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熙宁二年

宋神宗熙宁二年

　　己酉熙宁二年

　　春正月丁亥，上谓辅臣曰：“近见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略无关防。尝闻太宗时，内藏财货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名物不同，所用钱色亦异，他人莫能晓也。尝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晚年，尝出其钱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内臣皆不晓帐籍关防之法，当更择人领之。”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于齐州创置义仓，已劝率十万余石，当得人继守其事。可持诏广渊举知州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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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弼既辞不受，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王安石参知政事。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上以为然。

　　丙午，翰林学士司马光登对，乞一州。上不许，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吕公著使契丹，亦问：‘有司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为何官？’名为夷狄所知，奈何出外？”光初罢御史中丞，辽因问公著以光何不为中丞。公著归，语于上，故上乃知。

　　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干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条例。先是，安石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则出于一统者，以有此也。”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见。有于上前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复施。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疏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

　　胡安国《春秋传序》曰：《春秋》非五经比也。“洚水警予”与“凤皇来仪”并载于《虞书》，“大木斯拔”与“嘉禾合颖”同垂于周史。《春秋》不书祥瑞而尽书灾异，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建议，以《春秋》为“腐烂朝报”，经筵不以进读，科目不以取士。驯至崇、观之间，奸臣用事，一卉一木之异指为嘉瑞，天地灾变，隐而不言。是与《春秋》正相反也。胡氏之论，盖攻安石学术之乱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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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上既用富弼为首相，弼犹以足疾在告。是日，弼始入见，曰：“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有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冀。缘朝政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听纳，曰：“今日得卿至论，乃沃朕心，可谓金石之言，朕不忘也。”

　　癸未，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上批付中书，因召对，而有是命。两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须和，乃能成务。”又言：“今所进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虽似可喜，然害事坏风俗为甚，恐须进用醇厚敦实之人。”上曰：“大臣正要与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则天下自治。”

　　壬辰，上问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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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丁酉朔，群臣上尊号，诏答不允。先是，上谓执政曰：“受与否，于人情孰安？”王安石曰：“受与不受，于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见受与不受无加损之理，则此事皆陛下自择。”上曰：“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损也。”知谏院钱公辅罢知谏院。时上委任政府，责以太平。一日，执政召台谏官至都堂，富弼曰：“上求治如饥渴，正赖同心，以济所愿。”公辅对曰：“所为是邪，天下谁敢不同？非邪，公辅虽欲同之，不可得已！”

　　丙午，同天节，罢上寿。是日雨。富弼言：“愿陛下未以今日雨泽为喜，当以累年灾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于德有损，其灾应岂有缓邪？”上亲书诏答曰：“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俟也。”

　　丁未，参知政事唐介卒。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论议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异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闻陛下宜谕：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事问安石，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札子，皆言奉圣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帖重于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札子，何异堂牒？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安石强辩，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

　　丙辰，诏：“宜令侍从官自今视朕过失与朝廷事之阙，无有巨细，各具章极言无隐。噫！言善而不用，朕有阙咎；道之而弗言，尔为不恭。”王安石之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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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王拱辰不闻有过，迁谪出外；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遽然补外；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上出诲奏示执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吕中曰：安石入朝之初，即劝人主逐谏官，其本意如此，故台谏未有直罢者，自安石始。上罢吴申，复以吴申例罢公辅，自是，人不附己者始挤之矣。

　　癸巳，枢密院言：“欲检寻本院诸文书，凡关祖宗以来法制所宜施于远者，并删取大旨，编次成册，仍于逐门各留空纸，以备书载将来处置事。”从之。赐名《经武要略》。是月丙戌，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会朕意。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多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上曰：“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考课院言：“准诏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分为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于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昏缪，出于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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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丁巳，诏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前此，诲上疏曰：“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孰能去之？臣谨按：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今略疏十事，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诏视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诲坐贬。太白入井。

　　壬戌，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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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监言：日食辰巳间，有阴雾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数，宰臣富弼等拜表贺。行均输法。

