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至道二年七月

至道二年七月

　　秋七月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曰：

　　先王之欲厚生民而丰其食者，莫大于积谷而务农也。臣早任计司判官，每获进对，伏闻圣训，以为稼穑农耕政之本，苟能劝课田亩，康济黎元，则盐铁榷酤，斯为末矣。谨审天下土田，除江淮、浙右、陇蜀、河东等处，其余地里敻远，虽加劝督，亦未能遽获其利。况古者强干弱枝之法，必先富实于内。今京畿周环二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逃亡既众，则赋额日减，而国用不充，敛收科率无所不行矣；游惰既众，则地利岁削，而民食不足，寇盗杀伤无所不至矣，又安能致人康俗阜，地平天成乎！望择大臣一人有深识远略者，兼领大司农事，典领于中；又于郎吏中选才智通明、能抚民役众者为副，执事于外。自京东、西择其膏腴未耕之处，申以劝课。

　　臣又尝奉使四方，深见民田之利害，污莱极目，膏腴坐废，亦加询问，颇得其由。昔诏书屡下，许民复业，蠲其常租，宽以岁时。然乡县之间，扰之尤甚，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役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捐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遯，则乡里敛其赀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言归。奸心既萌，何所不至？

　　如授臣斯任，则望锡以闲旷之地，广募游惰之辈，诱之耕凿，未计赋租，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酌民力之丰寡，相农亩之硗肥，均配畀之，无烦督课，令其不倦。其逃民归业，丁口授田，烦碎之事，并取大司农裁决。耕桑之外，更课令益种杂木蔬果，孳畜羊犬鸡豚。给授桑土，潜拟于井田，营造室居，便立于保伍，逮于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遗之资，咸俾经营，并立条制。俟至三五年间，生计成立，有家可恋，有土可怀，即计户定征，量田输税，以司农新附之名籍，合计府旧收之簿书，斯实敦本化人之宏略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缗钱，或以市糇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受，委于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直，依时价折估，纳之于仓，以其成数关白户部。上览之喜，谓宰相曰：“朕思欲恢复古道，革其弊俗，驱民南亩，致于富庶。前后上书言农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阙其本，有其说而无其用，靖此奏甚谙理，可举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对奨谕，令条奏以闻。

　　靖又言：“逃民复业及浮客请田者，委农官勘验，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州县未得议其差役。其乏种粮、耕牛者，令司农以官钱给借。民输税外，有荒田愿附司农之籍者；民有牛，岁责以租课，愿隶籍受田者：并听。其田制为三品：以膏沃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上品，虽沃壤而有水旱之灾、埆瘠而无水旱之虑者为中品，既硗瘠复患于水旱者为下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后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请加授田，如丁数以给，五丁从三丁之制，七丁者给五丁，十丁者给七丁；至二十丁、三十丁者，以十丁为限。若宽乡田多，即委农官裁度以赋之。其室庐、蔬韭及桑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及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七十亩，三丁五十亩。除桑功五年后计其租，余悉蠲其课。令常参官于幕职、州县中各举所知一人堪任司农丞者，分授诸州通判，即领农田之务。又虑司农官属分下诸州，民顽已久，未能信服，更或张皇纷扰，其事难成。望许臣领三五官吏，于近甸宽乡设法招携，俟规画既定，四方游民必尽麇至，乃可推而行之。”

　　吕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旧法，又大费赀用，望以其状付有司详议。”乃诏盐铁使陈恕等，于逐部择判官一人通知农田利害者，与靖同议其事。恕与户部使张鉴、度支副使栾崇古、户部副使王仲华、盐铁判官谭尧叟、（未见。）度支判官李归一共议，请如靖之奏。乃诏以靖为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亮上言功难成，愿罢其事。上志在勉农，犹诏靖经度。未几，三司以为费官钱多，万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寝。（靖为劝农使在八月辛酉，今并书。）

　　丙寅，参知政事寇准，罢为给事中。先是，郊祀行庆，中外官吏皆进秩，准遂率意轻重，其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秩；所恶者及不知者，即序进焉。广州左通判、左正言冯拯转虞部员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节乃转屯田员外郎。拯尝与准有隙，故准抑之。惟节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衔皆如旧不易，准怒，以中书札子升惟节于拯上。切责拯，仍特免勘罪。拯忿曰：“上日阅万机，宁察见此细事？盖寇准弄权尔。”因上疏极言，并及岭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数事，又封中书札子以进。而岭南东路转运使康戬亦具奏，且言：“吕端、张洎、李昌龄皆准所引，端心德之，洎曲奉准，昌龄畏懦，皆不敢与准抗，故得以任胸臆，乱经制，皆准所为也。”上大怒，准适祀太庙摄行事，召端等责之。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于除拜专恣，实准所为也。准性刚强自任，臣等忝备大臣，不欲忿争，虑伤国体。”因再拜请罪。上又曰：“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帖势重于敕命，寻亦令削去，今何为却置札子，札子与堂帖乃大同小异尔。”张洎对曰：“札子盖中书行遣小事，亦犹京百司有符帖、关刺，若废之，则别无公式文字可以指挥。”上曰：“自今大事，须降敕命。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施行也。”既而准入对前殿，上语及冯拯所诉事，准抗言与端等同议除拜。上曰：“若廷辩是非，又深失执政之体矣。”准犹力争不已，上先已厌准，因叹曰：“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翌日，准又抱中书簿领，论曲直于上前，上益不悦，遂罢之，寻出知邓州。

　　戬，高丽人，附国子学肄业，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历官以清白闻，其为转运使，苏易简所荐也。拯，初责知端州，言事不已，尝请遣使括诸路隐丁，更制版籍，及议盐法通商，凡十余事。又献番禺纪异集。上欲召还，准素不悦拯，乃徙知朗州，道改通判广州。准既罢，拯以母丧请内徙，始命知江州。（拯本传云：拯知端州，既至上言十余事，太宗欲召还，寇准不可。按拯以淳化二年秋绌知端州，准以五年秋始参政，太宗欲召拯而但稍迁之，又左降焉，则准必在政府矣。拯为端州盖踰四年，所言十余事，决非始至时即上疏也。今略加删润，使不相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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