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礼志(8)

礼志(8)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员外将军、兼尚书都令史陈终德有祖母之丧，欲服齐衰三年，以无世爵之重，不可陵诸父，若下同众孙，恐违后祖之义，请求详正。国子博士孙景邕、刘怀义、封轨、高绰，太学博士袁升，四门博士阳宁居等议：“嫡孙后祖，持重三年，不为品庶生二，终德宜先诸父。”

　　太常卿刘芳议：“案丧服乃士之正礼，含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时复下同庶人者，皆别标显。至如传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庙。世儒多云，嫡孙传重，下通庶人。以为差谬。何以明之？《礼稽命征》曰：‘天子之元士二庙，诸侯之上士亦二庙，中、下士一庙。’一庙者，祖祢共庙。《祭法》又云‘庶人无庙’。既如此分明，岂得通于庶人也？传重者主宗庙，非谓庶人祭于寝也。兼累世承嫡，方得为嫡子嫡孙耳。不尔者，不得继祖也。又郑玄别变除，云为五世长子服斩也。魏晋以来，不复行此礼矣。案《丧服经》无嫡孙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为长子三年，嫡孙期。《传》及注因说嫡孙传重之义。今世既不复为嫡子服斩，卑位之嫡孙不陵诸叔而持重，则可知也。且准终德资阶，方之士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复，无斯礼。考之旧典，验之今世，则兹范罕行。且诸叔见存，丧主有寄，宜依诸孙，服期为允。”

　　景邕等又议云：“《丧服》虽以士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论之？自大夫以上，每条标列，逮于庶人，含而不述，比同士制，起后疑也。唯有庶人为国君，此则明义服之轻重，不涉于孙祖。且受国于曾祖，废疾之祖父，亦无重可传，而犹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异识咸感，承重主嗣，宁甄寝庙，嫡孙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袭，末代僣妄，不可以语通典。是以《春秋》讥于世卿，《王制》称大夫不世，此明训也。《丧服》，《经》虽无嫡孙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为嫡孙者，岂祖以嫡服己，己与庶孙同为祖服期，于义可乎？服祖三年，此则近世未尝变也。准古士官不过二百石已上，终德即古之庙士也。假令终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况乃官历士流，当训章之运，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

　　芳又议：“国子所云，《丧服》虽以士为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谓一篇之内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孙传重，专士以上。此《经》、《传》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丧服变除》云：‘父为长子斩，自天子达于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据也。且承重者，以其将代己为宗庙主，庙主了不云寝，又其证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谷梁》近儒小道之书，至如《左氏》、《诗》、《易》、《论语》皆有典证，或是未寤。许叔重《五经异义》云，今《春秋公羊》、《谷梁》说卿大夫世位，则权并一姓，谓周尹氏、齐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说卿大夫皆得世禄。《传》曰‘官族’，《易》曰‘食旧德’，旧德，谓食父故禄也。《尚书》曰：‘世选尔劳，予不绝尔善。’《诗》云：‘惟周之士，不显奕世。’《论语》曰：‘兴灭国，继绝世。’国谓诸侯，世谓卿大夫也。斯皆正经及《论语》士以上世位之明证也，士皆世禄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观此据，可谓睹其纲，未照其目也。案晋《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无从，故以第八品准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从，若以其员外之资，为第十六品也，岂得为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谨如前议。”

　　景邕等又议：“《丧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显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义，了然无惑。且官族者，谓世为其功；食旧德者，谓德侯者世位；兴灭国，继绝世，主谓诸侯卿大夫无罪诛绝者耳。且金貂七毦，杨氏四公，虽以位相承，岂得言世禄乎？晋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继，求还为祖母三年。时政以礼无代父追服之文，亦无不许三年之制，此即晋世之成规也。”

　　尚书邢峦奏依芳议。诏曰：“嫡孙为祖母，礼令有据，士人通行，何劳方致疑请也。可如国子所议。”

　　延昌二年春，偏将军乙龙虎丧父，给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数闰月，诣府求上。领军元珍上言：“案《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依律结刑五岁。”

