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崔彧传

崔彧传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儿，江淮行省左丞斌之弟也。负才气，刚直敢言，世祖甚器之。

　　至元十六年，奉诏偕牙术至江南，访求艺术之士。还朝，首劾忽都带儿根索亡宋财货、扰百姓，身为使臣，挈妻子以往，所在索鞍马刍粟。疏上，不报。

　　十九年，除集贤持读学士。彧言：“参知政事阿里请以阿散袭其父阿合马职，倘得请，其害不可胜言。赖陛下神圣，拒而不可。臣已疏其奸恶十余事，乞召阿里廷辩。”帝曰：“已敕中书，凡阿合马所用，皆罢之，穷治党与。事竟之时，朕与汝有言也。”又请将郝祯剖棺戮尸，从之。寻敕钩考枢密院文牍，由刑部尚书拜御史中丞。彧言：“台臣于国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虽王公将相，亦宜纠察。近惟御史得有所言，臣以为台官皆当建言，庶于国家有补。选用台察官，若由中书，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从本台选择，初用汉人十六员，今用蒙古十六员，相参巡历为宜。”从之。

　　二十年，复为刑部尚书，上疏言时政十八事：

　　一曰广开言路，多选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党附壅塞之患。
　　二曰当阿合马擅权，台臣莫敢纠其非，迨事败，然后接踵随声，徒取讥笑。宜别加选用，其旧人除蒙古人敢圣断外，余皆当问罪。
　　三曰枢密院定夺军官，赏罚不当。多希阿合马风旨。宜择有声望者为长贰，庶号令明而尝罚当。
　　四曰翰林官亦颂阿合马功德，宜访南北耆儒硕望，以重此选。
　　五曰郝祯、耿仁、等虽正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罚异公论未伸。合次弟屏除。
　　六曰贵游子弟，用即显官，幼不讲学，何以从政。得如左丞许衡教国子学，则人才辈出矣。
　　七曰今起居注所书，不过奏事检目而已。宜择蒙古人之有声望、汉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王言动必书，以垂法于无穷。
　　八曰宪曹无法可守，是以奸人无所顾忌。宜定律令，以为一代之法。
　　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员，并一衙门，亦非经久之策。宜参众议，而定成规。
　　十曰官僚无以养廉，责其贪则苛。乞将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无俸者特给。然不取之于民，惟赋之于民，盖官吏既有所养，不致病民，少增岁赋，亦将乐从。
　　十一曰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去家就旅，岂人之情，赋重政繁，驱之致此。乞降旨，招集复业，免其后来五年科役，其余积欠并蠲，事产即日给还。民官满替，以户口增耗为黜陟，其徙江南不归者，与土著一例当役。
　　十二曰凡丞相安童迁转旧臣悉为阿合马摈黜，或居散地，或在远方，并合拔擢录用。
　　十三曰簿录奸党财物，本国家之物，不可视为横得，遂致滥用。宜以之实帑藏、供岁计。
　　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备巡幸，不应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马以此位置私党。宜易置总管府。
　　十五曰中书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诸左。
　　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设左右丞以下，庶几内重，不致势均。彼谓非隆其各不足镇压者，奸臣欺罔之论也。
　　十七曰阿里海牙掌兵民之权，子侄姻党，分列权要，官吏出其门者，十之七八，威权不在阿合马下。宜罢职理算，其党虽无污染者，亦当迁转他所，勿使久据湖广。
　　十八曰铨选类奏，贤否莫知。自今三品以上，必引见而后授官。敕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议行之。

　　又言：“江南盗贼相而起，主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与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变。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与民者，必以实，召莫水手，当从其所欲，伺民气稍苏，我力粗备，三、二年后，东征未晚。”世祖以为不切，曰：“尔之所言如射然，挽弓虽可观，发矢则非是矣。

　　彧又言：“昨中书奉敕差官度量大都州县地亩，本以革权势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于军民诸色人户通告核实。又因取勘畜牧数目，初意本非扰民，而近者浮言胥动，恐失农时。”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书宜集议，可行者行之，不可则明谕言者为便。”又言：“各路每岁选取室女，宜罢。”又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粮，无所容隐，所宜颁行。”皆从之。

