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康定元年十二月

康定元年十二月

　　十二月癸未，诏缘边招讨司，战士有市首级而冒赏者，论以军法。

　　出内藏库绢一百万下三司助边费。

　　乙酉，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淑、知制诰贾昌朝、同修起居注郭稹、天章阁侍讲王洙同详定弓手、强壮通制。又命淑判兵部，洙同判。时诸路方籍乡兵上兵部也，河北强壮在籍者凡二十九万三千，河东十四万四千。此据本志。康定年两路强壮数，今附见此。弓手别出。

　　流内铨言选人试律断案，多是苟避选限，乞自今止许试一次。从之。

　　丙戌，诏司农寺以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给军费。自景祐末不许移用常平，数年闲有余积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诏。

　　己丑，契丹遣工部尚书、修国史杜防来聘，报郭稹也。杜防无副使，当考。

　　庚寅，徙环庆钤辖、洛苑使高继隆为梓夔钤辖。时任福以白豹功除管军，继隆毁嫉之，福以其事闻，故徙继隆。

　　癸巳，知渭州王沿兼泾原部署司事。

　　诏天下诸县，凡撅飞蝗遗子一升者，官给以米荳三升。

　　先是，直秘阁赵希言奏：“礼，天子七庙，亲庙五、祧庙二。据古，僖、顺二祖当迁。国家道观佛寺，并建别殿，奉安神御，岂若每主为一庙一寝。或前立一庙堂，以今十六闲为寝，更立一祧庙，逐室各题庙号及销毁法宝神御物金银万八千两。”

　　甲午，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庙有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庙藏木主，寝藏衣冠。至秦，乃出寝于墓侧，故陵上更称寝殿。而宗庙无寝，盖本于兹。郑康成谓周制立二昭二穆，与太祖、文、武共为七庙，此一家之说，未足援正。荀卿、王肃等皆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杀以两，则国家七世之数，不用康成之说。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应便立祧庙。自周、汉，每帝各自立庙。晋宋以来，多同殿异室。国朝以七室代七庙，祖宗相承，行之已久，不可轻改。又祖宗时神御法物尚少，及历三圣，加崇奉之礼，而宝盝、扣床充满二室。周礼‘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宝物世传者皆在焉。请别为藏。”自是，室题庙号，建神御库于宗正寺西。

　　乙未，徙知随州、右千牛卫上将军王德用知曹州。德用道过许州，梅询谓德用曰：“道辅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职言，岂害德用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

　　初，晁宗悫等至永兴议边事，夏竦等合奏：“今兵与将尚未习练，但当持重自保，俟其侵轶，则乘便掩杀，大军盖未可轻举。”及刘承宗败，上复以手诏问师期，竦等乃画攻守二策，遣副使韩琦、判官尹洙驰驿至京师，求决于上。己亥，入对崇政殿。先有诏，琦迁礼部郎中，洙加集贤校理。琦言臣以大计，不俟召赴阙，若侥幸进秩，将不容于清议，辞不拜。

　　壬寅，韩琦言：“陕西经略安抚司与部署司，凡有行事，大率相通，止是经略司有判官二员，乞令经略判官兼参详都部署司事。”从之。

　　癸卯，殿前副都指挥使、宁远节度使郑守忠为安远节度使、知徐州，马军副都指挥使、威武留后高化为建武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永清留后李用和为马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英州防御使孙廉为随州观察使、天雄军副都部署，马军都虞候、高州防御使方荣为容州观察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步军都虞候、洋州观察使、真定府路副都部署刘兴为昭武留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眉州防御使、鄜延副都部署葛怀敏为殿前都虞候，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贺州防御使、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为马军都虞候，宁州刺使、鄜延副都部署许怀德为陵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孙廉、刘兴并落管军，仍诏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皆未补人，俟边将有功者除之。秦兴宗官制旧典云：管军八位，自比政府八公，而武并军门乃号八披梯。祖宗选用立格至严，每分武举世族及军伍出身人，无其人则阙，故武举世族四员常足，而军伍四员常缺，盖难其人而不敢废祖宗法也。按兴宗所云，其说盖取诸此，要亦不皆如其说，今附见，当考。

