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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来了(1)

从一九五三年末起，我们连着学习了三个月的《帝国主义论》。一九五四年三月，学习结束后，管理所迁回抚顺。过了不久，检察机关的工作团来到管理所，开始了对战犯的调查。 　　后来才知道，政府为了这次调查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的罪行，做了很周密的准备，组织了庞大的力量。一大批日本战犯调到抚顺来了。几年前政府人员就准备了大量材料。大约二百名左右的检察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事先受到了政策和业务的专门训练。 　　日本战犯住在“三所”、“四所”和“七所”里，那边的情形不清楚，我们一所伪满战犯这边三月末开过了一个大会，开始了调查。调查工作——从犯人这方面说是检举与认罪——一直进行到年底，才基本结束。 　　在大会上，工作团的负责人员讲了话。他说，你们经过了这几年的学习和反省，现在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政府有必要来查清你们的罪行，你们也应该对过去有个正确的认识，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和其他汉奸的罪行；无论是坦白交代和检举他人，都要老老实实，不扩大、不缩小；政府对你们最后的处理，一方面要根据罪行，一方面要根据你们的态度；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所长同时宣布了监规：不准交换案情，不准跟别的监房传递字条信件，等等。从这天起，每日休息时间各组轮流到院子里去，想跟别组的人会面也办不到了。 　　开过大会，各组回到各自的屋子开讨论会，每个人都表示了要彻底坦白、检举，低头认罪，争取宽大。有人说：“我一直在盼这天，只要能审判，就有期限了。”也有的人，比如老宪说了他相信宽大政策，却又神色不安，显然是言不由衷。 　　看到老宪面色发灰，我并没什么幸灾乐祸的想法，反而被他传染上了不安的情绪。自从在学习心得里交代了历史关键问题之后，当时我对宽大政策有了信任，现在又觉得政策还没兑现，不知将来处理的时候，是不是仍如所长说过的，对我并不例外。如果像老宪这样一个“军医院长”也值得担心，我这“皇帝”又该如何呢？ 　　但是，无论如何，最大的问题我都已经交代出来了。我的情形可能跟老宪不同，他也许在考虑是不是交代，而我的问题只能是如何让检察人员相信，我早已就是认了罪的。 　　为了取得检察人员的信任，我决定详细而系统地把自己的历史重写一遍，同时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战犯的罪行尽量写出来。我在小组会上做了这样的保证。 　　完全实现这个保证，却不是那么容易。 　　我写到伪满末期，写到苏联对日本宣战那一段，想起了一件事。那时我担心日本人在这紧张时机对我怀疑，把我踢开，总想着法儿取宠关东军。在得到苏军宣战消息后的一天夜里，我没经任何人的指点，把张景惠和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叫了来，给他们下了一道口头“敕令”，命他们紧急动员，全力支持日本皇军抵抗苏军的进攻。这件事情我该如何写？不写，这件事难保别人不知，写吧，这件并非日本人授意的举动（那时吉冈正称病不露面），是否会引起检察人员的怀疑，不相信我是处处受着吉冈安直摆布的呢？如果检察人员发生了误会，我所交代的全部历史就变成不可信的了。 　　我最后决定，不能写的太多，坏事少写一件不算什么，把这件事也算到吉冈安直的账上去吧。 　　写完了，我又考虑写得太少也不好。于是我把能写的尽量写详细。写完了坦白材料，我又尽量地写检举材料。 　　材料都交上去了。我等待着检察人员的传讯。 　　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着审问时候的场面。检察人员跟所方人员一样不一样？凶不凶？是不是要动刑？ 　　在我脑子里，审问犯人是不可能不厉害的。我在紫禁城和宫内府里对待犯过失的太监、仆役，就向来离不开刑具。 　　我怕死，更怕受刑。不用说皮肉受苦，即使有人像我从前对待别人那样打我一顿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我曾经认为，住共产党的监狱如果受不到野蛮的虐待是不可能的。进了管理所之后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这里不打人、不骂人，人格受到尊重。三年多来，一贯如此，按说我不该再有什么怀疑，可是一想到审问，总还是不放心，因为我认为审问就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跟问官一致，问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结果自然会僵住，自然是有权威的问官要打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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