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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祐三年


  宝祐三年蒙古宪宗五年

  春,正月,己未,迅雷。先是望夕,内侍董宋臣引西湖妓入禁中,牟子才疏言:“元夕张灯侈靡,倡优下贱,奇技献笑,媟污清禁,此皆董宋臣辈坏陛下素履。今困震霆示威,臣愿圣明觉悟,天意可回。”帝纳其言。

  庚申,帝谕辅臣曰:“均州城筑,粮饷既艰,宜先筑龙山。”谢方叔等言:“龙山高险,下瞰旧均,已趣京湖留司调兵修筑。”

  壬戌,知澧州赵师简朝辞,言公族世系日衍,尚未增立字号。诏以宗正寺拟“用、宜、季、次、绍”五字于“大、由、交、嗣、甫”字下续之。

  甲子,帝谕辅臣曰:“马光祖措置钱楮如何?”谢方叔等言:“监收敝楮,已合事宜,但钱未流通耳。”

  秘书危昭德疏言:“国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朘民膏血为己甘腴,民不堪命矣。愿陛下与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实,究安危之本,明诏郡国,申严号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当举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缓其可缓,凡苛赋之肆扰者,易为此时之宽征。固结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丙寅,皇子忠王禥出阁。

  二月,庚午,诏尤火肴免奉朝请,专令精意史事。

  乙亥,命李长庚措置襄阳屯田。

  给事中王埜言:“国家与蒙古本无深仇,而兵连祸结,皆原于入洛之师,轻启兵端,二三狂徒如赵楷、全子才、刘子澄辈,浅率寡谋,遂致只轮不返。全子才诞妄惨毒,乃援刘子澄例,自陈改正。宜寝二人之命,罢其祠禄,以为丧师误国之戒。”从之。

  己卯,两淮制置大使贾似道兴复广陵堡城,以图来上,诏奖之。

  庚辰,诏:“宗正少卿岁举宗学官选人一员。”

  壬午,都省言:“宣阃入蜀,首议行恤民之政,宜多支籴本以宽民力。”诏拨封桩库十八界会二百万给四川。

  己酉,诏:“拨官诰、祠牒、新楮、香盐付临安府守臣马光祖收换敝楮。”

  内侍董宋臣干办佑圣观,逢迎帝意,起梅堂、芙蓉阁、香兰亭,豪夺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至,人以董阎罗目之。监察御史洪天锡上言:“天下之患三,曰宦者、外戚、小人。”指宋臣及谢堂、厉文翁也。帝令吴燧宣谕,天锡抗对如初。帝又出御札俾天锡易疏,欲自戒饬之,天锡又言:“自古奸人,虽凭怙其心,未尝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饬,则凭怙愈张,反不若未知之为愈也。”

  蒙古皇弟呼必赉征河内许衡为京兆提学。衡从姚枢,得程颐、朱熹之书,慨然以道自任,尝语人曰:“纲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凡丧祭嫁娶,必征于礼,以倡其乡,学者浸盛。是时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于是郡县皆建学。

  三月,甲辰,诏不许传播边事。

  己酉,诏:“沿边屯田,自有课入登羡者,其管干官并推赏。”

  癸丑,帝问:“自实之法,施行如何?”谢方叔等曰:“自实即经界遗意,惟当检制使人,宽其限期,行以不扰而已。”时高斯得起为福建转运副使,贻书方叔曰:“《史记》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实田。上临御适三十一年而行自实,异日书之史册,正与秦同。”方叔大愧,旋奏罢之。

  以吴渊为观文殿学士、京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

  己未,雨土。洪天锡言其象为蒙,请严君子小人之辨,又言修内司为民害,宜治之。

  夏,四月,庚午,朝献景灵宫。

  蜀郡地震。

  癸酉,帝问流民近状,谢方叔对曰:“数年来,流民在江南者,皆已安业。”

  丁丑,以陈显伯兼资善堂赞善,陈坚兼直讲。

  辛巳,帝谓辅臣曰:“闻刑狱多有冤滥。”谢方叔等曰:“不特冤滥,且有淹滞,当时加申警。”

  癸未,考功郎官洪勋轮对,及社衍封还事,帝曰:“朕每谕丞相,事有不可行者缴奏。”

  浙、闽大水,洪天锡上言:“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

  五月,丙申朔,帝谕辅臣曰:“黄州乃江面要地,郎应飞不胜任,当别选人。”谢方叔曰:“黄州昨除张胜,今尚权鄂州,曷若以厉文翁为之乎?”

