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郑介夫传

郑介夫传

　　郑介夫，字以居，衢州开化人。性刚直敢言。成宗大德七年，上《太平策》一纲二十目，略曰：

　　昔齐桓五子争立，而霰业遂微。晋献谗废申发，至国乱数十年。始皇以扶苏不定，致使灭宗。惠帝以继子不明，几至易姓。自后由此败亡者，不可胜计。草茅之士，犹不能忘情；而秉均当轴之臣，略不及此，何邪？今皇太子嗜慾未开，心术未定。宜择端人正士以傅翼之，与之居处出入，使通古今治乱之成迹，明君子小人之情伪。所谓教得而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古者建东宫，立太子，将以重国本、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称也。今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亲疏略无差别。昔晋申允曰：太子统天下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贵贱也。同衣冠犹不可，况可同名号哉！

　　吏之与儒可相有，而不可相无者也。儒不通吏，则为腐儒；吏不通儒，则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后可以莅政临民。《汉书》称以儒术饰吏治，正此谓也。今吟一篇诗，习半行字，即名为儒；检举式例，会计出入，即名为吏。吏则指儒为不识时务之书生，儒则诋吏为不通古今之俗子。儒、吏本出一途，析而为二，遂致人员之字，莫甚此时。久任于内者，但求速化，未知民瘼之艰难；久任于外者，惟务苟禄，不谙中朝之体统。今朝廷既未定取人之科，当思所以救弊之策。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并内外互相注授。历外一任，则升之朝；随朝一任，则补之外，凡任于外者，必由内发；任于内者，必从外取。庶使儒通于吏，吏出于儒，儒吏不致扞格，内外无分重轻矣。

　　古者自州县官以上，皆天子自选，故铨曹每拟一官，必先禀命于天子。天子欲用一人，亦询其可否于执政。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为常选；以天子委用之人，指为别里歌选。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臣，安得一以朝省，而自分为两途邪？

　　汉以铜钱而权皮币之重，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以铜钱而权交会之重，交会为母，铜钱为子。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者，盖别乎银锭也，以银为母，中统为子。既而银已不行，所用者惟钞，遂以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今以至元一贯淮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逾前，势不至于大坏，极弊不止。夫钞为一时之权宜，钱为万世之长计。盗贼难以赍行，水火不能消减，世世因之，以为通宝。说者谓铸一钱费一钱，无利于国。不知费一钱，可得一钱，利在天下，即国家无穷之利也。

　　唐刘晏专用榷盐，以充军国之用，其言曰：“官多则民扰。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由是国用充足，民不困敝。”此已验良法也。今宜祖其遗规，将盐运司衙门及各场所设官吏、团军、巡卒尽归有司管领，选省部内才干官一员，充榷盐使，于各州县摘佐贰官一员，提调盐务，于产盐处所设乡官一员，专掌支发。但签取本处富家应当亭户，分认周岁盐额，令亭户自行收贮，灶户任便煎煮，随处立他交纳，亭户不致逃亡，灶户可免追剥，民户亦无团巡诬逮之扰，自皆乐于应办。若非亭户、灶户自煎者，方为私盐，许令盐户告发，依条治罪。商人获利既厚，贩者必多，而民间亦可得贱盐食用。古今盐法，不过为办课耳。使课而无亏，何必广布衙门，自取多事。今直有定额，户有定数，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办亭户，既省俸给工本，自可全收课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业矣。

　　今市街之间，名曰嫁汉，曰把手合活，曰坐子人家，十室而九，各路争相仿效，此风尤为不美。且抑良为贱者，待告而禁，终不能绝，若令有司觉察，或许诸人陈首，但有此等，尽遣从良。此可厚俗之一也。

　　南北风俗不同，北方以买来者谓之躯口，南方以受役者即为奴婢。故唐法，奴告主者，皆勿受。此可厚俗之二也。

　　古者，宗庙四时之禴祀蒸尝，皆天子亲享，不敢使有司摄也。宜检讨旧典，亲行享庙之仪。仍令天下无论官庶之家，有亲在，而诸子忍于分析，及居官客外，而违于生事死葬者，并坐以不孝之罪。此可厚俗之三也。

