未当再任，陛下要命令必行，立改差命。其狄青本因有过，当行责降，朝廷惜边将事体，只令依旧任使。大臣不能选择能臣，就委狄青州任，明是差失，臣等累有奏陈，利害甚显，大臣一向遂非，不肯改更初议。缘今日天下之势，最可忧者在戎狄，戎狄之患在陕西，陕西之事，安危最急者在泾原。自西事以来，贼人不过一两次犯延州等路，唯泾原自高继嵩、王规累度御捍得退外，又有好水、定川之败，则贼之意，岂须臾忘此一路也。盖泾原山川广宽，道路平易，边臣制御不住，可以直图关中，如此形势，安得轻授于人？假如贼人围守镇戎，狄青既是部署，岂得不出救援？青出之后，何人守城？贼若以一二万人与青相拒，却从间道领众直趋渭州，又使何人守备？

　　臣窃闻大臣之议，但欲精选通判。前日尹洙以馆职知州，关中之人，以洙气势尚轻，预忧缓急有事，不能制伏士卒，况可只委一通判小官，安能了事！以此言之，是渭州须别得能臣与狄青分职勾当，方免朝廷深忧也。陛下欲命令必行，虽左右之人已授差遣，立有改更，大臣观边上事势如此，不甚忧念，一向遂非，强有论执，是天子之意易回，大臣之偏见难改也。伏乞陛下以安危之意，直谕大臣，令选才望素著之人，委以泾原帅府。若不如此处置，恐后悔难追。

　　寻有诏，徙青权并代部署。后癸卯七日，遂除王素泾原帅，盖因靖等屡言之也。又实录八月十六日乙巳，秦州刺史权并代部署狄青为惠州团练使、捧日天武都指挥使、泾原部署。青徙并代不知是何月日，亦必因靖等论列不已，故暂徙之。不三月，却归旧任。但实录失不载此，今即附见，更俟考详。岑守素事，实录亦不载。

　　赐淯井监捕杀夷贼军士、土丁缗钱。

　　甲辰，泾原路经略安抚司言修水洛城毕。

　　丁未，开宝寺灵宝塔灾，谏官余靖言：

　　臣伏见开宝寺塔为天火所烧。五行之占，本是灾变，朝廷宜戒惧以答天意。寻闻遣人于塔基掘到旧瘗舍利，内廷看毕，送还本寺，许令士庶烧香瞻礼者。道路传言，舍利在内廷之时，颇有光怪。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为灵异，惑乱视听，先自内廷，外及四方，钞敛钱物，再图营造。臣忝备谏职，见此事体，不可不言。

　　臣闻帝王行事，但能勤俭修德，感动人心，则虽有急难，后必安济。臣观今天下，自西陲用兵以来，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劳罪己，忧人之忧，则四方之民安，咸蒙其福矣。如其不恤民病，广事浮费，奉佛求福，非所望于当今。且佛者方外之教，理天下者所不取也。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余，且以侈丽崇饰，甚非帝王之事。

　　或有戒臣者曰：“若有营造，必不出于库府，但用内廷无用之物，准其直而与之。亦不诛求于民，任自僧徒化其愿施者，积岁累月而成之，庸何伤哉？”臣应之曰：“天下之民，皆厌赋役之烦，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其穷至矣。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后宫无用之物、内帑自余之币，出助边费，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诏书而告中外，此则陛下结天下之心，感召和气，虽造百塔，无以及之。若作无用浮侈之事，民益怨矣。”

　　又二年以来，减省后宫请给，皆言内中煎迫，不似往前。今一日舍施，则财物无纪，何以取信四方哉？初缘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见内廷崇奉，则遽相扇动，倾箱竭橐，为害滋深。若以经火不坏，便为神异，即本在土底，火所不及。若言舍利能出光怪，必有神灵所凭，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尉，为火所毁，又何福可庇于民哉？今朽木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圆者，夜亦有光，况舍利本胡中怪异之物，有光亦非今日之瑞。昔梁武帝造长干塔时，舍利亦常有光，及台城之败，何能致福？视此可以监矣。其开宝寺舍利塔，伏乞指挥，更不营造，上以见陛下不惑之明，下以昭国家爱民之意，仍乞更不迎入内中供养。且胡人军校，皆呼舍利，舍利入宫，不祥之兆，尤宜戒之。其然顶烂臂之人，亦乞禁绝。

　　时盛暑，靖对上极言。靖素不修饰，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上优容谏臣如此。据江氏志。