　　二十一年，彧劾奏虚世荣不可居相位，忤旨，罢。

　　二十三年，起为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同佥构密院事。寻出为甘肃行省右丞。召拜中书右丞。与中书平章政事麦术丁奏曰：“近桑哥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性为事。宜令两省严加考核，凡入其党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赇者，论如律，仍追宣敕，除名为民。”又奏：“桑哥所设衙门，其闲冗不急之官徒费禄食，宜令百司集议汰罢，及自今调官，宜如旧制，避其籍贯，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赀户，多为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贫民当之。今后徭役，不问何人，宜皆均输，有敢如前以贿求人容庇者。罪之。又军、站诸户，每岁官吏非名取索，赋税倍蓰，民多流移。请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敛民及役军匠者，论如法。又忽都虎那颜籍户之后，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籍已定，乞依太宗之法为是。”并如所请。

　　二十八年，由中书右丞迁御史中丞。彧奏：“太医院使刘岳臣尝仕宋，练达政事，比者命其参议机务，众皆称善。乞以为翰林学士，平议朝政。”又言：“行御史台奏：‘建宁路总管马谋，因捕盗延及平民，有搒掠至死者多，又俘掠人财，迫奸处女，受民财积百五十锭，狱未具，会赦。如臣等议，马谋以非罪杀人，不在原例。’宜令行台诘问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周祚，劾尚书省官忙兀带、教化、纳速剌丁灭里奸赃，纳速剌丁灭里反诬祚以罪，遣人诣尚书省告桑哥。桑哥暧昧以闻，流祚于憨答孙，妻子家财并没入官。祚至和琳遇乱，走还京师。桑哥又遣诣云南理算钱谷，以赎其罪。今自云南回，臣与省臣阅其状词，罪甚微，宜复其妻子。”从之。

　　二十九年，彧偕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等奏：“四方之人不阙下，率言事以干进。国家名器，资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为，中书、枢密院宜早为铨定，应格者与之，不当与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当否，宜早与详审言之。当者即议施行，或所陈有须诘难条具者，即令其人讲究，否则罢遣。”帝嘉纳之。

　　又奏：“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皆更张变乱之。衔命江南，理算积久逋赋，期限严急，胥卒追逮，半于道路，民至嫁妻卖女，殃及亲邻，维扬、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殒其生者五百余人。近者，阇里按问，悉皆首实请死，士民乃知圣天子仁爱元元，而使之至此者，实桑哥及其凶党之为也，莫不愿食其肉。臣等共议：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书省御史台从公论罪，以谢天下。

　　又言：“河西人薛阇干领兵为宣慰使，吏诣廉访司告其三十六事，檄佥事簿问。而薛阇干率军人擒问者辱之，且夺告者以去。臣议：从行台选御史往按问薛阇干，仍先夺其职。”又言：“去岁桑哥既败，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玺书，口传圣旨，纵释有罪，擅籍人家，真伪莫辨。臣等请自今凡使臣必降玺书，省、台、院诸司，必给印信文书，以杜奸欺。”帝曰：“何人乃敢尔耶？”对曰：“咬剌也奴、伯颜察儿，比尝传旨纵罪人。”帝悉可其奏。又言：“松州达鲁花赤长孙，自言不愿钱谷官，愿备员廉访司，令木入剌沙上闻。传旨至台，特令委用，台臣所宜奉行。但径自陈请，又尝有罪，理应区别。”帝曰：“此自卿事，宜审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叶李过愆，敕赴都辨论，令叶李已死，事有不待辩者。李淦本儒人，请授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道，旧有按察司，要束木恶其害已，令桑哥奏罢之。臣观鄂州等九郡，境土亦广，宜复置廉访司。行御史台旧治扬州，今扬州隶南京，而行台移治建康；其淮东廉访司旧汉淮安，宜移治扬州。”又奏：“诸官吏受赇，在朝则诣御史台首告，在外则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宪。自桑哥当国，受赇者不赴宪台宪司，诣诸司，故尔反覆牵延，事久不竟，臣谓宜如前旨，惟于本台、行台及诸道廉访司首告，诸司无得辄受。又监察御史塔的失言：女直人教化的，去岁东征，妄言以米千石饷阇里帖木儿军万人，奏支钞四百锭，宜令本处廉访司究问，于本处行省追偿议罪。”皆从之。