　　癸未，上谓执政曰：“人君岂可怠于政理？朕非乐于劳苦，益思少时精神可惜，欲乘时有为，以安生灵。至于兵，乃是圣人之大权，所以安天下也。但不可轻用，非独杀人心所不忍，诚恐天道不佑。”

　　甲申，日下有五色云。上御资政殿，因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为如何则可？”彦博奏以：“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当择诸司长官及十八路监司，无不济矣。”韩琦等新修《仁宗实录》一部二百卷，曾公亮等上《英宗实录》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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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丙申，司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视朝，继以经席，入宫之后，省阅天下奏事，夜御灯火，研味经史。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

　　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御史里行钱觊监衢州盐税。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觊等言：“切见陛下用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司马光言：“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二者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觊止以迕犯大臣降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乞与本。”不报。

　　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或致民心别生事变。上曰：“今令发运使兼制置六路财赋，务在均适有无。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骇？”纯仁曰：“人生不当言利，但当务农桑节用而已。”纯仁又申中书曰：“参政以文学自负，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盂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曾相公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见容，惟务雷同苟且。赵参政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公亮等以纯仁状进，乃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

　　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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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诏阁门引编校书籍，吕惠卿校勘，王存登对，皆王安石所善也。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从之。

　　戊辰，初开经筵。王安石独奏事，上问曰：“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如何？”安石曰：“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卖祠部所剃者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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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十月丙申，左仆射、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上意不乐其去故也。弼将去，复言于上曰：“比见亲旧，乃知人情大不安。进用多小人，诸处地动灾变。宜且安静。”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为礼部尚书、平章事。上既许富弼辞位，问弼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改绥州为绥德城。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塞门二寨，还以绥州。郭逵曰：“此正商于之地六百里也。”时已有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藏其诏不出，上言绥州宜守，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褒逵曰：“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于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

　　己亥，翰林学士司马光对，上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得更淳厚？”

　　《讲义》曰：昔邵康节闻杜鹃声于天津桥上，曰：“朝廷将用南人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夫王钦若当国，亦南人也，岂独自安石始邪？”盖天禧、天圣之时，南方之气未盛，所用者钦若一人耳。自安石为相，所引者惠卿之险巧，升之之轻易。宰相、参政皆用南人，此固温公之所虑而康节之所先知也。

　　上曰：“升之有才智，晓民政。”光曰：“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上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光曰：“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惠卿所为也。”上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程颢言：“每有本职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奏候朝旨。既许上殿，伺候班次，动经旬日。台谏之职言责既均，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何独宪臣隔绝疏异？欲乞推原天禧诏书之意，使依谏官例，牒阁门即许登对。或所言急速，仍乞先次上殿。”诏三院御史及里行有公事，并许直申阁上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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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司马光言：“欲据国史、实录所载，旁采异闻，效《汉书》作百官公卿表，以备奏御。”从之。

　　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韩绛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设制置条例司，引升之共事，升之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诈，故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事遂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蔡延庆、孙觉并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险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轼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司马光言吕惠卿爱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上乃罢轼不用。

　　丙子，诏自今诸路同提点刑狱复差文臣，于是武臣提点刑狱尽罢。上以武臣罕习吏文，多不足以察举所部人才，故悉罢之，人甚以为便。

　　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饬国典，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改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上召光前，谓光曰：“其言如何？”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益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民皆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或复支移折变，至今为膏肓之疾。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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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闰十一月壬寅，张载为崇文殿校书。先是，吕公著荐载，召对，问以治道。载曰：“为政不以三代为法者，终苟道也。”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条例司又言：“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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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乙亥，上问王安石以真宗时边事，安石曰：“臣按实录，当时君臣议论未尝说到底，上下相与，皆灭裂而已，则何以待夷狄？”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权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而岂以灯为悦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酬其直？愿亟罢之。”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三言曰：“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书凡七千余言。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论事益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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