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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做“皇帝”(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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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个月后,请假回天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从京津寄来的这类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给了我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干。我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即便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 在就职一周年的头几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现在正研究着满洲国国体问题,到时机成熟,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 过了不久,即三月二十七日,日本为了更便于自由行动,退出了国际联盟。同时,攻入长城各口的日军加紧军事行动,形成了对平津的包围形势。五月末,忙于打内战的南京政府进一步对日本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将长城以南、冀东地区划为非武装区,撤走中国军队,使日本势力进一步控制了华北。在这种形势下,热心复辟的人们得到了巨大的鼓舞,都以为时机已成熟了,纷纷活动起来。熙洽在三月间曾指使他的心腹林鹤皋,邀集了一批满族“遗民”和前东三省的议员们,在长春聚会,打算弄出一个“劝进表”来,当时被日本宪兵制止了,这时又恢复了活动。华北一些前直系人物和一些日本特务浪人酝酿“拥戴”吴佩孚出山,平津某些与谋的遗老为此派了人来跟郑孝胥联络,研究在华北、东北实现复辟。七月间,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下台,拿了一百万元退职金,另又要去了一笔巨额机密费,去找黄郛活动华北独立。他临走时向郑孝胥表示还要到上海,为我将来在全国复辟之事进行活动。总之,在那些日子里,经常可以听见关于复辟或帝制的传说,这些传说鼓舞着我,鼓舞着跟我一样的野心家们。郑孝胥这年重阳节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这种将在“燕市”恢复“后清”的“志气”,使我对他减弱不少恶感。 我的“皇帝梦”又做起来了。我非常关心各方面的消息,我进一步把希望放在屠杀自己同胞的日本军队身上。日军全部占领了热河之后,我曾大摆庆功宴席,慰问武藤和参加作战的日军将领们,祝他们“武运长久”,“再接再厉”。后来有一路日本军队占领了距北京只有百里之遥的密云,即按兵不动,我对此不禁大感失望。这时郑孝胥告诉我,日军占领华北以至华南只是迟早间的事,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先办满洲国体问题。他又说,此事之决定,不在关东军而在东京方面,他已听说东京元老派许多人都是主张我正位的。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应该派个人到东京从侧面去活动一下,至少应该打探些消息来。 接受这个使命的是我的警卫官工藤忠。此人即陪我从天津到东北来的工藤铁三郎。他在清末时即跟随升允,在升允后来的复辟活动中,他是积极的赞助者。我在旅顺时,他不像上角和甘粕那样以军方代理人的面目出现,而是处处站在我一边说话,甚至背地里还表示过对关东军的不满。有一次,我看到杯子里的茶水似乎颜色不对,怕有人下了毒,要叫人拿去化验一下,这时工藤立即端起杯子把茶喝了一口。我当了执政之后,他是惟一呼我为“皇上”的日本人,并且时常表示不满意关东军的跋扈,时常表示相信我定能恢复“大清皇帝”的名位。他所表现出的忠心,简直不下于最标准的遗老,因此我赐他改名为“忠”,拿他当自己家里人看待。他也感激涕零地表示誓死效忠,永世不变。他接受了我的使命,去了不多时间就回来了。他在日本见到了南次郎和黑龙会的重要人物,探听出军部方面当权人物是同意实行帝制的。根据他的消息,我相信时机是快到了。 一九三三年的十月间,工藤的消息得到了证实。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说,日本政府准备承认我为“满洲帝国皇帝”。 我得到了这个通知,简直乐得心花怒放。我考虑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准备一套龙袍。 龙袍从北京的太妃那里拿来了,但是关东军却对我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我不能穿清朝龙袍,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 “这怎么行?”我对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极算什么?” “皇上说的是。”郑孝胥不住地点头,望着摊在桌上的龙袍。这位一心想做“后清”丞相的人,大概正盘算着正一品珊瑚顶和三眼花翎,最近以来对我顺从得多了。他点头说:“皇上说的是,可是关东军方面怎么说?” “给我交涉去。” 郑孝胥走后,我独自欣赏着荣惠太妃保存了二十二年的龙袍,心中充满了感情。这是光绪皇帝穿过的,真正的皇帝龙袍。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龙袍。我必须穿它去登极,这是恢复清朝的起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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