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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历三年七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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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七月丙寅朔，徙知澶州、龙神卫四厢都指挥、卫州防御使郭承佑为真定府、定州马步军都部署。 丁卯，诏殿前都指挥使李用和、马军副都指挥使曹琮，选诸军班都虞候以下、善弓马、晓文字、堪将领者以名闻。 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方偕请文武官以罪谪监当者，转运、提点刑狱司毋得差权知州军、通判、知县、监押、巡检。诏从其请。 戊辰，翰林学士、礼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苏绅为龙图阁学士、知河阳。 先是，王素、欧阳修等为谏官，数言事，绅忌之。会京师悯雨，绅请对，言：“洪范五事，‘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常旸。’盖言国之号令不专于上，威福之柄或移于臣下，虚哗溃乱，故其咎僭。”又曰：“席位踰节，兹谓僭。‘刑赏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旸。’今朝廷号令有不一者，庶位有踰节而陵上者，刑罚有妄加于下者，下人有谋而僭上者。此而不思，虽祷于上下神祇，殆非天意。”绅意盖以指谏官也。 会除太常博士马端为监察御史，绅所荐也。修即上言：“端性憸巧，往年常发其母阴事，母坐杖脊。端为人子，不能以礼防闲，陷其母于过恶，又不能容隐，使其母被刑，理合终身不齿官联，岂可更为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纵使天下全无好人，亦当虚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况刚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盖是从初不合令苏绅举人。绅之奸邪，天下共恶，视端人正士如仇雠，唯与小人气类相合，宜其所举如此也。端之丑恶，人孰不知！而绅敢欺罔朝廷者，独谓陛下不知尔。此一事尚敢欺惑人主，其余谗毁忠良，以是为非，又安可信！伏乞寝端成命，黜绅外任，不可更令为人主侍从。”绅由是黜，端寻复以太常博士、通判延州，换内藏库副使、知丹州。端换官事在十月。按范仲淹奏议，是年四月二十八日，举端堪充馆阁职事，或知剧郡烦重任使。端时再任通判延州。苏绅既举端御史，六月命下。至十月，仍以太常博士通判延州。换官，则是端御史之命虽下，寻以修论列，竟不曾入台也。 己巳，徙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夏竦判亳州。竦之及国门也，上封章疏示焉。竦既还镇，言者犹不已。会韩亿致仕，竦请代之，故有是命。竦又自请纳节还文资，仍不带职。乃除吏部尚书、知亳州。改除吏部，在此月二十一日丙戌，后此十七日，今并书之。既至亳州，因上书自辩，几万余言。上书自辩，几万余言，此据正传，竦有集百卷，独无此书。当考。诏付学士批答，孙抃为之辞，略曰：“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实行。”竦得之甚恨，语人曰：“吾于孙素无嫌，而批答见诋如此，何哉！”此据孙抃行状。 御史中丞王拱辰请遇朔望日退御后殿，召执政之臣赐坐，以讲时政得失。上曰：“执政之臣，朕早暮所与图事者，至于从容开述，虽至中昃，朕何怠焉！又何朔望之拘也？” 辛未，诏自今中书、枢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别有所陈，或朕非时特留对者，不限时刻。 范仲淹、韩琦言：“臣等窃见陕西永兴军、同耀华州、陕府等处，今夏灾旱，得雨最晚。民间秋稼，甚无所望。官中仓廪，亦无积贮。若不作擘画，即百姓大段流移，殍亡者众。兼军食阙绝，临时转漕不及。臣等欲乞朝廷速降指挥，委本路都转运使孙沔，速相度上件州军向去救济饥民及办给军食有何次第，如难为擘画，即便于黄河内般辇自京以来斛米，往彼应副。仍速行相度，沿路如何计纲即不至艰阻事状奏闻。候到，乞朝廷早赐施行。” 癸酉，诏三班奉职以下换文资者，历官无赃罪，虽三代非文资，而有亲叔伯、兄弟见任者亦听。 甲戌，以太常丞、直集贤院、知泾州尹洙为右司谏、知渭州兼管勾泾原路安抚都部署司事。四方馆使、果州团练使、知渭州张亢为引进使、并代州副都部署。时郑戬统四路，亢与戬议不合故也。戬寻发亢在渭州过用公使钱，监察御史梁坚亦劾奏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亢竟坐夺官。