　　三公郎中崔鸿驳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大祥。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义，未知何者会圣人之旨。龙虎居丧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义，便是过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郑玄二十七月，禫中复可以从御职事。《礼》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则大祥之后，丧事终矣。既可以从御职事，求上何为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复有罪乎？求之经律，理实未允。”

　　下更详辨。

　　珍又上言：“案《士虞礼》，三年之丧，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玄云‘中犹间也’，‘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礼》言：‘祥之日鼓素琴。’郑云：‘鼓琴者，存乐也。’孔子祥后五日，弹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郑注与《郑志》及逾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为。此谓存乐也，非所谓乐。乐者，使工为之。晋博士许猛《解三验》曰：案《黍离》、《麦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诗》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若斯之类，岂可谓之金石之乐哉？是以徒歌谓之谣，徒吹谓之和。《记》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毛谓之乐。’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者，此乃所谓乐也。至于素琴以示终、笙歌以省哀者，则非乐矣。《间传》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缟麻衣，大祥之服也。《杂记》注云：‘玄衣黄裳，则是禫祭，黄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郑志》：赵商问，郑玄答云：祥谓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谓二十七月，非谓上祥之月也。徙月而乐。许猛《释六征》曰：乐者，自谓八音克谐之乐也。谓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乐耳。而驳云：‘大祥之后，丧事终矣。’脱如此驳，禫复焉施？又驳云：‘禫中鼓琴，复有罪乎？’然禫则黄裳，未大吉也，鼓琴存乐，在礼所许。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韵，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驳云：‘禫中既得从御职事，求上何为不可？’检龙虎居丧二十六月，始是素缟麻衣，大祥之中，何谓禫乎？三年没闰，理无可疑。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郑义。丧凶尚远，而欲速除，何匆匆者哉？下府愚量，郑为得之。何者？《礼记》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远日。’又《论语》云：‘丧与其易宁戚。’而服限三年，痛尽终身。中月之解，虽容二义，尚远宁戚。又检王、杜之义，起于魏末晋初。及越骑校尉程猗赞成王肃，驳郑禫二十七月之失，为六征三验，上言于晋武帝曰：‘夫礼国之大典，兆民所日用，岂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同，非圣世一统之谓。郑玄说二十七月禫，甚乖大义。臣每难郑失，六有征，三有验，初未能破臣难而通玄说者。’如猗之意，谓郑义废矣。太康中，许猛上言扶郑，《释六禫》，《解三验》，以郑禫二十七月为得，猗及王肃为失。而博士宋昌等议猛扶郑为衷，晋武从之。王、杜之义，于是败矣。王、杜之义见败者，晋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赞王，欲亏郑之成轨，窃所未宁。更无异义，还从前处。”

　　鸿又驳曰：“案三年之丧，没闰之义，懦生学士，犹或病诸。龙虎生自戎马之乡，不蒙稽古之训，数月成年，便惧违缓。原其本非贪荣求位，而欲责以义方，未可使尔也。且三年之丧，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玄以中为间，王、杜以为是月之中。郑亦未为必会经旨，王、杜岂于必乖圣意。既诸儒探赜先圣，后贤见有不同，晋武后虽从宋昌、许猛之驳，同郑禫议，然初亦从程猗，赞成王、杜之言。二论得否，未可知也。圣人大祥之后，鼓素琴，成笙歌者，以丧事既终，余哀之中，可以存乐故也。而乐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后为乐，乐必使工为之。庶民凡品，于祥前鼓琴，可无罪乎？律之所防，岂必为贵士，亦及凡庶。府之此义，弥不通矣。鲁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为逾月则可矣。尔则大祥之后，丧事之终，鼓琴笙歌，经礼所许。龙虎欲宿卫皇宫，岂欲合刑五岁。就如郑义，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缟纰及黄裳、彩缨以居者，此则三年之余哀，不在服数之内也。衰绖则埋之于地，杖则弃之隐处，此非丧事终乎？府以大祥之后，不为丧事之终，何得复言素琴以示终也。丧事尚远日，诚如郑义。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实为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便以深衣素缟之时，而罪同杖绖苫块之日，于礼宪未允。详之律意，冒丧求仕，谓在斩焉草土之中，不谓除衰杖之后也。又龙虎具列居丧日月，无所隐冒，府应告之以礼，遣还终月。便幸彼味识，欲加之罪，岂是遵礼敦风，爱民之致乎？正如郑义，龙虎罪亦不合刑，匆匆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怿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刘氏薨，司徒、平原郡开国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马员外亡，并上言，未知出入犹作鼓吹不，请下礼官议决。太学博士封祖胄议：“《丧大记》云：期九月之丧，既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五月三月之丧，比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饮酒食肉，不言不与人乐之。郑玄云：‘义服恩轻。’以此推之，明义服葬容有乐理。又《礼》：‘大功言而不议，小功议而不及乐。’言论之间，尚自不及，其于声作，明不得也。虽复功德，乐在宜止。”

