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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人？(2)

操场完工后，学委会决定再美化一下我们的院子，要栽花修树，清除杂草，垫平洼坑，迎接五一节。大家都很高兴地干起来了。我起先参加垫大坑的工作，江看守员说我眼睛不好，恐怕掉到坑里去，便把我的工作改为拔草。我被分配到一块花畦边上，干了一会儿，蒙古人老正走到我身边，忽然一把抢走我手里刚拔下的东西，大叫大嚷起来：“你拔的是什么？呵？” 　　“不是叫我拔草吗？” 　　“这是草吗？你真会挑，拔的全是花秧子！” 　　我又成了周围人们视线的焦点。我蹲在那里，抬不起头来。我真愿意那些花草全部从世界上消失掉。 　　“你简直是个废物！”老正拿着我拔的花秧子指着我，继续叫嚷。 　　这时江看守员走过来了。他从老正手里接过花秧子，看了看，扔到地上。 　　“你骂他有什么用？”他对老正说，“你应该帮助他，教给他怎么拔，这样他下次才不会弄错。” 　　“想不到还有人认不出花和草来。”老正讪讪的。 　　“我原先也想不到，那用不着说。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从前，我脑子里这“想不到”三个字总是跟可怕的结论连着的：“想不到溥仪这样蠢笨——不堪救药！”“想不到溥仪这样虚伪，这样坏——不能改造！”“想不到溥仪有这样多的人仇恨他——不可存留！”现在，我在“想不到”这三个字后面听到的却是：“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而且是不止一次听到，不只从一个人口中听到，而且说的还不仅是要对我帮助。 　　有一天，我的眼镜又坏了。我经过一番犹豫，最后还是不得不去求大李。 　　“请你帮帮忙吧，”我低声下气地对他说，“我自己弄了几次，总也弄不好，别人也不行，求你给修修。” 　　“你还叫我伺候你！”他瞪眼说，“我还把你伺候的不够吗？你还没叫人伺候够吗？”说罢，他忿然躲开了我，从桌子的这面转到另一面去了。 　　我呆呆地立着，恨不得一下子撞在墙上。 　　过了没有两分钟，只见大李从桌子那面又走回来，气哼哼地拿起了我的眼镜说：“好，给你修。不过可要说明，这不是为了别的，不过为了帮助你改造。要不是为了这个，我才没功夫呢！” 　　后来，我在休息时间到新成立的小图书室去想独自散散心，在那里碰见了溥杰。我跟他谈起了心事，说到我曾因为家里人们的态度，难过得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所方谈谈呢？”我说：“谈什么呢？人们从前受够了我的罪，自然应该恨我。”溥杰说：“我听说所方也劝过他们，应该不念旧恶，好好帮助你。”我这才明白了大李为什么带着气又从桌子那边转回来。 　　我那时把帮助分做两类：一类是行动上的，比如像大李给我修眼镜，比如每次拆洗被褥后，别人帮助我缝起来，——否则我会弄一天，影响了集体活动；另一类是口头上的，我把别人对我的批评，放在这类里。所方常常说，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交换意见，进行互相帮助。我很少这样“帮助”人，而且这时也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总之，尽管大李说他修眼镜的目的是帮助我改造，尽管所方说批评是改造思想的互助形式之一，我还是看不出任何一类的帮助与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关系。不但如此，我认为修眼镜、缝被子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换得别人的鄙夷，在批评中也只能更显出我的伤疤和隐痛。不帮助还好，越帮助越做不得人了。 　　政府人员每次谈到“做人”，总是跟“改造思想”、“洗心革面”连着的，但我总想到“脸面”问题，总想到我的家族和社会上如何看待我，能否容忍我。我甚至想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即使要把我留在世上，到了社会上也许还是通不过；即使没有人打我，也会有人骂我、啐我。 　　所方人员每次谈到思想改造，总是指出：人的行为都受一定思想的支配，必须找到犯罪行为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它，才不至于再去犯罪。但我总是想，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是决不会再做了，如果新中国的人容我，我可以保证永不再犯，何须总是挖思想。 　　我把“做人”的关键问题摆在这上面：对方对我如何，而不是我自己要如何如何。 　　但是所长却是这样说的：如果改造好，人民会给以宽大。改造不好，不肯改造，人民就不答应。事实上，问题在于自己。 　　这个事实引起我的注意，或者说，我开始知道一点怎样做人的问题，却是在我苦恼了多少日子之后，从一件小事上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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