夺官在四年正月。 诏：“自今三司副使以上，非任边寄而遭父丧，并听解官终制，仍以月俸续之。武臣非在兵而愿解官者，亦听。”初，言者请臣僚遭丧并持服，下太常礼院议，而言礼记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又曰三年之丧，人道之至大也，请不以文武品秩高下，并听终丧。上以武臣入流者杂，难尽令解官，特裁定之。 乙亥，太常礼院言：“祀昊天上帝当用苍璧，感生帝用四珪有邸。近制乃同用四珪，又祠高禖比不设弓韣，皆不应祀典，请考正之。”奏可。本志乃余靖奏，靖奏议亦有此。 江、淮制置发运使言捕杀军贼王伦于和州。伦初起沂州，欲寇青州，不得入，遂转掠淮南，所向莫敢当。京东安抚使陈执中遣都巡检傅永吉追之。制置发运使徐的督诸道兵合击，伦于历阳兵败被杀。历阳县壮丁张矩等得其首级，的具以闻。 丙子，给事中、参知政事王举正为礼部侍郎、知许州。初，御史台举屯田员外郎李徽之为御史，举正与徽之友壻格不行。徽之因讼举正妻悍不能制，何以谋国事？而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咸言举正懦默不任职，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愿罢举正，以仲淹代之。举正亦自求罢，上从其请。徽之，迪子也。 丁丑，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为枢密副使。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弼直携诰命纳于帝前，口陈所以牢避之意，且曰：“愿陛下坐薪尝胆，不忘修政。”上许焉，乃复以诰命送中书。弼因乞补外，累章不许。 戊寅，遣使陕西、河东简阅诸军。六宅使、带御器械邓保信，永兴军、环庆、鄜延路；左藏库副使王怀政，泾原、秦凤路；西京作坊使、带御器械李知和，河东路。 先是，韩琦、范仲淹言：“臣等窃见用兵之处，诸军内若有指挥使、员僚得力，则不唯训练齐整，兼临阵之时，各能将领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员不甚得力，则向下兵士，例各骄惰，不受指纵，多致退败。显是军气强弱，系于将校。今来边上诸军人员，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见阙人数不少，若不早行选择，则恐将来依前误事。臣等欲乞朝廷于都知、押班及近上内臣内，选差谙历边事者三员，内二员往陕西路，一员往河东路，计会逐处经略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驻、驻泊、就粮诸军人员，同共拣选。如内有年高、手脚沉重并疾患尫弱不堪披带，及愚戆全无精神不能部辖者，并开坐申奏。内屯驻、驻泊人员，一面发遣赴阙，别与安排，所有就粮指挥人员，即更于逐人名下，各令指射愿管厢界去处闻奏。仍勒在本营听候朝旨。候拣选毕，即据指挥见阙人数，便于诸军十将以上，拣选曾有功劳者并武艺高强得力之人，升一两资，给帖权管，候将来转员，却依本资叙迁。所贵将校得人，士卒增气。” 仲淹又言：“臣窃见去年以来，自京差拨禁军往陕西边上屯戍，内有诸处乡军顾到经贩之人，并向南诸处厢军拣上添填，逐指挥内有小弱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边上，不堪披带、教阅，虚破禁军诸般请受、支赐。今来又差拨兵士五千人往秦州添屯，并续有诸军发往边上替换。欲乞指挥，下殿前、马步军司，应在京及畿内诸军，今来并向去合起发往边上兵士，并须逐指挥依次勾来本司，子细拣选。小弱不堪披带之人，更不令发往边上。其拣下小弱人数内，元系在京诸司库务并外路厢军，如却愿归本处旧指挥者，并令送还。内有身材比旧等样小三两指，却少壮得力者，即不得拣下。所有年老患病之人，即等第与剩员安排。其逐指挥人员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亦便拣下，别与安排。却于本指挥向下人员十将内，拣选得功并武艺高强人，升一两资，权管勾当。候转员日，依本资施行。如本指挥人员十将内无可选拣，即于以次指挥内选拣，令权管补填勾当。所贵在路便有干了军员部辖，各得齐整，不至依前作过。他所兵士，本营在外府军者，即委逐处长吏、都监、监押，依此拣选起发。仍乞指挥诸路部署司，将去年秋后差到屯驻、驻泊并今后差到兵士，并依此拣选施行讫，逐旋开坐闻奏。”所定武艺高强，须以弓弩别定斗力及射亲格式。 知谏院欧阳修言：“朝廷以郭承佑为镇定都部署，臣自闻此除，夙夜思维，国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纤毫所得，挫尽朝廷威势，困却天下生灵。细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择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后虽败事，亦终不悔。