　　诏吏部流内铨，选人以举主两员为县令，自今须用本部官一人，方听施行。

　　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宋绶卒，母尚无恙。绶始得疾，不视事，母问之，则曰：“小瘳矣。”又通宾客省问，若且安者，冀以纾母忧，然条理后事甚详，虽家人不知也。上幸其第临奠，辍二日朝，赠司徒兼侍中，谥宣献。授性孝谨清介，言动有常。为儿童时，手不执钱。后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朝廷有大议论，多所裁定。凡论前人文章，必正其得失；至当世之作，则未尝议也。杨亿尝称其文“沈壮淳丽，尤善铺赋，吾不及也”。藏书万余卷，手自校雠。笔札尤精妙，上尝取所书千字文，及卒，多收其字帖藏禁中。

　　甲辰，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知坊州李丕谅为崇仪使、知鄜州；左骐骥使、鄜延钤辖、兼知鄜州张亢为西上閤门使，改都钤辖，屯延州。改都钤辖，屯延州，实录无之，此据本传，当考。

　　陕西河北河东制置青白盐副使、左侍禁王文思为閤门祗候。初，文思在延州，擅入西界讨贼，坐夺职。至是，韩琦奏复之。田况十四策云：范雍屡使王文思先肆侵掠，当即此事也。

　　乙巳，诏鄜延、泾原两路取正月上旬同进兵入讨西贼。上与两府大臣共议，始用韩琦等所画攻策也。枢密副使杜衍独以为侥幸出师，非万全计，争论久之，不听，遂求罢，亦不听。欧阳修墓志曰：大臣至有欲以沮军罪衍者。不知大臣谓谁，当考。

　　始，晁宗悫即军中问攻守策，众欲大举，经略判官田京曰：“敌畜谋久矣，未易亟破也。今欲驱不习之师，深入敌地，与贼锐锋争一旦之胜，此兵家所忌，师出必败。”或曰：“宜与讲和。”京又曰：“贼兵未尝挫，安肯和也？”此事附杜衍不欲出兵后，更须考之。

　　太子中允、馆阁校勘欧阳修上言曰：

　　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言事者众矣。臣初窃为三策以料贼情，然臣迂儒，不识兵之大计，始犹迟疑，未敢自信。今兴兵既久，贼形已露，如臣素料，颇不甚远，故窃自谓有可以助万一者，谨条以闻。

　　夫关西弛备而民不见兵者二三十年矣，始贼萌乱之初，藏形隐计，卒然而来。当是时，吾之边屯寡弱，城堡未完，民习久安而易惊，将非素选而败怯，使其长驱冲突，可以奋然而深入，然国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虏掠而去，可以邀击其归，此下策也，故贼知而不为。戎狄侵边，自古为患，其攻城掠野，败则走而胜则来，盖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贼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如此相持，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调敛不胜而盗贼群起，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可也；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决于一战，彼以逸而待吾劳，亦可也；幸吾苦兵，计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岁时之赂，度吾困急，不得不从，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则贼谋无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贼今方用之。

　　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众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臣闻元昊之为贼，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书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则其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不杀，此其凶谋所畜，皆非仓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为久计以挠我，我无长策而制之哉！

　　夫训兵养卒，伺衅乘便，用闲出奇，此将帅之职也，所谓阃外之事，而君不御者也。至于外料贼心之谋，内察国家之势，知彼知此，因谋制敌，此朝廷之大计也，所谓庙算而胜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贼谋可知，以久而疲我尔，吾势可察，西人已困矣。诚能丰财积粟，以纾西人而完国壮兵，则贼谋沮而庙算得矣。

　　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财用为强弱也。守非财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请试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强资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汉因文、景之富力，三举而才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与中国相胜败，击而胜之有矣，未有一举而灭之者。然秦、汉尤强，其所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刘平陷没，贼锋炽锐，未尝挫衂，攻守之计，非臣所知。天威所加，虽终期于扫尽，然临边之将，尚未闻得贼衅隙，挫其凶锋。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财用不为长久之计，臣未见其可也。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关东所有，莫能运致，掊克细碎，既已无益而罢之矣。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榷货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何为而不困？困而不起为盗者，须水旱尔。外为贼谋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胜道哉？夫关西之物，不能加多，必通漕运而致之。漕运已通，而关东之物不充，则无得而西矣。

　　故臣以为通漕运、尽地利、榷商贾，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琐目前之利，既不足为长久之谋，非旦夕而可效，故臣区区不敢避迂愚之责，请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择。

