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四年四月

庆历四年四月

　　夏四月癸巳，诏广南东西、荆湖北路转运提点刑狱，比者群盗结集，未尽捕灭，其体量逐路配军编管人内，有凶恶不可存者，徙配近里州军。

　　甲午，上谓辅臣曰：“前调发军士，往湖南捕捉蛮贼，方夏瘴热，罹疾者众，宜令医官院遣医学一员，驰往诊视之。”

　　乙未，监察御史里行李京言：“近闻契丹筑二城于西北，南接代郡，西交元昊，广袤数百里，尽徙缘边生户及丰州、麟州被虏人口居之，使绝归汉之路，违先朝誓书，为贼声援，其畜计不浅。况国家前年方修河北缘边故满城、阴城，再盟之后，寻即罢役。请下河东安抚司诘其因依，或因贺乾元节使人还，责以信誓，使罢二城，以破未然之患。”从之。

　　丙申，上谓辅臣曰：“前发兵捕衡、道、永州猺贼，如闻误杀山下居民，其令每口给绢五匹，仍抚存其家。”此或用余靖奏议也。

　　泽州刺史、冀州钤辖刘澄为左千牛卫大将军、昭州刺史，权判左金吾街仗司、宁州刺史、高阳钤辖周荣为左千牛卫大将军、端州刺史，并以本路转运使言其罢老不任事也。

　　谏官孙甫言：“窃闻刘沪等修水洛城，而泾原副部署狄青以沪等不听令，并枷送德顺军。此狱系一方利害，但未知朝廷处置何如尔？昔曹玮尝欲修其城，以通渭、秦救援之师，会边防多事，其志未克。自西事以来，边臣亦屡有营度者，盖其城在生蕃中，未能通之。昨郑戬为四路部署，与刘沪等具上修建之利，而沪等入生蕃界，服其众，渐立城堡，朝廷已赏其功矣。近闻韩琦等宣抚回，以修城虽有利，虑生蕃难制而功莫就，乞且罢其役。戬固请城之，且言沪等招得生蕃，皆愿借耕牛以助播种，又城中有榷酤之利，可以赡军事，苟不行，沪等虽诛毋悔。缘狄青之意，元与郑戬不同，戬既罢四路，青以韩琦等所奏，便抽还水洛城援兵。沪等自谓已见功绪，止乞留兵以毕其役。若便坐以违主帅之令，则沪本以一方利害，初禀朝廷之命，领千余兵在数万生蕃中，亦尝战斗杀获，而终使之服属，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帅之言而罪之，不惟劳臣不劝，其招来蕃部得不惊惧乎？虽然狄青为一道帅，下有不从令而朝廷释之，青不无怏怏心。况今之将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难处置，惟朝廷两全之。”

　　余靖言：“凡不受大将节度者，谓师行之际，当进而退，可行而止，动临机会，必有胜负。如此之类，或违之者，著于军法，以一其众。今刘沪因修城堡自有利害，与夫临阵逗留，不可同论。况水洛城据陇山之利，可以通秦、渭之援。昔曹玮在秦州，固已经营，及李纮、韩琦，相继亦欲开拓，而生户羌人或降或否，故不克就。今刘沪一战而服数百千户，因其势而城之，虽留援兵，不足为罪。狄青所执，但以筑孤垒于生羌之中，恐贼昊来攻，有难守之势，故与沪等异同，因其忿而执之尔。朝廷若欲伸大将之令而罪沪等，则沪以威信招纳戎人，戎方来归，而谋者获罪，今后立功者怠，而又失信于戎，必不可也。若以狄青倚公法肆私忿而责之，则恐今后偏裨轻于违犯，此又非朝廷之意也。二者之间，均是害焉。臣愚以为生羌利我交易，因沪招抚故献其地，非沪不可守也；沪若失职，戎将生心。古者矫制及违节度者，因其立功则可赎罪，今为朝廷计，当切责沪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责以后效。仍诏青等共体此意，沪等所筑之城业已就，将军既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边鄙安危之计，非私于沪。傥有缓急，通其策应，勿以谋之异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沪等公案，特与疏放，无使羌戎因此疑贰。此据余靖谏草，附见，实录无有也。

　　欧阳修言：近闻狄青与刘沪等争水洛城事，枷送沪等德顺军。窃以边将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刘沪等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且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今沪能得之，则于沪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极多。韩琦等自陕西来，非以水洛为不便，但恐难得而成。今沪能得之，又有以城之，正宜责其必成，而狄青所见不同，遂成衅隙。其间利害，臣请详言之：国家近年，边兵屡败，常患大将无权。今若沮狄青而释刘沪，则不惟于青之意不足，兼缘边诸将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

　　刘沪经营水洛之初，先以夺身力战，然后诱而服从，乃是诸蕃族畏沪之威信。今忽见沪先得罪，带枷入狱，则新降生户，岂不惊疑？若使翻然复叛，则自今边将，欲以威信招诸族，谁肯听从？不惟水洛更无可成之期，兼缘边生户永无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