今每有除拟，人或问于大臣，则曰：‘虽知非材，舍此别无人。’甚者欲塞人言，则必曰：‘尔试别思有谁可用乎？’臣亦常闻此言，每退而叹息。夫所谓别无人者，岂是天下真无人乎？盖不力求之尔！今不肯劳心选择，越次而用，但守常循例，轻用小人，宁误大计，一误不悔，后又复然。至如葛怀敏顷在西边，天下皆知其不可，当时议者但曰：‘舍怀敏，别未有人，难为换易。’及其战败身亡，横尸原野，怀敏既不复生，亦须别求人用。臣谓今日任承佑，亦犹当时用怀敏也。况如承佑者凡庸奴隶之材，不及怀敏远甚，顷在澶州，只令筑城，几至生变，岂可当此一路？臣谓朝廷非不知承佑非才，议者不过曰：‘例当叙进，别无人。’此乃因循之说尔。方今契丹生心，祸端已兆，中外之士，见国家轻忽外患，弛武北方，人皆献言，愿早为备。忽见如此除改，谁不惊忧？前六符之来，朝廷忍耻就议，盖为河朔无可自恃，难与速争，须至屈意苟和，少宽祸患。今幸得此自纾之计，所宜多方汲汲精选将臣，先为御备，犹恐不及，岂是因循守例任小人之日也？其郭承佑，欲乞早移，与一不用兵处知州，或召还，别与一闲慢职秩。若欲录其勋旧，优其戚里，闲官厚禄足可养之，不必须令居此要任。伏愿陛下深思大计，不惮改为，则天下幸甚。”实录云修奏入，不报。据八月癸亥余靖所言，则承佑已罢镇定部署，九月甲戌又改知相州，非不报也。今削“不报”二字。 辛巳，诏诸路犯罪人，自今不得配隶河北缘边州军。 范仲淹、韩琦言：“臣等窃见陕西昨来兴置营田，本欲助边，以宽民力。除沿边有空闲膏腴土地可以开垦外，其近里州县官吏，不能体朝廷之意，将远年瘠薄无人请佃逃田，抑勒近邻人户分种，或令送纳租课。又自来人户租佃官庄地土，每亩出课不过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种，每亩须收数斗。致贫户输纳不前，州县追扰，无时暂暇。缘人户自用兵以来，科率劳弊，至于己业，尚多荒废，实无余力更及营田。其所出租课，多是抱虚送纳。窃睹编敕指挥，不得将逃户田土抑勒亲邻佃莳，盖恐害民，况今岁灾旱尤甚，理当优恤，不可非理烦扰，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挥，应陕西近里州军营田，一切废罢。如元系租佃，即令依旧额出课。如元系远年瘠薄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者，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所贵疲民受赐，归感睿仁。”诏罢陕西内地州军营田。 甲申，枢密副使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仲淹既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东亦当为备，中师尝守并州，上即命使河东。两人留京师，第先移文两路云。 乙酉，元昊复遣吕你如定、幸舍寮黎、罔聿怀与邵良佐俱来，所要请凡十一事。其欲称男而不为臣，犹执前议也。 谏官欧阳修言：“元昊再遣使人至阙，和之与否，决在此行。窃计庙谋，合思成算，臣谓此最大事，天下安危系之。今公卿士大夫忧国者，人人各为陛下深思远虑，惟恐庙堂之失策，遂落戎人之奸谋，众口纷纷，各有论议。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一曰羌人险诈，和而不肯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一曰请和之后，不过欲退而休息，训兵选将，以为后图；然以河朔料之，才和之后，因循废弛，为患转深。一曰纵使元昊称臣，西边减费，然犹有大可忧者。北敌必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过有邀求，遂兴兵革，是暂息小患于关西，复生大患于河北。臣忝为耳目之官，见国有大事，旁采众论，虽有异同，然大抵皆为就和则难，不和则易，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议云何。臣见汉、唐故事、祖宗旧制，大事必须集议，盖以朝廷示广大，不欲自狭，谋臣思公共，不敢自专，故举事多臧，众心皆服。自兵兴以来，常秘大事，初欲不使人知，及其处置乖违，岂能掩蔽？臣谓莫若采大公之议，收众善之谋，待其所言无可采，自用庙谋，固亦未晚。其元昊请和一事，请于使人未至之前，先集百官廷议，必有长策，以裨万一。”此疏实录系之七月甲午。甲午，二十九日也。按实录，已于此月庚寅载修请以班行待西使。庚寅，二十五日也。考其文意，集议疏当在前，班行待西使疏当在后。今移此，系之乙酉日。 余靖言：“臣窃见朝廷每遇契丹遣使到阙、元昊差人来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两制、两省、御史中丞已下，虽名侍从供奉之官，当时并不闻知。及处置既了，纵或不便，无由论列。臣伏思国家建置侍从之官，以救阙失，盖欲举无过事，谋无遗策。且书不云乎？