　　父子夫妇，纲常之大。今鬻子休妻，视同犬豕。虽有抑良买休之条，而转售者则易其名曰过房，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羊市、牛市，兼有人市，致使人畜相等，极为可怜。宜严行禁绝，使各相保守，无弃天伦。此可厚俗之四也。

　　九品之官，定为九等，士农工商僧道定为六等，下而臧获定为一等，使服饰各安分，限贫富不得僭逾。此可厚俗之五也。

　　汉立常平仓，谷贱，增价而籴以利农；谷贵，减价而粜以利民。朱文公常行之，浙东最为得法。然不可行于今矣，何也？官吏为奸。若官入官出，民间未沾赈济之利，且先被克减计点之扰，适以重困耳。宜于各处验户口多寡，设立义仓，令百姓各输己粟，自掌出入之数。凡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用。不费公钱，亦无损于私蓄。犹虑风俗不古，急义者少，则官为之立式。有地百亩者，限以一岁出粟一石，令本甲户执其纲领，择乡里廉干者掌其收支。岁添新粟，则旋广仓廪，每遇阙乏，如取诸寄。其中或有侵欺，则令司县官依窃盗例科断。或司县官因而挟势借贷，则令巡按官依枉法赃例定罪。若所在官司有能劝率成效，优加升赏，诚为安民定业之长策。至于目前所急，尤思先有以救之。虽官司贱价赈粜，以有限之粟，应未已之荒，所济无几。若勒令富家平粜，则大户纵贿而求免，小户力贫以奉行，流害滋甚。今被灾之处虽多，而江淮、湖广皆稔熟，及此秋成之余，急为立法，收米四百余万石，半运赴都，半留随省，以备明年之荒可也。或仿汉时输粟为郎，宋时官卖度牒之例。二者但费朝廷之一纸，不动声色，而数百万粮可立致矣。

　　国家立政，必以刑书为先。今天下所奉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并缘为欺。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条多至数十。间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比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名曰《断例条章》，曰《官民要览》，家置一本，以为淮绳。试阅二十年间之例，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间之例，较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号令不常，初降随没，遂致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谣。京都为四方取则之地，法且不行，况四方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酝者比屋，禁牛而私间者盈市。奸盗杀人罪在不赦，而每岁放秀鲁麻婚姻聘财，明有官庶高下折钞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索财物，与估卖躯口无异。买卖田宅，旧有先亲后邻之条，而今民业多归势要。推此数端，天下概可知矣。今有司每视刑名为重，而户婚、钱价略不加意。殊不知民间争况之端，无不始于户婚、钱债而因之，以至于奸盗杀人者也。宪司巡按，每以赃罚为重，而一切民词，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负冤，上无所诉，是开官吏以受赃之路也。更兼衙门纷杂，事不归一，正宫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隶金玉府，校尉自归拱卫司，军人自属枢密院，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内史府，僧则宣政院，道则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微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户计诸司，头目布满天下，彼此不相统摄。无法之弊，莫此为甚。昔先帝尝命修律，未及成书。近议大德律，所任非人，讹舛益甚。宜于台阁省部内，选择通经术、明治体、练达时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参以建元以来制敕命令，采以南北风土之宜，修为一代令典，使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庶政体归一，狱无久淹矣。

　　古者立刑，必先施于赃吏，盖赃吏为患甚于酷吏之肆虐。赃既不行，则刑自平矣。昔国家家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则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并殿三年。制法虽明，而犯者未已，终莫能禁其万一。且如司县官困于正从七品、八品间，终老无受宣之望。吏员困于路县，终老无受敕之期。凡人之自爱其身，而重于犯法者，以清议之可畏，前程之尚远也。既无所畏，又无所慕，则仕而为贫耳，复何所惜。在昔有剌配籍没之法，文其面前则终身不齿于乡里，籍其资则全家不免于饥寒，治赃吏无出此法这善也。

　　贼吏固严其罪矣，而廉吏则未见赏，今省部置立过名簿，不闻有功绩簿；宪司岁报赃罚册，不闻有廉能册。朝廷虽有封赠之典，未见举行。嗣后内外大小官，有至廉无扰者，历一考，则封僧其父母，历再考，则封赠其妻妾。不过邀朝廷一命之恩光，而可收激劝人材之实效矣。

