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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淳六年


  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

  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樊。时夏贵、范文虎相继大败,闻庭芝至,文虎遗书贾似道曰:“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愿无使听命于京阃,事成则功归于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为福州观察使,其兵从中制之。庭芝屡约进兵,文虎但与妓妾、嬖幸击鞠饮宴,以取旨未至为辞。

  初,蒙古主命刘秉忠、张文谦、许衡定官制,衡考古今分并统属之序,去其权摄、增置、冗长、侧置者,凡省、部、院、台、郡、县与夫后妃、储藩、百司所联属统,制定为图,至是奏上之。使集公卿,杂议中书、院、台行移之体,衡曰:“中书佐天子总国政,院、台宜具呈。”时商挺在枢密,高鸣在台,皆定为咨禀,因大言以动衡曰:“台、院皆宗亲大臣,若一忤,祸不可测。”衡曰:“吾论国制耳,何与于人!”遂以其言质于蒙古主前,蒙古主曰:“衡言是也。”

  丙午,蒙古左丞相耶律铸、右丞相廉希宪并罢。时有诏释大都囚,西域人伊赞玛鼎,为怨家所诉,系狱,亦被原免;蒙古主自开平还,怨家复诉之。时希宪在告,实不预其事,乃取堂判补署之曰:“天威不测,岂可幸其独不署以苟免耶?”希宪入见,以诏书为言,蒙古主曰:“诏释囚耳,岂有诏释伊赞玛鼎耶?”对曰:“不释伊赞玛鼎,臣等亦未闻此诏。”蒙古主怒曰:“汝等号称读书,临事乃尔,宜得何罪?”对曰:“臣等忝为宰相,有罪当罢退。”蒙古主曰:“但从汝言。”即与铸同罢。

  蒙古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以平章政事呼图达尔为中书左丞相,国子祭酒许衡为中书左丞,制国用使阿哈玛特平章尚书省事。

  阿哈玛特多智巧,以功利自负。蒙古主急于富国,试以事,颇有成绩,又见其与史天泽争辨,屡有以诎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专愎益甚。尚书省既立,诏:“凡铨选各官,吏部定拟资品呈尚书,尚书咨中书,中书闻奏。”阿哈玛特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图以为言,蒙古主令问阿哈玛特,阿哈玛特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图因请“自今惟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馀并付阿哈玛特。”蒙古主从之。阿哈玛特遂请重定条画,下诸路,括户口,增太原盐课,以千锭为常额。

  庚戌,以高达为湖北安抚使、知鄂州,孙虎臣起复淮东安抚副使、知淮安州。贾似道迫于人言,故起用达;达怀宿憾,不为似道用。

  甲寅,高丽国王禃遣使诣蒙古言:“臣已复位,今从七百人入觐。”诏令从四百人来,馀留之西京。诏改西京曰东宁府,画慈悲岭为界,以莽赉扣为安抚高丽使,率兵戍其西境。

  辛西,颁《成天历》。

  丙寅,以广东经略安抚使陈宗礼签书枢密院事,吏部尚书赵顺孙同签书枢密院事。

  故事,宫中饮宴,名曰排当。理宗朝,排当之礼,多内侍自为之,遇有排当,则必有私事密启;帝即位,益盛,至出内帑为之。宗礼尝上疏言:“内侍用心,非借排当以侵羡馀,则假秋筵以奉殷勤,不知费几州汗血之劳,而供一夕笙歌之乐。请禁绝之。”不报。

  丁卯,帝制《字民》、《牧民》二训,以戒百官。

  戊辰,左丞相江万里罢。万里以襄、樊为优,屡请益师往救,贾似道不答,万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时王应麟起为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上言曰:“国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议不容缓。朝廷方从容如常时,事几一失,岂能自安?”贾似道谋复逐之,会应麟以忧去。

  二月,辛未朔,蒙古前中书右丞相巴延为枢密副使。

  甲戌,蒙古筑昭应宫于高梁河。

  丙子,蒙古主御行宫,观刘秉忠、博啰、许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仪,大悦,举酒赐之。

  丁丑,蒙古以岁饥,罢修筑宫城役夫。

  壬辰,蒙古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文谦请开籍田,行祭先农、先蚕等礼。阿哈玛特议拘民间铁,官铸农器,高其价以配民,创立行户部于东平、大名以造钞,及诸路转运使干政害民;文谦悉极论罢之。

  乙未,襄阳出步骑万馀人,兵船百馀艘,攻蒙古万山堡,为万户张弘范等所败。

  高丽国王禃朝于蒙古。蒙古令国王特默裕举军入高丽旧京,以托克托多勒、焦天翼为其国达噜噶齐,护送禃归国。仍下诏:“林衍废立,罪不可赦;安庆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宽宥。有能执送衍者,虽其党,亦必重增官秩。”

  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蒙古改诸路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

  癸丑,诏曰:“吏以廉称,自古有之。今绝不闻,岂不自章显而壅于上闻欤?其令侍从、卿监、郎官各举廉吏,将显擢焉。”

  甲寅,蒙古主如上都。

  戊午,蒙古阿珠与刘整上言:“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诏许之。于是造战舰五千艘,日练水军七万人,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

  蒙古平章尚书省事阿哈玛特,势倾中外,一时大臣多阿附之。中书左丞许衡,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已而其子呼逊有同签枢密之命,衡独执奏曰:“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虑其反耶?”衡对曰:“彼虽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语阿哈玛特,阿哈玛特由是怨衡,欲以事中之。衡屡入辞免,蒙古主不许。

  四川制置司遣将修合州城,蒙古立武胜军以拒之。总帅汪惟正,临嘉陵江作栅,扼其水道,夜悬灯栅间,编竹为笼,中置火炬,顺地势转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南师知有备,不敢逼。