‘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是事有大疑，谋欲其广也。汉武帝征伐远方，开置边郡，侍从之臣数屈丞相，汉史称之，以为美谈。今柄臣密议，外不得闻，一虑或失，救之不及，势之可忧者也。伏乞宣谕大臣，凡此北敌、西戎之事，系国安危者，侍从谏诤之官，悉令闻之，使陈利害，不为漏泄。传云：‘谋之欲多，断之欲独。’此御国之要也。惟陛下裁择。”余靖疏，不得其月日。附见欧阳修集议西事后。 己丑，度支副使、户部员外郎施昌言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初，张存以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知成德军，擢右谏议大夫，付漕事，存辞之。乃复归故官，知成德，而遣昌言出使。时，言事者以为滨、棣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边，以待契丹。诏昌言与内侍押班杨怀敏往视。怀敏以为当城，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数移徙，城之甚难而无利。今纵契丹渝盟，当以计屈之，不如是而先逆自困，非便也。”朝廷以昌言所奏为然。城滨、棣六州，据昌言传，附见。昌言十月庚戌改使河东，传乃脱之。今依实录，别见于彼。 庚寅，诏广南转运使，诸配军有累犯情涉凶恶，许便宜处斩，以事闻。 知保州、东染院使、封州刺史康德舆为真定府、定州路兵马钤辖。朝议将罢郭承佑都部署，而难其代，故暂以兵事付之德舆也。实录，承佑九月甲戌始罢镇定，徙相州。据欧阳修论李承亮疏，则除康德舆为钤辖时已罢。又据八月癸亥余靖所上疏，论承佑固欲得镇州，然则承佑罢都部署，果不待九月矣。不知实录何故不同，今从修、靖疏，附此，当考。 先是，欧阳修言：“窃知元昊所遣来人将欲到阙，风闻管勾使臣须索排比，次第甚广。又闻才至，欲赐御筵管领。臣知昊贼此来，意极不逊，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许通和，如此则须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骄慢，乃可商量。今若便于礼数之间过加优厚，则彼谓我为怯，知我可欺，议论之间，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心，则待议定之后，稍加礼数，亦未为迟。仍须杜渐防微，常为挫抑之计，岂可一事未成，先亏国体？其元昊一行来人，伏乞凡事减勒，无令曲加优厚。若因此得其挫抑而臣伏，则吾计无失，如其必不伏，则免至虚亏事分也。” 于是，修又言：“闻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颛馆待元昊所遣来一行人等。臣窃知元昊此来，全无好意，不肯称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强相迫胁尔。朝廷既不能从，则待其来人，凡事不可过分。至于礼数厚薄，赐与多少，虽云小事，不足较量，然事体之间，所系者大。兵交之使，来入大国，必须窥伺将相勇怯，觇察国家强弱。若见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测，必内忧斩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归，自为大幸。则我弱形未露，壮论可持。今若便损国威，过加厚礼，先为自弱，长彼骄心，使其知我可欺，则议论愈益难合。必欲成就其事，尤须镇重为先，况其议未必成，可惜空损事体。前次元昊来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来渐盛，遂差朝士，若其后来者更盛，则必须差近侍矣，是彼转自强，我转自弱。况闻邵良佐昨来往彼，仅免屈辱而还，则彼虽羌戎，不谓无谋。今其来人必须极骋强辞以图相胜，若能先薄其礼以折之，亦挫贼之一端也。其元昊来人，欲乞更不差官管待，送置驿中，不须急问。至于监视馈犒，传道言语，一了事班行足矣。臣料国家今若不能曲从其意，即须首宠来人，厚加礼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亏事体？不若急修边备，以图胜算。”修虽有此意，然朝廷竟不从也。 余靖言：“风闻西驿勾当使臣与如定等下行铺，收买物色太多，此非国家之意。臣窃以朝廷含育西戎，恩过天地。元昊累世翻覆，性同禽兽，盖缘从前豢养过厚，以致今日跋扈难制，非恩意不足也。昨者贺从勖来，朝廷赉赐逾礼，在贼常分，固宜感恩。今者如定之来，乃形割地之词，又知贼意轻侮中国，甚于前时。朝廷待之，尤当减于从勖，始合事体。今若恣令买物过于契丹之使，傥此回谋议未合，使人复来，不知复以何礼待之？惟朝廷每事裁损，庶存大体，则国家之幸也。” 辛卯，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李昭遘为直史馆、知陕州，欧阳修言陕为关中要地，昭遘无治剧之才，不宜遣。