　　其一曰通漕运。臣闻今为西计者，皆患漕运之不通，臣以谓但未求之尔。今京师在汴，漕运不西，而人之习见者遂以谓不能西，不知秦、汉、隋、唐，其都在雍，则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变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为而不可？汉初，岁漕山东粟数十万石。是时运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后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余万石。隋文帝时，沿水为仓，转相运置，而关东、汾晋之粟，皆至渭南，运物最多。其遗仓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门之险。自唐裴耀卿，又寻隋迹于三门，东西置仓，开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其险，卒泝河而入渭。当时岁运，不减二三百万石。其后刘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实关西。后世言能经财利而善漕运者，耀卿与晏为首。今江、淮之米，岁入于汴者六百万石，诚能分给关西，得一二百万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戍出甚众，有司不惜百万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门阻其中尔，今宜浚治汴渠，使岁运不阻，然后按求耀卿之迹，不惮十许里陆运之劳，则河运通而物可致，且纾关西之困。使古无法，今有可为，尚当为之，况昔人行之而未远，今人行之而岂难哉？耀卿与晏初理漕时，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运之利也。臣闻汉高之入秦，不由关东而道南阳，过邓、析而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董卓，亦欲自南阳道丹、析而入长安，是时张济亦自长安出武关奔南阳：则自古用兵往来之径也。臣闲至南阳，问其遗老，云自邓西北至永兴六七百里，今小商贾往往行之。初，汉高入关，其兵十万。夫能容十万兵之路，宜不甚狭而险也。但自雒阳为都，行者皆趋关东，其路久而遂废，今能按求而通之，则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汉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顿之南阳。自南阳为轻车，人辇而递之，募置递兵十五六铺，则十余州之物，日日入关而不绝。沿汉之地，山多美木，近汉之民仰足而有余，以造舟车甚不难也。前日陛下深惜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西用，而道路艰远，辇运踰年，不能毕工。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其艰如此。夫使州县纲吏远输京师，转冒艰滞，然后得西，岂若较南阳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关？与至京师远近等者，与其尤近者皆使直输于关西。京师之用有不足，则以禁帑出赐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简直，利害较然，此陆运之利也。

　　其二曰尽地利。臣闻昔之画财利者易为工，今之言财利者难为术。昔者之民赋税而已，故其不足，则铸山煮海，榷酒与茶，征关市而算舟车，尚有可为之法，以苟一时之用。自汉、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细，今取民之法尽矣。昔者赋外之征，以备有事之用。今尽取民之法用于无事之时，悉以冗费而靡之矣，至卒然有事，则无法可增。然犹有可为者：民作而输官者已劳，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产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垦之土尚多：是民有遗力，地有遗利，此可为也。况历视前世用兵者，未尝不先营田。汉武帝时，兵兴用乏，赵过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赵充国攻西羌，议者争欲出击，而充国思全胜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违诏罢兵而治屯田，田于极边，以游兵而防钞寇，则其治田不为易也，犹勉为之。方曹操屯兵许下时，强敌四面，以今视之，疑其旦夕战争而不暇。然用枣祗、韩浩之计，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许之地，岁得数百万石。其后郡国皆田，积谷数百万。隋、唐田制尤广，不可胜举。其势艰而难田，莫若充国；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缓而不田者，知地利之溥而可以舒民劳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请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土之瘠而弃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久废之地，其利数倍于营田。今若督之使勤，以免其役，则愿耕者众矣。臣闻乡兵之不便于民，议者方论之。充兵之人，遂弃农业，托云教习而饮博，取资其家，不顾有无，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诘，家家自以为患也。河东、河北、关西之乡兵，此犹有用；若京东、西者，平居不足以备盗，而水旱适足以为盗。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贫之地，非有山泽之饶，民惟力农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万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诚能尽驱之使耕于弃地，官贷其种，岁田之入，与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习田者为田官，优其课最而诱之，则民愿田者众矣。太宗皇帝时，常贷陈、蔡民钱，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时，亦用耿望之言，买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岁贾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为买之，不难得也。且乡兵本农也，籍而为兵，遂弃其业。今幸其去农未久，尚可复驱还之田亩，使不得群游而饮博，以为父兄之患，此民所愿也。一夫之力不逸，而每岁任耕废田一顷，使四五万人皆耕，而久废之田利又数倍，则岁谷不可胜数矣。京西之田，北有大河，南至汉而西接关，若又通其水陆之运，所在积谷，惟陛下诏有司移用之尔。