　　当今之弊，不在俸禄之薄，而在俸禄之未均。不患俸禄之未敷，而患设官之太滥。均有余以周不足，取滥设之米以给合设之官，则国无所损，而官有所利。议事这臣若能裒多益寡，截长补短，则职田所书自可敷用。今又额外多出俸米二十八万余石，徒损国储，无益官吏。且丞相职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锭有零，一日之俸不满十四两，若仿晋之何曾，日食万钱，虽竭私帑不能自给矣。天子立相，必须厚禄以优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从俭岂可先处以约，而薄其所养哉。今俸自三锭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贵贵之道。又如随朝大小官及各行省、宣慰司，皆枢要重臣，既无所取于民，又无职田可收，纵添俸米，保足养廉。宜尽取无拨职田，合计子粒，官为书贮，将中外人员差等而普及之。内外台察廉访司事烦而形神劳，官清而交往绝，比之有司，量加优厚，所以重风宪也。和林、上都、山后、河西诸路，不系产米之地，依本处时估折价，不拘以定数，所以重边鄙也。军民各色官吏，但请俸钱者，随所给钞数，按月支米，元无俸钱者，随所授品从，依例增支。交官书职田钱粮，先尽外任数足，其余尽令起运赴都，以给随朝官吏。计其所得，倍多于前，又可不费太仓之粟，此利国利官之要道也。

　　昔田千秋一言寤主，即登侯相，郑然明一言见知，便获赏识。古人际遇，往往皆然。若必待羔雁以为先容，币帛以将厚意，则千秋老死于郎官，然明终役于堂下耳。今之隶名儒籍者，不知壮行本于幼学，而谓借径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读书然后富贵。仕路既不出于儒，何须虚费日力，但厚赂翰林、集贤字，求一保文，或称茂异，或称故官，或称先贤子孙，其人即保教授。才入州选，便求升路，才历一任，便干提举，但求迁转之速。何问教养之事。学校遂成废弛，言者皆归咎于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时，儒人未尝免差，而士风甚盛，人材甚广，无他声名诱之于前，利禄引之于后也。使前数年不当差役，亦未见有一人成材者，果业儒而获用，则人自慕尚，虽当役不足以抑之。苟业儒而无用，则人皆厌弃，虽免役亦不足以励之也。比者，如编《一统志》、写金字经，非有追章琢句之巧，考古证今之难也，愚夫下流但能缮书者，皆可与选，给食赏钞已足以酬其劳，更与之升职减资，是朝廷开天下以奔竞之路也。

　　明诏：德行文学高出时辈者，有司保举，廉访司体覆相同，以备擢用。年来中外所举不为少矣，未见擢一才，拔一士，岂非虚文求人乎？明诏：上书陈言者，皆得实封进献。年来官庶所陈，不为少矣，未闻纳一谏，从一事，岂非虚文求言乎？格例：诸县尹以五事备者为上选，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黜。今实备五事而无力者，止常调；虚称五事而有力者，则引例升等；岂非虚文考绩乎？国家立御史台及肃政廉访司纠弹诸人，无得沮坏。今所纠者仅可施之插官、下吏，所荐者呈省到部俾同故纸，而外任巡按书吏人等反借风宪这威，徇私纳贿，无所畏忌，其为民患，过于有司，岂非虚文重台察乎？《至元新格》：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今小事动经半年，大事辄以数岁，岂非虚文议狱乎？诏书累降停罢劳民不急之役，存恤鳏寡孤独之人，今之隶名官籍者皆坊正巷长，略举市井所知，以应故事，其实穷而无告者未尝登籍沾惠也，岂非虚文爱民乎？国家立司农司以敦农政，路县正官衔内加以兼劝农事，每岁仲春令亲行劝课。今官吏出郊，借此游宴，里正、社长科敛供给，岂非虚文务农乎？

　　国家仿古，立翰林院、集贤院、秘书监、太常司，可谓得彬彬文物之盛矣。今翰林多不识字之鄙夫，集贤为群不肖之渊蒌，编修、检阅皆归门馆富儿，秘监署丞半是庸医、缪卜。职奉常者，谁明乎五礼、六律？居成均者，谁通乎《诗》、《书》六艺？他如医学、儒学、蒙古学，各置提举司，尤为无益。国政岂非虚文设官乎？国家设立太史、司天，以明占测；崇奉国师、宗师，以严祈祷；可谓尽事天之诚矣。今日月薄蚀，则期集鼓奏以彰信；推历未尝克定其应验，星象失躔，但托辞禳度，以分受官物；未尝指称其变故，罄竭帑藏以供西僧好事；盛陈金帛，以副黄冠醮筵；岂非虚文对越乎？