乃以提点陕西刑狱、祠部郎中王君白为直史馆、知陕州。君白，珪九世孙也。 知陕州、刑部郎中、直史馆张沔为河北转运按察使。初，葛怀敏败，关中震惊，兵少不足自守，朝议不暇远徙，诏中使即崤、渑之间，遮四路归师悉还，补其阙。士卒久出塞，自以得生归，复驱之就死地，人人以言相激，拔刀彍弩，且欲绝河桥为变。中使无如之何，驰入陕，以诏书属沔而去。吏民大骇，将奔逃，沔骑出郊，矫诏谕之，云贼已出境，有诏令诸军趋还营，毋得差池。众见沔之易也，皆帖然就道，莫敢喧哗。范仲淹经略陕西，梁适奉使延州，皆奏沔权宜合变，消乱止祸，当厚其赏。不报。此据御史台记及刘敞志沔墓志也。 著作佐郎邵良佐为著作郎，乃赐五品服。以使夏州之劳也。 癸巳，韩琦、范仲淹并言：“陕西、河东缘边州军及城寨主兵武臣，例皆五年磨勘，既与内地劳逸不均，故多不愿就边任。以此将佐而下常患乏人，况战守之地，责其死节，苟循常规，将何以劝？望令陕西、河东缘边州军及城寨主兵武臣在任满三年者，并特转一资，如经改官而举留再任者，满日更与转一资，并不隔磨勘。”从之。 元昊既不肯称臣，如定等来，又多所要请，两府厌兵，欲姑从之，独韩琦以为不可，屡合对于上前，晏殊曰：“众议已同，惟韩琦独异。”上顾问琦，琦历陈其不便。上曰：“更审议之。”及至中书，琦持不可益坚，殊变色而起。 琦退，复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议和，其患有三：昨朝廷曾达意契丹，欲令元昊纳款，其答书云：‘梁适口陈夏台之事，已差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祥、彰武军节度使王惟吉，赍诏谕元昊令息兵。况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国主，仍许自置官属，至元昊亦容袭爵。自来遣人进奉，每辞见燕会，并升坐于矮殿。今两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请罪，其封册礼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观邵良佐贼中语录，乃云贼言朝廷议和，必往问契丹。昨昊贼先遣人至保安军，言为朝廷差梁谏议适往北朝令本国议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国，故遣贺从勖等持书而来盟。是昊贼因契丹达意而来，及与良佐语，反不承纳，又所求称号，即与契丹书中事体相违，此事固有可疑。若朝廷且务休兵，许其不臣，契丹闻之，必然别索名分，既不可屈，则恐因此为名，再隳誓约，此一患也。若只许册为国主，略增良佐所许岁遗之数，朝廷更不差人，只令来人赍诏而回，恐贼未副所望，则谓朝廷已与之绝，必忿而兴兵，契丹亦谓阻其来意，缘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使人赍诏，谕以封册之礼不可异于北朝，更优增良佐所许之数，贼既从命，则契丹以为己功，遣使来贺，或过自尊大，或频有邀求，久则难从。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势不得已，则莫若择其轻者行之。其欲呼为‘吾祖’及自称年号，又遣使到彼，参于殿上，与陪臣为列，此岂终为便？望且令中书、枢密院再三论难，使朝廷得大体，契丹无争端，以此议和，庶为得策。” 谏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兀卒’之号为请，及邵良佐还，乃欲更号‘吾祖’，足见羌贼悖慢之意也。‘吾祖’犹言我翁也。今纵使元昊称臣，而上书于朝廷自称曰‘吾祖’，朝廷赐之诏书，亦曰‘吾祖’，是何等语耶？” 余靖言：“元昊所遣如定等，已于紫宸殿朝见。窃闻元昊所上书中有‘吾祖’之称，今遽令来人朝见，臣初虑朝廷之意，厌苦用兵，恐其乘秋侵扰边鄙，所以僶俛曲从，但云远方不足与争，得其称臣，则不惜呼为‘吾祖’。臣朝夕思之，此乃西贼侮玩朝廷之甚。古外域称单于、可汗之类，皆中外共知。若从其俗，固无嫌。今昊贼无端譔此名目，且彼称陛下为父，却令陛下呼为我祖，此非侮玩而何？贼又言九州十三县是其故土，况灵、盐、绥、宥，皆朝廷旧地，若辨封域，犹当归之国家。许蛮方者，不一而足，惟陛下留神，磨以岁月，则天下幸甚！” 欧阳修言：“伏见如定等来，西贼欲称‘吾祖’，向闻朝议，已不许之。今日风闻，议却未定，不知虚的，深切惊忧。且‘吾祖’两字是何等语！便当拒绝，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说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谓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为父，若欲许其称此号，则今后诏书须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贼为我翁矣，不知何人敢开口？