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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2)


  然而由于这次见所长的结果,却使我陷进了更深的苦闷中。

  老所长已经许多日子不见了。这次他是陪着另一位首长来的。他们问过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又问起我关于除四害的活动情形。

  所长说,他听说我在捕蝇方面有了进步,完成了任务,不知在这次开展的捕鼠运动中有什么成绩。我说还没有订计划,不过我想我们组里每人至少可以消灭一只。

  “你呢?”坐在所长旁边的那位首长问。我这才认出来,原来这是在哈尔滨时,问我为什么对日本鬼子的屠杀不提抗议的那位首长,不禁有些心慌。没等我回答,他又问:“你现在还没开‘杀戒’吗?”说罢,他大笑起来。笑声冲散了我的慌乱情绪,我回答说,我早没那些想法了,这次打算在捕鼠运动中一定消灭一只老鼠。

  “你的计划太保守了!”他摇头说,“现在连小学生订的计划都不只每人一只。”

  “我可以争取消灭两只。”我认真地说。

  这时所长接口说,不给我订指标,我可以尽量去做。谈到这里,就叫我回来了。

  从所长那里回来,我心头有了一种沉重感。这倒不是因为对平生未试过的捕鼠任务感到为难,而是我由这次谈话联想起许多事情。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次消灭蚊蝇运动中,所方特意检查过我的计划,我想起了由于学会了洗衣服而受到了所长的鼓励,……所方在每件事情上对我一点一滴地下功夫,无非是为了我“做人”。可是,我却又骗了一次人,我想,即使捉到一百只老鼠,也不能抵消我的错误。

  刚下班的江看守员见我在俱乐部里独自发呆,问我是不是有了捕鼠办法,并且说他可以帮助我做个捕鼠器。老实说,我不但没办法捉老鼠,就连老鼠藏在哪儿全不懂。我巴不得地接受了他的帮助。在跟他学做捕鼠器的时候,我刚放下的心事又被勾起来了。

  我们一边做捕鼠器,一边聊起天来。江看守员从捉老鼠说起了他的幼年生活。我无意间知道了他的少年时代的悲惨境遇。我完全想不到这个平素非常安静、待人非常和气的青年,原来在伪满时期受了那么大的罪。他是“集家并屯”政策的典型牺牲者。由于连续三次集家并屯,寒天住在窝铺里,他全家感染上伤寒,弟兄八个,死得只剩下了他一个。死掉的那七个弟弟,全是光着身子埋掉的。

  我们把捕鼠器具做好,他的故事也断了。他领着我去找鼠洞,我默默地跟着他,想着这个被伪满政权夺去七个兄弟生命的青年,何以今天能这样心平气和地帮我捉老鼠?这里所有的看守员都是这样和气,他们过去的境遇又是怎样的?后来,我忍不住地问他:“王看守员和刘看守员,都在伪满受过罪吗?”

  “那时候谁不受罪?”他说,“王看守员给抓了三次劳工,刘看守员被逼得无路可走,投了抗日联军。”

  我现在明白了,不用问,东北籍的所方人员在伪满时期全是受过罪的。

  我按着他的指导,果然完成了任务,而且是超额两倍。王看守员和刘看守员听说我捉住了老鼠,都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来看我的“俘虏”,都称赞我有了进步。听着他们的称赞,我心里很不受用。这些在伪满时期受够了罪的人,把我的“进步”看得这样重要,而我却仍在骗着他们!

  我每天照常到医务室工作,照常打扫屋子,给病人量血压,施行电疗,学习中医,那个矮个子日本战犯照常每天向我鞠躬。可是我听不清他的话了,《中医概论》变得难解起来了,给人量血压时常常要反复几次。妹妹和妹夫们来信继续告诉了他们的新成就,屡次向我表示祝愿,盼望我早日改造好,与他们共享幸福生活。这些话现在听来好像都成了责备。

  秋天来了,我们像去年一样突击制作煤砖,副所长和干部们又一齐动手给温室准备过冬燃料。我尽量多抬煤,却尽量不想让所长看见,怕听到他的夸奖。这时如果听到了夸奖是比挨骂还要难受的。

  有一天,到了施行电疗的时间,我忙一些别的事,晚到了一步,已经有两个人等在那里了。其中一个是那个每次鞠躬的日本人。我知道他是每次先来的,就让他先做。出乎我的意料,他却向另外那个做了个手势,同时说了一句中国话:“您请,我不忙。”

  “按次序,你先来的。”被他推让的那个蒋介石集团的战犯说。

  “不客气,我不忙。我可以多坐一会儿。”他又像解释似地加了一句:“我就要释放了。”

  我这还是头一次知道他会说这样好的中国话。我给那个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弄着器械,一边瞟了那日本人几眼。只见他面容严肃地望着对面的墙壁。过了一会儿,他的视线又移向天花板。

  “这间屋子,伪满时候是刑讯室的一间,”他用低低的声音说,听不出他是自言自语,还是跟人说话,“不知有多少爱国的中国人,在这里受过刑呵!”

  过了一会儿,他又指指屋顶说:“那时候,这上面吊着铁链。墙上都是血。”他环视着墙壁,目光最后停在玻璃柜上。静默了一会儿又说,“中国的先生们修理这间屋子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恢复刑讯室,报复我们,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大夫先生,又以为是要拿我们做解剖试验。谁知道,是给我们治病的医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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