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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曰梧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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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古今之有史，皆纪事也，而经纬不同。左、马之义例精矣，一以年为经，一以人为经，而建安袁先生复别开户牖，迺又以事为经而始末具载，士有游心得失之林而希合出门之辙者，咸有取焉。余尝为之评曰：是书也，事固无改于前，其范围在二子之内，例则有取于会其标指为二子之功。试即所纪一事论，志盛以举衰则升降具，镜成以照败则人事明，观变以著渐则几微彰，因事以察人则材品列，其于编年、列传，未尝不可合而见也。袁氏纪汉、唐，顾未及宋；枢本宋人，忌讳繁矣。国家于宋称近古，高皇帝规天条地，国势之强弱大小，法度之疏密，虽不可同日语，然三代而降，其纪纲风俗何遂能有加于乾德？“周监二代”，岂无有取于斯乎！即濂、洛之疏注，盖二百年用之矣。昔人谓三皇之事若存若亡，盖时运历今日而汉、唐之事亦若存若亡，汴都、临安之际，史亦犁然具乎，一何芜秽也。士欲修宋事之阙，不禀命素王，取裁龙门、扶风，而务为袁氏后劲，即事或有待，固未可知，毋亦以其胪列事体深切著明，盖亦论事之权兴，征往之符契耶！ 余师临朐冯先生盖尝慨然于斯，稍为编次，凡例初具，天复不予。及余行部旧京，从京兆徐公所，得故沈侍御所辑《事纪》于其子朝阳，义例适与冯先生合，而删润未备，条贯稍遗。会余乡司勋陈公德远，博观二酉之藏，能以其精神疏观古人于千载之后，事惟择其关时，言无取于枝叶，或累牍而兼取，或单词以见意，即前人未发之指间一阐扬，而不穿凿附会以为高。盖以三公之手而书始成，其有光于建安可知也。 夫以两宋近古之事，方内外固不乏通儒，而削牍摩编，欲就而未决者又数百年，机缘偶值，聚于一日。昔人谓文章经国大业，岂偶然哉！士君子读天下书固将为世用，前事之师，自古谈之，徒区区务师心以游于轇轕，幸而后败，不可为训。要之，楫不从式，车不合辙，亦必未有能济者也。明治固号为雍熙，其间亦多故矣，姑以宋事证之，若灵州之议，澶渊之策，濮园之辨，洛、蜀之党，盖亦有仿佛于今者，而善败之故，一彼一此，斯亦可以备得失之林矣。善谱者不尽弈之变，然未有不学谱而弈者也。余承宗伯先生志，遂寿诸梓，而余有弟适为国子祭酒，以其本授之，列在学宫，令四方士得观览焉。 万历三十三年，岁在乙巳，春仲榖旦，京畿道监察御史南昌刘曰梧阳生父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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