且蕃贼譔此号之时，故欲侮玩中国而已，今若得其称臣，此二字尤须论辨。今自元昊以下名称、官号，皆用本国，若蕃语‘兀卒’，华言‘吾祖’，则今贼中每事自用蕃礼，安得惟于此号独用华言而不称兀卒？且彼于我称臣而使我呼为祖，于礼非便，故当于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已来，处置乖方，取笑于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事之可笑也。窃虑小人妄有议论，伏乞拒而不听。” 修又言： 窃闻朝议不许贼称“吾祖”，必欲令其称臣，然后许和，此乃国家大计，庙堂得策。盖由陛下至圣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虑向去之忧，断自宸衷，决定大议。然数日来，风闻颇有无识之人，妄陈愚见，不思远患，欲急就和。臣虽知必不能上惑圣聪，然亦虑万一少生疑沮，则必坏已成之计。臣职在言责，理合辨明。伏自贼请和以来，众议颇有同异，多谓朝廷若许贼不称臣，则虑契丹别索中国名分，此诚大患。然臣犹谓纵使贼肯称臣，则契丹尚有邀功责报之患，是臣与不臣，皆有后害。如不得已，则臣而通好，犹胜不臣，然于后患不免也。此有识之士、忧国之人，所以不愿急和者也。今若不许通和，不过惧贼来寇尔。且数年西兵遭贼而败，非是贼皆善战，盖由我自谬谋。今如遣范仲淹处置边防，稍不失所，则贼之胜负，尚未可知。以彼骄兵，当吾整旅，使我因而获胜，则善不可加。但得两不相伤，亦足挫贼锐气。纵仲淹不幸小败，亦所失不至如前后之谬战。此善算之士、见远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惧未和也。 臣谓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二曰无识之人欲急和，三曰奸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将欲急和，五曰陕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来，居庙堂者劳于斡运，在边鄙者劳于戎事，若有避此勤劳，苟欲陛下屈节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时后患，任陛下独当。此臣所谓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后大患，伏而未发。此臣所谓无识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兴以来，陛下忧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后，宽陛下以太平无事，而望圣心怠事，因欲进其邪佞，惑乱聪明。大抵古今人主忧勤，小人所不愿也。此臣所谓奸邪之人欲急和也。屡败之军，不知得人则胜，但谓贼来常败。此臣所谓懦将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听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请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然后深戒有司，宽其力役可也。其余一切小人无识之论，伏愿圣慈绝而不听，使大议不沮，而善算有成，则社稷之福也。 甲午，枢密副使韩琦上疏曰： 臣闻汉文帝袭高、惠承平之后，躬行节俭，国治民富，刑措不用。时贾谊上书言事，尚以为可恸哭太息，岂其过哉？盖忧深思远，图长久之计，欲大汉之业垂千万世而无穷者也。今陛下绍三圣之休烈，仁德远被，天下大定，民乐其生者八十余载矣，而臣窃睹时事，谓可昼夜泣血，非直恸哭太息者，何哉？盖以西、北二敌，祸衅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将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广有援引，请粗陈其大概。窃以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东服高丽，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故敌气愈骄，自以为昔时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处，与中国好尚之异也。近者复幸朝廷西方用兵，违约遣使，求关南之地，以启争端。朝廷爱念生民，为之隐忍，岁益金币之数，且固前盟，而尚邀献纳之名，以自尊大。其轻视中国，情可见矣。 又元昊父祖以来，蓄养奸谋，招纳亡命，虽外示臣节，而内完兵力。至元昊则好乱逞志，并甘、凉诸蕃，以拓境土，自度种落强盛，故僭号背恩，北连契丹，欲成鼎峙之势，非如继迁昔年跳梁于银、夏之间尔。