　　圣朝定夺诸色户计，何尝一毫损民。如水、马站户与之除粮免差，粮资足以补办，祗应可抵里役。如金户办金，则就准本户合纳之税；匠户当工，则官支口粮以资赡养；灶户烧盐，则给以工本；银场炬煅，既给工本，又与口粮。计所入课程，正与买价无异，爱民之厚，于此可见。今各处巡尉司设弓手，各路县狱司设禁子，牧民官各衙门设祗候、曳剌，既免粮以优之，而有司不与开除，反令税户分任包约，于各输额粮之外，别立名项曰包米，诚古今所未见。且各户劳逸相悬，如站有消乏，金须本色，灶欲办课，匠不离局，设有不及，诃责踵至，所淮税粮，岂足供给？而弓手、祗候、曳剌、禁子等户，役甚优闲，无费于已，且可肥家，不知何自而与之免粮也？

　　古称侍卫禁、直左右前后之人，今谓之怯薛歹。以今信古，古者数多名繁，今视古颇简。《周礼·天官冢宰》曰膳夫、疱人，日内饔、外饔，日浆人，曰烹人、笾人，今之博儿赤也。曰幕人，曰司服、司丧，曰内宰，今之速古儿赤也。曰掌舍、掌次，今之阿察赤也。曰阍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缝人、屦人，曰典妇功，今之玉烈赤也。曰宫人，今之煜剌赤也。古者分以职役，定以等差，用当其人，人当其任。是以人无觊觎，各守分义。今则不限以员，不责以职，但挟重资有梯，援投门下，便可报名请粮，获邀赏赐，皆名曰怯薛歹。是各官门下之怯薛，非天子御前之怯薛也。比者朝省严行分拣，如有职役定员，则挟资投入者无所容力，有出身定例，则别里哥选不禁自绝矣。

　　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红帽禅衣者公然出入宫禁。道家以老子为宗，惟在清净无为，辟谷弃人间事，今张天师纵情姬爱，广置田园，招揽权势，凌烁官府，此江南一大豪霸也。朝廷前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弃俗出家，非有司所宜统摄，而乃恃宠作威，公行贿赂，僧道词讼数倍。民间如奸盗杀人不法事，往往见告。各寺既有讲主、长老，各观既有知观、提举，足任管领之责。随路又滥设僧录司、道隶司，各县皆置僧纲，威仪反为僧、道之蠹，并宜革去。且僧道另设衙门，三代以下所未有。亡金弃人尚鬼，帮置二司与民民鼎立而三，岂谓圣朝踵其弊政。僧道既金免徭税，愚民多出财产托名诡寄，以求避役。驱国家之实利归无用之空门。视民间输税之外，又当里正、主首、和顾、和买，非惟弃本逐末，实且劳逸不均。今后寺观常住税粮，宜准古法，尽令输官。外有白云宗一派，既自别于俗人，又复异于僧道，朝廷不察其伪，特为另立衙门，亦宜革去，以除国蠹，以宽民力。