　　四门博士蒋雅哲议：“凡三司之尊，开国之重，其于王服，皆有厌绝。若尊同体敌，虽疏尚宜彻乐。如或不同，子姓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

　　国子助教韩神固议：（阙）“夫羽旄可以展耳目之适，丝竹可以肆游宴之娱，故于乐贵县，有哀则废。至若德俭如礼，升降有数，文物昭旂旗之明，锡鸾为行动之响，列明贵贱，非措哀乐于其间矣。谓威仪鼓吹依旧为允。”

　　兼仪曹郎中房景先驳曰：“案祖胄议以功德有丧，鼓吹不作；雅哲议齐衷卒哭，箫管必陈，准之轻重，理用未安。圣人推情以制服，据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于神宫，袭衰麻而奏乐。大燧一移，衰情顿尽，反心以求，岂制礼之意也。就如所言，义服恩轻，既虞而乐，正服一期，何以为断？或义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复何品节？雅哲所议，公子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案古虽有尊降，不见作乐之文，未详此据，竟在何典？然君之于臣，本无服体，但恩诚相感，致存隐恻。是以仲遂卒垂，笙龠不入；智悼在殡，杜蕢明言。岂大伦之痛，既殡而乐乎？又神固等所议，以为笳鼓不在乐限，鸣铙以警众，声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贵贱耳，虽居哀恤，施而不废。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诸正典，未为符合。案《诗》‘云钟鼓既设’，‘鼓钟伐鼛’，又云‘于论鼓钟，于乐辟雍’。言则相连，岂非乐乎？八音之数，本无笳名，推而类之，箫管之比，岂可以名称小殊，而不为乐。若以王公位重，威饰宜崇，鼓吹公给，不可私辞者，魏绛和戎，受金石之赏，钟公勋茂，蒙五熟之赐；若审功膺赏，君命必行，岂可陈嘉牢于齐殡之时，击钟磬于（疑）祔之后？寻究二三，未有依据。国子职兼文学，令问所归，宜明据典谟，曲尽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总议并申，无所析剖，更详得失，据典正议。”

　　秘书监、国子祭酒孙惠蔚，太学博士封祖胄等重议：“司空体服衰麻，心怀惨切，其于声乐，本无作理，但以鼓吹公仪，致有疑论耳。案鼓吹之制，盖古之军声，献捷之乐，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勋，乃得备作。方之金石，准之管弦，其为音奏，虽曰小殊，然其大体，与乐无异。是以《礼》云：‘鼓无当于五声，五声不得不和。’窃惟今者，加台司之仪，盖欲兼广威华，若有哀用之，无变于吉，便是一人之年，悲乐并用，求之礼情，于理未尽。二公虽受之于公，用之非私，出入声作，亦以娱己。今既有丧，心不在乐，笳鼓之事，明非欲闻，其从宁戚之义，废而勿作。但礼崇公卿出入之仪，至有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和銮之声，佩玉之饰者，所以显槐鼎之至贵，彰宰辅之为重。今二公地处尊亲，仪殊百辟，鼓吹之用，无容全去。礼有悬而不乐，今陈之以备威仪，不作以示哀痛。述理节情，愚谓为允。”

　　诏曰：“可从国子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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