　　庚戌，淮南都转运按察使、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王素为刑部郎中、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知渭州。素在淮南，行部至郡邑场务，所问者课额羡与否而已，未尝毛举细故，以摘发官吏。人初视之，若阔于事情，而所布尔目实甚广，间有被劾者，皆罪法必得。故人人若素坐视其家，而莫敢为非。此据朱史附传，不知谁所作，姑录之，俟考。江邻几云：王仲仪帅平凉，出都门，长檐帽，四敩衫，金束带，鞍马称是。子野赴甘棠偕行，顾谓子弟辈：“不意仲仪坏到此个地位”。按是年八月，王质知陜州，然则素虽有此除命，到八月乃出京也。

　　契丹归明人进士梁济世为应天府楚邱县主簿。济世本涿州人，尝主文书敌帐下，一日得罪来归，且言将有割地之请。既而刘六符至，上发书，以示辅臣，色皆不动，六符亦疑其事先漏也。朝廷先知此敌有割地之请，缘王果购得敌书本也。此又云梁济世来告，岂济世因果以归附，止一事而史各言之，故不相属乎？当考。

　　辛亥，升陕西制胜指挥于雄武之上。

　　赐归明人大理评事蒙守中进士出身。

　　壬子，诏疏决天下系囚，流徒罪降一等，杖笞释之，杂犯至死情可悯者奏裁，旱故也。

　　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

　　先是，仲淹言：“臣窃见契丹遣使来言欲西征，今边上探报，皆称契丹大发兵马，讨伐呆儿族并夹山部落，及称亦与元昊兵马相杀，又报元昊亦已点集左厢军马，既是二国举动，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夹山等蕃部小族，岂二国尽举大兵攻讨，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来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无大故，何敢便与契丹相绝而举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圣贤议论，皆称敌人无信，今朝廷便欲倚凭，此可疑三也。前来契丹邀中国进纳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号扰边，屡擒将帅，如盟信可保，何至今日之举，又可疑四也。河东地震数年，占书亦主城陷，今二国之兵萃于彼方，此又大可疑五也。又边上探得契丹遣使三道，至南山宁化军、岢岚军后面，觑步谷口道路，此又大可疑六也。设或二国不守盟信，卒然奔冲，以数十万众，乘不备而来，河东军马不多，名将极少，众寡不敌，谁敢决战？此大可忧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点集床子弩并癔手，皆攻城之具，与昔时不同。况元昊界无城可攻，如却入汉界，并攻三两城，破而屠之，则其余诸城乘风可下。此大可忧二也。万一此度却未奔冲，以取中国之信，使安于疑，徐为后举之策。此大可忧三也。今乞圣慈顾问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与元昊连衡，则乞今日同署一奏，纳于御前，使中外安静，不更忧疑。他日或误大事，责有所归。如大臣不敢保信，则乞指挥大臣，今日更不归厅，便画河东御捍之策。抽何路军马，用何人将帅，添若干钱帛，据何处要害，如此定策，犹恐后时，不能当二敌之势。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后为谋，则河东一倾，危逼宗社。臣待罪两府，义当极论，不敢有隐，系圣断处之。”

　　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

　　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正传谓仲淹及弼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此当时群小人谤仲淹及弼，故云尔。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今略加删润，庶不失事实。正传但云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会塞下有警，仲淹因与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宣抚陕西、河东。今据弼自叙札子，增以夏竦伪作书诏事。契丹与西界会兵讨呆儿族，亦据弼奏议，国史及仲淹墓志、神道碑皆不明言也。苏辙龙川别志云：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申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枉过直，公亦不喜也。自睦州还朝，出领西事，恐申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仇而去。后以参知政事，宣抚陕西，申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有悔过之语。于是，申公欣然相与语终日。申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申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欢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乃信之。按辙所志，未必尽可据，如言“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仲淹岂不知此？但当时自以谗谤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固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缘夷简之言，仲淹乃觉也。魏泰东轩杂记亦云，今并不取。

　　癸丑，诸军因战伤废停，不能自存，及死事之家孤老，月给米人三斗。

　　又诏因西事科配及拣乡兵逃移未复业者，所在招辑之。

　　甲寅，上谓辅臣曰：“方岁旱而飞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祷上帝，愿归咎于眇躬。”章得象对曰：“臣等不能辅理宣化，致灾斯民，且贻陛下忧。今圣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五行志云：是岁，京师旱，飞蝗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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