　　春秋二百二十四年之间，灾变迭出，地震者五。国家自十数年来，凡三见之。以今考古，未有若此之数数也。汉史翼奉言：“地变为阴气太盛，宜疏后党，亲同姓，出后宫，损阴气。”李寻曰：“地震有上中下，上位应后妃，中位应大臣，下位应庶民。宜弱外戚，强本支，崇阳抑阴，以救其咎。”或以言游畋土木，或以言宦官嬖幸，或以言小人党盛，各因时弊而指斥之耳。以今日人事观之，阃仪严肃，女谒不行，如吕韦之专，赵、杨之宠，无有也。后宫列陈，名不盈数。如三千、一万之充满，无有也。秉国爻者，皆色目，汉人未尝一官任舅后之族，如吕、霍、上官之僭奢，无有也。敷奏出纳，非台、省不得与闻，未尝一事出阉寺之口，如恭显鱼程之专擅，无有也。春秋出畋，循行故典，宫墙殿宇，一安旧规，如阿房、复阁之兴，楼船、锦缆之侈，无有也。然则致是变也，既皆非此之故，意当归之执政大臣乎？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乃三教是非之所由分也。况达摩面壁九年，维摩不二法门，止为身计，何尝施祸福于人？张道陵远处深山，萨真人一瓢自随，厌与俗接，何曾妄有希求？往年帝师之死，驿取小帝师来代，不过一庸厮耳，举朝郊迎，望风罗拜，荣遇之过，一至如此。昔达摩自南天竺来，梁武帝问曰：“朕造寺、舍经、度生不可胜纪，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此但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此语足以解求福田利益者之惑。陈博隐华山，宋太宗召至，使宰相宋琪等问以修养之道，对曰：“炼养有术，纵使白日升天，何益于治？今圣上洞达古今，深究治乱，正君臣合德致治之时，勤行修炼，无以逾此。”斯言可为求神仙者之鉴。唐会昌间，为僧尼耗蠹天下，命并省佛寺，上都、东都各留二寺，上州留一寺，中下州并废。寺分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等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皆勒归俗。通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亩、奴婢十五万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真是快活条贯，宜体此意。

　　今日未尝无边远选，固有准保定夺者矣。但保举之初，忽于立法防奸，选用之后，失于计功核实。如云南甘肃，八番，两江等处统帅、藩臣，一赴阙下，便行保人，以所保之品级，定价值之轻重，多者百锭，少亦三之二。或当时取勇，或先与其半，或立利钱文书呈解到省，官可立得。街市富子每闻一帅臣至，则争先营求，并未尝涉历塞庭、练习边事也。近者两江元帅累保得除者，几及百人，各镇蹈其故辙，公然卖保，遂致边鄙失得才之实，朝廷负滥爵之名，皆诸帅不忠误国之故。

　　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属官。先王受田，使贫富强弱不相过，得以自耕，故天下无甚富、甚贫之民。至成周时其法大备，画地为井，八鸠、五规、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沟洫、畎浍、川涂、轸径，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虽欲贪，并不得也。商鞅用秦，已不复有井田之旧。于是阡陌既开，乃有豪强兼并之患，然犹不明言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为业耳。汉亡，三国并立，兵火之余，人稀土旷。当是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无人；以为在民，又无簿籍契券，但随其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唐因而损益之，为法虽善，然令民得卖其口分永业，日渐一日，而公田尽变为私田矣。田既属民，乃欲夺富者之田以与无田之民，祸乱群兴，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去古未远，乃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言甚善而未果行。至哀帝时，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时丁傅用事，董贤隆贵，不便于己，遂寝其议。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为今之计，豪强卒难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准今，宜为定制。

　　古者，给价换马，已非良策。今乃刷马民间，尤为弊政。且南北风土不同，生长于南者则不禁其冷，生长于北者则不禁其热。若刷东南之马以供西北用，则立见其死亡耳。且牧于野者，安于水草，习于驰骤，以之临敌，易于鞭策。畜于家者，饱以刍豆，勤以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已无力。朝廷不循广马之成规，而行刷马之下策，虽曰和买，何异白夺。且政出亡金，其时邻敌交攻，疆土滋削，未免刷之民间，以应一时之急。堂堂天朝，岂宜出此，兼以刷至之马实无所用，而民怨皆归于国，甚非经久之计。唐初得牝马三千匹，徙之陇右，命张万岁掌之，蕃息至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及玄宗以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东封之日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此已然之明验也。今国家土宇，数倍于唐，水甘草美这处，尽在版图。若择宜牧这地，各设牧马监，官给牝马，选用能吏，使专牧养之权，重职任，优俸禄，责以成效，不十数年，马不可胜用矣。

　　奏上，多见采纳。后以省臣荐，授金溪县丞，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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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臣曰：“唐刘蕡对策，忤宦官，宜其不遇也。赵天麟、郑介夫，议论足以从政，文章足以经国，又无奸人妒嫉，蔽日月之明，然其不遇，乃与蕡无以异。呜呼！以世祖之用人，成宗之待士，而使野有遗贤，不亦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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