　　其三曰榷商贾。臣闻秦废王法、启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细民，为国之患久矣。自汉以来，尝欲为法而抑夺之，然不能也。盖为国者兴利日繁，兼并者趋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流通而不滞。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而为国之利益损。前日有司屡变其法，法每一变，则一岁之闲所损数百万。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但云变法之未当，变而不已，其损益多。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尔。茶自变法以来，商贾不复，一岁之失，数年莫补，所在积朽，弃而焚之。前日议者屡言三税之法为便，有司既详之矣，今诚能复之，使商贾有利而通行之，则上下济矣。解池之盐，积若山阜，今宜暂下其价，诱群商而散之，先为令曰“三年将复旧价”，则贪利之商，争先僟矣。夫茶者生于山而无穷，盐者出于水而不竭，贱而散之三年，十未减其一二。夫物之所以贵者，以能为国资钱币尔。今不散而积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货者，岂其锱铢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贩夫小贾无利则不为，故大商不妬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货博，虽取利少，货行流速，则积少而为多也。今为大国者，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积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用其术者，不惜其利而诱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若乃县官，自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所不为，臣谓行之难久也。诚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则积朽之物散而钱币通，可不劳而用足矣。

　　臣愚不足以知时事，若夫坚守以扞贼，利则出而扰之，凡小便宜，愿且委之边将。至于积谷与钱，通其漕运，不一二岁而国力渐丰，边兵渐习，贼锐渐挫，而有隙可乘，然后一举而灭之，此万全之计也。愿陛下以其小者责将帅，谋其大计而行之，则天下幸甚！

　　丙午，契丹国母遣左千牛卫上将军耶律庶忠、崇禄卿孙文昭，契丹主遣崇仪节度使萧绍筠、西上閤门使维州刺史秦德昌来贺正旦。

　　丁未，诏开封府、京东西、河东路括驴五万，以备西讨，从陕西经略司所上攻策也。括驴五万，孙沔奏议或可删附。魏泰东轩录云：楚执中恣为滑稽，谑玩无礼。庆历中，韩魏公琦帅陕西将四路进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师行有日矣，尹洙与执中有旧，荐于韩公，韩召之，谕以入界事，执中雅不欲为是行，因问韩公曰：“敌之族帐无定，万一迁徙深远，以致我师，无乃旷日持久乎？”韩公曰：“今大兵入界，则倍道兼程矣。”执中曰：“粮道岂能兼程耶？”韩曰：“吾已尽括关中之驴，以驮粮食，驴行速，可与兵相继也。万一深入而粮食尽，自可杀驴而食矣。”执中徐曰：“驴子大好酬奖。”韩公怒其无礼，遂不使之入幕。然四路进兵，亦竟无功。又按：括驴乃康定元年十二月事，泰误谓庆历中，今附见于此，足明当时不欲大举者，不独范仲淹也，或于此附范仲淹待春深方入讨议。

　　戊申，屯田员外郎、通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点采铜铸铁钱事。仲容尝建议铸大钱，一当十，既下两制及三司议其事，谓可权行以助边费，故有是命。初，韩琦安抚陕西，尝言陕西产铁甚广，可铸钱兼用。此据琦家传。于是，叶清臣从仲容议铸当十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奏曰：“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及国朝钱法，轻重大小，最为折中。历代改更，法虽精密，不能期年，即复改铸。议者欲绳以峻法，革其盗铸。昔汉变钱币，盗铸死者数十万；唐铸乾元及重轮乾元钱，钱轻币重，严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边，月给百钱，得大钱裁十，不可畸用。旧钱不出，新钱愈轻，则粮刍增价。臣尝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钱，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取其敝衣，直不过数百钱。盗铸之利，不啻数倍。复有湖山绝处，凶魁啸聚，炉冶日滋，居则铸钱，急则为盗。民间铜铅之器，悉为大钱，何以禁止乎！”本志云：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按实录，乃铸铁钱，与本志不同，当考。孙沔奏乞罢铸大钱，当删附。

　　将作监丞通判仪州耿传、供备库副使知青涧城种世衡同计置陕西随军粮草。传，河南人也。

　　权三司使叶清臣言新茶法未适中，请择明习财利之大臣，别议课校。上以号令数更，民听眩惑，乃诏即三司裁定，务优贩者，然亦卒无所变也。

　　初，明道二年，复用天禧旧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此据食货志第四卷，已附明年明道二年年末。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乃罢之，而入钱京师如故。此亦据食货志第四卷。景祐二年诏，实录无之，今且依本志附此。

　　是岁，又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予之。此亦据食货第四卷，志云康定元年诏，而实录亦无有，今且附此。

　　会河北谷贱，三司因请内地诸州行三税法，募人入中，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诏籴至二十万石止。此据食货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加数与东南盐下又云：河北用三税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即第三卷所书也。第三卷所书稍详，今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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