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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密约以后(2)

“真不是人！”我越听越恨，决心也更大了，便问胡嗣瑗，臧式毅那边说好了没有。 　　“他不肯。” 　　事实上，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都明白，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只有找麻烦。 　　郑孝胥知道了臧式毅不敢，就更有恃无恐，居然对我使起当年奕劻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以退为进，向我称病请假了。不过他没料到，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也是有恃无恐的。我看他请假，就看做是个机会，毫不挽留地说：“你也到了养老的时候了。我不勉强你，你推荐个人吧。” 　　他的秃头一下子黯然无光了。“臣的意思，是养几天病。” 　　“那，也好。” 　　郑孝胥一下去，我立即命胡嗣瑗去找减式毅，让他先代理总理职务，以后再找机会去掉郑孝胥。可是过了五天，不等减式毅表示态度，郑孝胥就销假办公了。 　　胡嗣瑗知道了郑孝胥已回到国务院，对我叹气说：“他用密约换的国务总理大印，自然是舍不得丢了。”言下颇为辛酸。 　　我也有辛酸处，这当然不为总理的那颗印，而是我这执政的权威无论对谁都使不上。这次失败给了我很重要的教训。这是由胡嗣瑗的那句辛酸话启发的。“郑孝胥用密约换得总理大印，密约白白地变成了他的本钱，这真太岂有此理了。密约为什么不能是我的本钱，向日本人换得我的所需呢？” 　　我决定等新的关东军司令官到任时，再亲自提出那五项要求。胡嗣瑗拥护这办法，并且提醒我别忘了请日本人撤换郑孝胥。他是自从郑孝胥上台当总理，就耿耿于怀地打了这个主意的。 　　这是九月上旬的事。九月中旬，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满”大使武藤信义来到了长春。十五日这天，在勤民楼内，武藤与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这就是以那个密约为基础的公开协议。 　　因日本国确认满洲国根据其住民之意旨，自由成立而成一独立国家之事实，因满洲国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约款，其应得适用于满洲国者为限，即应尊重之。满洲政府及日本政府为永远巩固满日两国间善邻之关系，互相尊重其领土权，且确保东洋之和平起见，为协定如左： 　　（一）满洲国将来满日两国间，未另订约款之前，在满洲国领土内，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据既存之日中两国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 　　（二）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 　　……① 　　①我手头无原件，这是引用《东方杂志》第29卷第4号上的。——作者 　　举行完了仪式，喝过了香摈酒，我就急不可待地跟武藤单独进行了会谈。我这时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林廷琛和蔡法平不多天前刚从日本回来，他们告诉我，武藤在东京不但已经同意了我的要求，而且连恢复我的尊号都答应予以考虑哩。 　　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从前都是中将衔）、关东厅长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设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总督）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上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我就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感觉。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 　　他带走了胡嗣瑗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结果。 　　按规定，我每月有三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会见。十天后，我和他第二次会见时，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 　　他每次跟我见面，礼貌总是周到的，向我深深鞠躬，微笑，一口一个“阁下”，并且用一种崇敬神情谈起我的每位祖先，不过就是对我的各项要求绝口不提。如果我把话题转到这方面来，他则顾左右而言他。我被这样置之不理的应付了两次，就再没有勇气问他了。 　　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武藤去世时为止，我和他每次见面只能谈佛学，谈儒学，谈“亲善”。在这期间，我的权威在任何人眼里都没增加，而他的权威在我心里则是日增一日，有增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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