　　三月，中书省臣奏，请以彧为右丞，世祖曰：“崔彧敢言，惟可使任言责。”闰六月，又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奏：“近耿熙告：河间盐运司官吏盗官库钱，省台遣人同告者杂问，凡负二万二千余锭，运使征八千九百余锭，犹欠一万三千一百余锭。运使张庸尝献其妹于阿合马，有宠。阿合马既死，以官婢事桑哥，复有宠。故庸衎缘戚属，得久漕司，独盗三千一百锭。宜命台省遣官，同廉访司倍征之。”又言：“月林伯察江西廉访司官术儿赤带、河东廉访司官忽儿赤，擅纵盗贼，抑夺民田，贪污不法，今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诘问。”又言：“扬州盐运司受贿，多付商贾盐，计直该钞二万二千八百锭。臣等以谓追征足日，课以归省，赃以归台，斟酌定罪，以清蠹源。”又奏：“江西詹玉始以妖术致位集贤，当桑哥持国，遣其掊刻江西学粮，贪酷暴横，学校大废。近与臣言：“撒里蛮、答失蛮传旨，以江南有谋叛者，俾乘传往鞫，明日，访知为秃速忽、香山欺罔奏遣。玉在京师，犹敢诳诞如此，宜亟追还讯问。”帝曰：“此恶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尝知之。其亟执之。”

　　三十年，彧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籴，顷缘官括商船载递诸物，致贩鬻者少，米价翔踊。臣等议：勿令有司括船为便。”宝泉提举张简及子乃蛮带，告彧尝受邹道源、许宗师银万五千两，又其子知微讼彧不法十余事。敕就中书自辩。彧已书简等所告，与已宜对者为牍袖之，视而后对。简父子所告皆无验，并系狱，简瘐死，仍籍其家一女入官。乃蛮带、知微皆坐杖罪除名。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先是，千户阔阔出得王玺于扎拉尔氏，以示彧，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彧使上之徽仁裕圣皇后。至是，皇后手授成宗。彧以久任宪台，乞选他职，不许。帝谕之曰：“卿若辞避，其谁抗言？”彧言：“肃政廉访司案牍，而令总管府检劾非宜。”帝曰：“朕知其事，当时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

　　大德元年，彧又条陈台宪诸事，皆见于施行。彧居御史台久，又守正不阿，人疾之。监察御史斡罗失剌，劾奏“彧兄在先朝尝有罪，不宜还所籍家产。”帝怒其妄言，笞则遣之。十一月，御史台奏：“大都路总管沙的，盗支官钱，及受脏计五千三百缗，准律当杖百七，不叙，以故臣子从轻论。”帝欲仅停其职，彧与御史大夫只而合郎执不可。已而御史又奏：“彧为中丞且十年，不宜久任。”彧遂以病辞，帝谕之曰：“卿辞退诚是，然勉为朕少留。”

　　闰十二月，兼领侍仪司事，与太常卿刘无隐奏：“新正朝贺岁常习仪大万安寺。”帝曰：“去岁兀都带以雪故来迟，今而复然。诸不至及失仪者，殿中司、监察御史同纠之”。

　　二年，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寻与御史大夫秃赤奏：“世祖圣训，凡在籍儒人，皆复其家。今岁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学，宜遵选制，俾廉访司常加勉厉。”帝深然之，命彧与不忽木、阿里浑撒同翰林、集贤议，特降诏条，颁于各路。

　　彧以是年九月卒。

　　至大元年，赠推诚履正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郑国公，谥忠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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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臣曰：“汉之汲黯，宋之包拯，元之姚天福，所谓邦之司直者也。崔彧鉴于斌之受祸，不劾阿合马、桑哥，而事后论其党附者，犹不免于畏强御，然议论侃侃，切于时务，亦天福之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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