　　自陕西用兵，诸将立事者少，此城不惟自曹玮以来未能得之，亦闻韩琦在秦州，尝经营而未暇，今沪奋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获罪，后谁肯于边防立事者？此其不便三也。

　　又闻水洛之戍，虽能援秦州，而须渭州刍粮之助。今刘沪既与狄青异议，纵使城得成，他时狄青怒沪之异己，又欲遂其偏见，缓急不为之力，则必须复失。此其不便四也。

　　若遂移青于别路，则是因一小将易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谓利害最难处置者也。

　　近遣鱼周询定夺利害，臣谓宜命一中使令周询密谕狄青曰：“沪城水洛，非擅役众，盖初有所禀。且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今不欲直释沪以挫卿之威，宜自释之。后若出师临阵而违节制者，自当以军法从事。”然后又谕沪曰：“汝违大将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尔，责尔卒事以自赎。”俟城成，则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见。如此则水洛之利可固，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见其可也。实录以修疏系四月六日丁酉，今并附五日丙申孙甫、余靖后。

　　丁酉，京西转运按察使、虞部员外郎杜杞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广南西路转运按察使兼安抚使。宝元初，朝廷出兵讨安化叛蛮，杞时知横州，言：“岭南诸郡无城郭、甲兵之备，牧守非才。横为邕、钦、廉三郡咽喉，地势阻险，可以屯兵，应援三郡。贼或奔冲，足为控扼。邕管内制广源，外控交趾，愿择文臣达权变、练岭外事者，以为牧守，使经制边事。”于是执政请用杞平区希范，乃自京西召见，迁秩而遣之。

　　谏官余靖言：

　　朝廷蓄养贤俊，当如民家收积财货平时先有营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来，陕西举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择判官，则又用杞，京西多盗贼，则又用杞，今兹蛮人作叛，则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劳，朝廷有乏贤之叹，如斯事体，良亦可惜。臣亲见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绪，乃未尽施设，今遽舍去，不成绩效，此屡易官之患也。伏惟庙堂之上，当思天下有多少贤才，可与共了天下事者，广为询访，预作处置。某人可了某职，某人可当某路，一旦缓急用之，如指诸掌，此乃庙堂之策，当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内，讲求贤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观听之不广，示天下之狭也。设使别路更有盗贼，则将又移杜杞，无乃取笑四方乎。

　　每见大臣谋事，当平居无事时，优游暇逸，如不足忧者；及一隅有警，则仓皇移易，如素不经心者。且去年冬，两府大臣共选诸路转运使，田瑜为广西转运使，梁载为判官，必谓才能出人。今蛮徼才动，未见瑜等如何处置，有甚利害，早已疑之，此择人之术，不自信矣。始若不知，不如勿用。只如近差王丝往湖南安抚，待其奏报，不中事节，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为害不细。伏望陛下敕谕两府大臣，广思博采天下贤才，以应万务，无使临事仓卒有乏才之叹，则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终不采将于往贤，求相于后哲，自是识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诬四海也。”惟陛下图之。

　　谏官言馆职阙人，即乞朝廷先择举主，方许荐人。诏今后馆阁阙官，即据合举人数，降敕委学士院与在京龙图阁直学士以上，或舍人院与在京待制，同共保举有文字德行官员，具姓名并所著述该时务文字十卷以闻。会要庆历四年四月六日事，实录无有，当考。谏官姓名，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癸未诏更详。

　　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初，吕夷简罢相，夏竦授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

　　修乃作朋党论上之，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为聪明之圣主，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擿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上终不之信也。此一节恐在修进论前，更详之。

　　己亥，上谓辅臣曰：“上封者以河东刍粮不继，数请废麟州，其利害如何？”章得象对曰：“麟州四面蕃汉，皆为元昊所掠，今野无耕民，故一路困于馈运。欲更其寨，徙其州少近府州，以省边民之役。”上曰：“州不可废，但徙屯军马近府州，另置一城，亦可纾其患也。”乃命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往河东，与转运使议之。初，河东转运使张奎于晋州铸铁钱，而民多盗铸，又晋州矾，比岁课益亏，并下修计度之。（铁钱及矾二事，修集有矾奏状，而实录及本志并不载。）

　　省郓州通判一员。

　　庚子，度支判官、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李绚为京西转运按察使。时范雍知河南，王举正知许州，任中师知陈州，任布知河阳，并二府旧臣，绚皆以不才奏之。居半岁，召入修起居注。修注在十一月。

　　知永兴军郑戬言：“尹洙使狄青带领兵马趋德顺军，追摄知水洛城刘沪及本部勾当公事董士廉，枷项送狱，称洙累令住修水洛城，不禀节制。缘臣昨移永兴军，被诏令一面兴修，已移文报洙。洙等既知筑城已就，又闻朝廷专委鱼周询定夺，更难以利害自陈，便欲图陷沪等。一旦用兵，擒胁下狱，必恐蕃汉人民惊溃，互相仇杀，别生边患，惟深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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