  甲辰,久雨,以监司,州郡辟书冗滥,申严禁止。

  丙午,帝谕辅臣曰:“修筑江岸,军兵不易,闻补工值雨,多不给食,可令特支。”

  诏出封桩库十八界会二十万给三衙诸军,赈临安府民户亦如之。

  甲寅,赵汝腾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

  六月,以枢密院编修镇江丁大全为右司谏。大全面蓝色,为戚里婢婿,夤缘阎妃及内侍卢允升、董宋臣,得宠于帝,由萧山尉累拜是职。时正言陈大方、侍御史胡大昌与大全同除,皆缄默不言。人于其名大旁加点,目为“三不吠犬”。

  戊子,洪天锡罢言职。时吴民仲大伦等列诉董宋臣夺其田,天锡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举所移文,谓田属御庄,不当白台,仪鸾司亦牒常平。天锡谓:“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约,若中贵人得以控之,则内外台可废,犹为国有纪纲乎!”乃申劾宋臣及卢允升而枚数其恶,帝犹力护之。天锡又言:“修内司,供缮修而已。比年动曰御前,奸赃之老吏,迹捕之凶渠,一窜名其间,则有司不得举手。狡者献谋,暴者助虐,其展转受害者,皆良民也,愿无使史臣书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疏六七上,留中不报,天锡遂去,诏迁大理少卿。宗正寺丞赵宗嶓移书谢方叔,责其不能止救,方叔甚惭。而谗者又曰:“天锡之论,方叔意也,其去亦方叔挤之。”方叔上书自解,帝终不信。

  辛卯,签书枢密院事王埜罢。

  秋,七月,癸丑,以吕文德知鄂州,节制鼎、澧、辰、沅、靖五州。

  丙申,谢方叔、徐清叟罢,以御史朱应元劾之也。董宋臣、卢允升犹未快,赂人上书力诋洪天锡、谢方叔,且乞诛之,使天下知宰相、台谏之去,出自独断,于内侍无预。

  命三省、枢密院机政,令董槐、程元凤轮日当笔。诏曰:“往年二相并命,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吴潜既退,方叔独相,持禄固位,政以贿成,诸子无藉,恬然而不知。天示警戒,臣庶交章,不夺方叔之相权,则是朕躬有罪。尔槐,乐元凤,尚鉴兹哉,毋若方叔之负朕也!”

  己未,帝谕辅臣曰:“近来州县赃吏甚多,不可不严其禁令。”董槐言艺祖朝有流窜或杖死者。程元凤曰:“高宗朝必籍记姓名,不复录用。”帝曰:“籍记今可行。”

  以谢方叔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

  蒙古乌兰哈达自吐蕃进攻西南夷,悉平之。

  八月,乙丑朔,以董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程元凤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蔡抗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丙寅,帝谕辅臣曰:“朕以今日多事,选用卿等,宜一心体国。凡纪纲未振,人材未萃,民生未裕,边备未饬,皆为急务,宜加之意。”

  以徐清叟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

  庚午,帝谕辅臣曰:“三连事宜及时。”董槐等对曰:“首当以此勉谕诸阃。”帝曰:“阃外之寄,庙堂只当择人,岂可遥制!”槐曰:“前日之病正坐此。”

  丙子,以郑性之薨,辍视朝。

  戊子,帝曰:“纪纲法度,须当谨守,以革弊例,朝士迁除,各守满岁之法。如先朝臣僚奏请迁转格式,可讨论以闻。”董槐等对曰:“此法固可革躁进之风,但拔擢人材,又不可拘此。”帝然之。

  都省言两淮制臣贾似道,调度兵将,攻剿旧海贼兵,生擒伪元帅宋贽,俘获尤众;诏奖之。

  辛卯,以应繇薨,轰视朝。

  九月,己亥,帝谕辅臣曰:“近日施行内侍何郁岂可复留!合与勒停。”董槐等曰:“圣断如此,不惟可以戢奸,亦可以服中外心。”

  丙午,帝曰:“近观臣寮奏疏,云事当谋之大臣。朕未尝不与卿等谋,如有未当,且许执奏。卿等亦自相资益。程元凤曰:“臣等虽不敢立异,亦不敢苟同。”

  庚戌,诏:“淮哨在境,边防正严,沿江副阃,岂容久虚!已差厉文翁,可趣之任。”

  壬子,帝谕辅臣:“赵葵二劄,言边事不苟。”董槐等曰:“今日事势,不可以安危论,直当以存亡论,亦不须如此忧惧;然必内外协心图之,如范蠡、大夫种分任国事可也。”

