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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君臣论治(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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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春正月，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鱹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合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谓黄门侍郎王圭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庾之积足以备凶年，其馀何用哉。” 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颎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颎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夏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物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夫礼乐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着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移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而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非不祥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虽《韶》、《夏》、《濩》、《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馀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六月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言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绢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秋七月，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九月，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丁未，诏“自今大瑞听表闻，自外诸瑞申所司而已。”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上问王圭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冬十二月壬午，以黄门侍郎王圭为守侍中。上尝闲居，与圭语，有美人侍侧，上指示圭曰：“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而纳之。”圭避席曰：“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非邪。”上曰：“杀人而取其妻，何问是非。”对曰：“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为无异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之也。”上悦，即出之，还其亲族。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圭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圭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圭，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 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以尚书右丞魏徵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三月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玄龄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玄龄虽蒙宠待，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恐惧若无所容。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甲午，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冬十二月乙酉，上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具释其义以对，且曰：“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房玄龄、王圭掌内外官考，治书侍御史万年权万纪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谏曰：“玄龄、圭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则皆不可信，岂得复当重任。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释不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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