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1)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

　　讳煦，神宗第六子，母曰钦圣皇后朱氏。熙宁九年，十二月，七日已丑，生于宫中，赤光照室。初名佣，授检校太尉、天平军节度使，封均国公；元丰五年，迁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延平郡王。八年，二月，神宗寝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储，为宗庙社稷计，又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神宗首肯，遂奉制立为皇太子。

　　元祐元年辽大安二年。丙寅，一零八六年

　　春，正月，庚寅朔，诏改元。

　　辛卯，辽主如混同江。

　　承议郎、守起居舍人邢恕，尝教高公绘上书，乞尊礼朱太妃，为高氏异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绘问曰：“汝不识字，谁为汝作此书？”公绘不敢讳。言者又论恕游历权贵，不自检慎。甲午，谪恕，以本官权发遣随州。时恕已除中书舍人，于是罢其新命，并黜之于外。

　　甲辰，王岩叟奏：“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为灾，变异甚大。陛下于天下之大害，朝中之大奸，已悟而复疑，将断而又止。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茶盐之法，流毒数路。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欺狼戾。陛下乃容而留之，此天心之所以未祐也。”

　　丁未，以集贤校理黄廉为户部郎中。先是廉提举河东路保甲凡六年，司马光闲居，往来河、洛间，闻其治状，吕公著亦言河东军与边民德之，遂有是除。

　　诏回赐高丽王鞍马、服带、器币有加。

　　罢陕西、河东元丰四年后凡缘军兴增置官局。

　　己酉，五国诸部长贡于辽。

　　辛亥，朱光庭言：“察确、章惇、韩缜，不恭、不忠、不耻。议论政事之际，惇明目张胆，肆为辨说，力行丑诋。确则外示不校，中实同欲，阳为尊贤，阴为助邪。缜则每当议论，亦不扶正，唯务拱默为自安计。愿罢去确等柄任，别进忠贤以辅圣治。”不报。

　　癸丑，太皇太后躬诣中太一宫、集禧观祈雨。

　　辽主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

　　丙辰，太皇太后诏曰：“原庙之立，所从来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即祠宫，并建寝殿以崇严祖考，其孝可谓至矣。今神宗既已开祔，于故事当营馆御以奉神灵。而宫垣之东，密接民里，欲加开展，则惧成烦扰；欲采搢绅之议，皆合帝后为一殿，则虑无以称神宗钦奉祖考之意。闻治隆殿后有园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庙。吾万岁之后，当从英宗皇帝于治隆，上以宁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臣民之心，不亦善乎！”

　　帝幸相国寺祈雨。

　　时新法多所厘革，独免役、青苗、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司马光以疾谒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移书三省曰：“今法度宜先更张者，莫如免役钱。光见欲具疏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协力赞成。”又手书与吕公著曰：“光自病以来，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唯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晦叔矣。”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光曰：“熙宁免役法行，百禄为咸平县，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其后有司求羡馀，务刻剥，乃以法为病。今第减助免钱额以宽民力可也。”光不听。

　　二月，辛酉，以河决大名，坏民田，艰食者众，诏安抚使韩绛询访赈济。

　　乙丑，命蔡确提举修《神宗实录》，以邓温伯、陆佃并为修撰官，林希、曾肇并为检讨官。

　　诏权罢修河，放诸路兵夫。

　　先是司马光奏：“免役之法有五害：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柘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以前旧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向有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今衙前陪备少，当不至破家；若犹虑力难独任，即乞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者，并令随贫富等第出助役钱，遇衙前重难差遣，即行支给。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指挥降诸路转运使下诸州县，限五日内县具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转运司，司限一季奏闻，委执政官参详施行。”是日，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奏。

　　丁卯，诏：“侍从各举堪任监司者二人，举非其人有罚。”

　　韩维言：“光禄大夫致仕范镇，在仁宗朝着开建储之议，而镇未尝以语人，人亦莫为言者，故恩赏独不及镇。伏望特降明诏，褒显厥功。”于是具以镇十九疏上之。己巳，拜镇端明殿学士，致仕，仍以其子百揆为宣德郎。

　　庚午，禁边民与夏人为市。

　　辛未，以侍御史刘挚为御史中丞。

　　诏：“起居舍人依旧制不分记言动。”

　　武威郡王栋戩卒，以其养子阿里骨为河西军节度使，封宁塞郡公。阿里骨严峻刑杀，其下不遑宁。诏饬以推广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与之意。

　　司马光奏复差役法，既得旨，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两县差一千馀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其实也。

　　癸酉，以监察御史王岩叟为左司谏。

　　右司谏苏辙始供职，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于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于此。昔真宗奖用正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忠良之士，相继而起。及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一付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

　　丙子，司马光言：“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尽者，枚举而驳奏之，又尝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之害。如役法者，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吕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惇言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大体。乞选差近臣三四人，专切详定奏闻。”

　　庚辰，夏国遣使来贡。

　　辛巳，宝文阁待制、刑部侍郎蹇周辅，坐变湖南盐法，抑勒骚扰，落职，知和州。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

　　初，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致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光为相，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轼独以实告，而光不悦。轼又陈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尝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邪！”光笑而谢之。范纯仁与光素厚，谓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设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叹曰：“以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

　　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刬革略尽。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卫尉丞毕仲游遗光书曰：“昔王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财者无不举。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盖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散敛变置之法，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废罢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罢蠲去者皆可复行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馀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新法永可罢而无敢议复者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数十，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后竟如其虑。

　　是月，辽主驻山榆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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