  廉希宪既罢,蒙古主念之,尝问侍臣:“希宪居家何为?”侍臣以读书对。蒙古主曰:“读书固朕所教,然读之而不肯用,多读何为?”意责其罢政而不复求进也。阿哈玛特因谗之曰:“希宪日与妻怒宴乐尔。”蒙古主变色曰:“希宪清贫,何从宴饮!”阿哈玛特惭而退。希宪有疾,医言须用沙糖,家人求于外,阿哈玛特与之二斤,希宪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终不受奸人所与求活也。”蒙古主闻而遣赐之。

  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说书、真学士院,寻罢。

  贾似道以去要君,命学士降诏。天祥当制,语皆讽似道。时内制,相承必先呈稿于宰相,天祥独不循此例。似道见制,意不满,讽别院改作,天祥援杨亿故事,亟求解职,迁秘书监,似道又使台官张志立劾罢之。天祥数被斥,乃援钱若水例致仕,时年三十七。

  壬午,蒙古檀州陨黑霜二夕。

  己丑,蒙古高丽行省奏言:“高丽林衍死,其子惟茂擅袭令公位,为尚书宋宗礼所杀。岛中民皆出降,已还之旧京。衍党裴仲孙等复集馀众,立王禃庶族承化侯为王,窜入珍岛。”

  五月,辛丑,以吴革为沿江制置宣抚使。

  癸卯,四川制置司遣都统牛宣,与蒙古陕西签省伊苏岱尔、严忠范等战于嘉定、重庆、钓鱼山、马湖江,皆败,宣为蒙古所获,遂破三寨。

  丁未,蒙古以同知枢密院事哈达为平章政事。

  丙辰,蒙古尚书省言:“诸王遣使取索诸物及铺马等事,请自今并以文移,毋得口传教令。”从之。

  蒙古改宣徽院为光禄司,仍以乌珍充使。

  六月,庚午,诏:“《太极图说》、《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

  庚辰,皇子宪薨。

  丙申,蒙古立籍田于大都之东南郊,从张文谦之言也。

  蒙古禁民擅入宋境剽掠。

  秋,七月,复开州,更铸印给之。

  蒙古都元帅伊苏岱尔侵光州。

  八月,戊辰朔,蒙古筑环城以逼襄阳。

  壬辰,诏:“郡县行推排法,虚加寡弱户租,害民为甚。其令各路监司询访,亟除其弊。”

  诏贾似道入朝不拜。每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庭始坐。癸巳,诏十日一朝。

  时蒙古攻围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作半闲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宫人叶氏及倡尼有美色者为妾,日肆淫乐,与故博徒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有妾兄来,立府门若将入状,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据地斗蟋蟀,所押客戏之曰:“此军国重事耶?”酷嗜宝玩,建多宝阁,一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已殉葬,发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与,辄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虽朝享景灵宫亦不从驾。有言边事者,辄加贬斥。一日,帝问曰:“襄阳围已三年,奈何?”似道对曰:“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帝曰:“适有女嫔言之。”似道诘其人,诬以它事,赐死。由是边事虽日急,无敢言者。

  兰溪处士金履祥,以襄、樊之师日急,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不攻而自解,闻者以为迂阔。然履祥所叙海舶经由之郡县,以及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后验之无或爽者。

  九月,庚戌,以黄万石为沿海制置使。

  冬,十月,丁丑,诏:“范文虎总统殿前司两淮诸军,往襄、樊备御,赐犒师钱一百五十万。”

  台州大水;己卯,诏发仓米赈之。

  甲申,以陈宗礼、赵顺孙兼权参知政事。

  乙酉,蒙古享于太庙。

  己丑,蒙古主归自上都,议立三省。侍御史高鸣上封事曰:“臣闻三省设自近古,其法,由中书出,改移门下。议不合,则有驳正或封还诏书;议合,则还移中书。中书移尚书,尚书乃下六部、郡国。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繁,取决一省,犹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贤俊萃于一堂,速署参决,自免失政,岂必别官异坐而后无失政乎?故曰政贵得人不贵多,不如一省便。”蒙古主深然之。

  闰月,己酉,以安吉州水,免公田租。

  十一月,丁丑,以嘉兴、华亭两县水,免公田、民田租。

  陈宗礼疏言:“国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坠而加绥定,人心未尝不可回也。”

  庚辰,诏犒赏襄、郢屯戍将士。

  癸未,蒙古命西夏管民官禁僧徒冒据民田。

  壬辰,蒙古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

  乙未,陈宗礼罢,寻卒。

  十二月,丙申朔,蒙古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中丞博啰兼大司农卿。安图言博啰以台臣兼领,前无此例,蒙古主曰:“司农非细事,朕深喻此,故令博啰总之。”寻以都水监隶大司农司。

  蒙古以赵良弼为秘书监、充国信使,使日本。

  丁未,金齿、骠国二部酋长内附于蒙古。

  蒙古以董文炳为山东路统军副使,治沂州。沂与宋接壤,镇兵仰内郡饷运。有诏和籴本部,文炳命收州县所移文。众惧违诏旨,文炳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敌人接壤,知吾虚实,一不可;边民供顿甚劳,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惧来者,三不可。”蒙古主大悟,罢之。

  蒙古张弘范言于史天泽曰:“今规取襄阳,周于围而缓于攻者,计待其自毙也。然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无御之者。而江陵、归、峡行旅休卒,道出襄阳者相继,宁有自毙之时乎?若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速毙之道也。”天泽从之,遂城万山,徙弘范于鹿门。自是襄、樊道绝,粮援不继。

  是岁,蒙古以应昌府及山东、淄、莱路饥,赈之。南京、河南两路旱,减其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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