  甲寅,以陈显伯兼资善堂翊善,皮龙荣兼侍读。

  乙卯,帝曰:“楮币何以救之?”董槐请以临安府酒税专收破会,解发朝廷,逐旋焚毁,官司既可通融,民间自然减落。帝然之,曰:“朝廷以为重,则人自厚信。”

  董槐言于帝曰:“臣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何谓三害?”槐曰:“戚里不奉法,一矣。执法大吏久于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检士,三矣。将率不检士,故士卒横,士卒横,则变生于无时。执法擅威福,故贤不肖混淆,贤不肖混淆,则奸邪肆,贤人伏而不出。亲戚不举法,故法令轻,法令轻,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废,愿自今除之。”于是嫉槐者众矣。

  冬,十月,庚午,诏:“拨封桩库会子一十三万,犒殿、步司教阅精勇军,其衣装器械悉从官给。”

  癸未,诏:“永蠲绍兴府和买绢。”

  蒙古张柔会大师于符离,以百丈口为宋往来之道,可容万艘,遂筑甬道,自亳而南六十馀里,中为横江堡。又以路东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栅水中,密置侦骑于所达之路。由是鹿邑、宁陵、考城、柘城、楚丘、南顿无宋患,陈、蔡、颍、息粮无不达。

  十一月,乙未,皮龙荣进对,帝语及资善堂事,龙荣对曰:“忠王天资过人,若无他嗜好,倍加保养,尤为有益。儒臣尽职分于外,望陛下以身教之于内。”龙荣预知忠王意向,亦兼以讽帝也。

  初,女冠知古得幸,其侄吴子聪夤缘以进,得知閤门事。牟子才缴奏曰:“子聪依凭城社,势焰薰灼,以官爵为市,搢绅之无耻者辐凑其门,公论素所切齿,不可用。”帝曰:“子聪之除,将一月矣,乃始缴驳,何也?可即为书行。”子才曰:“文书不过百刻,此旧制也。今子聪录黄二十馀日乃至,后省盖欲俟其供职,使臣不得缴之耳。给舍纪纲之地,岂容此辈行私于其间!”于是子聪改知澧州,待次。子才亦力求去,出知太平州。

  十二月,甲申,帝谕辅臣曰:“蜀报敌势颇重,间虽小捷,未闻有敢与一战者,宜大明赏罚以激劝之。”丁亥,又谕辅臣曰:“朝士有蜀人晓边事者,可令条具备御之策,参考用之。”

  是岁,蒙古马步军都元帅兼领尚书省事察罕卒,追封河南王,谥武宣。

  蒙古皇弟呼必赉,遣董文用招金故臣栾城李冶,且曰:“素闻仁卿学优才赡,潜德不燿,久欲一见,其勿它辞。”仁卿,冶之字也。冶至,皇弟问金南迁后居官者孰贤,冶对曰:“险夷一节,唯完颜仲德。”又问完颜哈达及布哈何如,对曰:“二人将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问魏征、曹彬何如,对曰:“征忠谋谠论,知无不言,以唐诤臣观之,征为第一。彬伐江南,未尝妄杀一人,拟之方叔、召虎可也,汉之韩、彭、卫、霍,在所不论。”又问今之臣有如魏征者乎,对曰:“今世侧媚成风,欲求魏征之贤,实难其人。”又问今之人材贤否,对曰:“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理势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珰、王鹗、李献卿、蓝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等,皆有用之才,又皆贤王所尝聘问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特恐用之不尽耳。然四海之广,岂止此数子哉!王诚能旁求于外,将见集于明庭矣。”又问天下当何以治之,对曰:“夫治天下,难则难于登天,易则易于反掌。盖有法度则治,控名责实则治,进君子、退小人则治。如是而治天下,岂不易于反掌乎?无法度则乱,有名无实则乱,进小人、退君子则乱。如是而治天下,岂不难于登天乎?且为治之道,不过立纪纲、立法度而已。纪纲者,上下相维持;法度者,赏罚示惩劝。今则大官小吏,下至编氓,皆自纵恣,以私害公,是无纪纲也。有功者未必得赏,有罪者未必被罚,甚则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获宠,是无法度也。法度废,纪纲坏,天下不变乱,已为幸矣。”又问昨地震何故,对曰:“天裂为阳不足,地震为阴有馀。夫地道,阴也,阴太盛则变常。今之地震,或奸邪在侧,或女谒盛行,或谗慝交至,或刑罚失中,或征伐骤举,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爱君,如爱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若能辨奸邪,去女谒,屏谗慝,慎刑罚,慎征讨,上当天心,下协人意,则可转咎为休矣。”皇弟深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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