元昊累岁盗边，官军屡衄，今乘定川全胜之势，而遣人约和，则知其计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议者或谓昨假契丹传导之力，必事无不合，岂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罢兵，岂不能使元昊举兵乎？况比来辞礼骄抗，殊未屈下，契丹之言，既已无验，亦恐有合从之策，夹困中原。朝廷若轸西民之劳，暂求休养元元，且以金帛啖之，待以不臣之礼。臣恐契丹闻之，谓朝廷事力已屈，则又遣使移书，过邀尊大之称，或求朝廷不可从之事。隳其誓约，然后驱犬羊之众，直趋大河，复使元昊举兵，深寇关辅，当是时，未审朝廷以何术而御之？或西鄙称藩，专事契丹，陛下亲御六师，临澶渊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将卒事力与环卫统帅，比真宗北征时何如？如欲驻跸北京，以张军势，臣恐敌众由德、博渡河，直趋京师，则朝廷根本之地，宗庙、宫寝、府库、仓廪、百官、六军室家所在，而一无城守之略，陛下可拥北京之众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谓可昼夜泣血者，诚忧及于此，冀陛下一寤，而急为拯救也。朝廷若谓今之盟约，尚可固结，则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负于彼，而一旦违之哉？彼豺狼之心，见利而动，又可推诚以待之乎？夫得于先见，预为之防，则功逸而事集。若变生仓卒，骇而图之，虽使良、平复生，为陛下计，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纪律，则必不能革时弊而弭大患，臣辄画当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条列以献其大略： 一曰清政本。夫枢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苛碎、纤末之务。中书公事虽不预闻，恐亦类此。谓宜诏中书、枢密院，事有例者著为法，可拟进者无面奏，其余微琐，可悉归有司，使得从容谋议。赐对之际，专论大事。二曰念边事。今政府循故事，才午即出，欲稍留则恐疑众，退朝食罢，匆遽签书而去，何暇议及疆事哉？谓宜须未正方出，延此一时，以专边论。三曰擢贤才。自承平以来，用人以叙迁之法，故遗才甚多。近中书、枢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佑，聚议累日不能得。谓宜仿祖宗旧制，于文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试其能。四曰备河北。自北敌通好三十余年，武备悉废，近慢书之至，骚然莫知所为。宜选转运使二员，密授经略，责以岁月，使营守御之备，则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东。前岁昊贼陷丰州，掠河外属户殆尽，麟、府势孤绝。宜责本道帅度险要、建城堡、省转饷，为持久之计。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内藏库，盖备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财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来，财用匮竭，宜稍出金帛以佐边用，民力可宽而众心安矣。七曰营洛邑。今帝都无城隍之固以备非常，议兴葺则为张皇劳民，不若阴葺洛都以为游幸之所，岁运太仓羡余之粟，以实其廪庾，则皇居壮矣。 继又陈八事，大略谓：“当今救弊之术，不过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抑侥幸，进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宂食之人，谨入官之路。然数事之举，谤必随之。愿委信辅臣，听其措置，虽有怨谤，断在不疑。则纲纪渐振而太平可期，二敌岂足为国之患哉！”上嘉纳之。琦此疏，正史、实录俱不载。据家传，以为琦既入枢府，即上此疏，条列七事，继上八事。李清臣行状亦不载此疏，却云琦以九事对天章阁之后，继又献七事。当是此疏所条列者。然开天章阁乃九月初三日，琦自枢府出使陕西，实八月十八日，恐开阁时，琦已不在京师，行状未可信也。若初入枢府，此疏即上，则又恐太早。疏云中书、枢密院聚议，求一武臣代郭承佑不能得。而七月二十五日，康德舆初授镇定钤辖，按欧阳修论李昭亮札子，则德舆实承佑之代也。今隐度附七事疏于七月末，所称八事与行状九事不殊，今依家传，并附此。范奏议河北七事，与韩同在四年六月辛卯朔，更详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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