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诎

道学崇诎(1)

　　高宗绍兴元年秋七月丁亥，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制词略曰：“周衰，圣人之道不得其传。世之学者，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求之。亦孰从而听之。尔颐潜心大业，高明自得之学，可信而不疑。而浮伪之徒，自学问文采不足表见于世，乃窃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实奔竞。使天下之士闻其风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显之者，以明上之所与在此而不在彼也。”

　　六年十二月，左司谏陈公辅请禁程氏学，从之。先是，崇宁以来，禁锢元祐学术。帝渡江，复尊尚程颐之学。至是，公辅上疏，言：“今世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之学，相率从之，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颐，颐死遂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者非也。诚恐士习从此大坏，乞禁止之。”遂诏“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臣僚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时方召尹焞，焞，颐门人也，公辅之意盖有所指云。

　　七年五月，张浚荐胡安国，帝召之。安国闻陈公辅请禁程颐之学，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夫颐于《易》，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于《春秋》，见于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诸经、《语》、《孟》，皆发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则狂言怪语，岂其文哉。孝弟显于家，忠诚动于乡，非其道义一介不以取予，则高视阔步，岂其行哉。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著书立言，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愿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仍诏馆阁，裒其遗书，羽翼六经，使邪说者不得作，而道术定矣。”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安国遂辞召命。

　　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谢廓然乞戒有司，母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未几，秘书郎赵彦中复疏言：“科举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说，以浮言游词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经圣贤为师可矣，而别为洛学，饰怪惊愚，士风日弊，人才日偷。望诏执事，使明知圣朝好恶所在，以变士风。”从之。

　　十年六月，监察御史陈贾请禁道学。先是，朱熹为浙东提刑，行部至台州，知州事唐仲友为其民所讼，熹劾治之。仲友与宰相王淮同里，且为姻家，淮由此怨熹，欲沮之，风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说。淮又以太府丞陈贾为御史，贾因面对，首论曰：“臣窃谓天下之士所学于圣人之道未尝不同，既同矣，而谓已之学独异于人，是必假其名以济其伪者也。邪正之辨，诚与伪而已矣。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已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干治体，实宗杜无疆之福。”盖指熹也，帝从之。由是道学之名，贻祸于世。后直学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学为贾所攻，言于帝曰：“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道，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已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所免，此岂盛世所宜有。愿循名责实，听言观行，人情庶不怀于疑似。”帝曰：“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真伪相乱耳。”

　　十五年六月，除朱熹为兵部郎官。先是，熹以周必大荐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对，上迎谓之曰：“久不见卿，卿亦老矣。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以清要，不复以州县烦卿。”奖谕甚渥，遂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与熹论《易》、《西铭》不合，遂论“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俾之入奏，将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闻命之初，迁延道途，邀索高价，门徒迭为游说，政府许以风闻，然后入门。既经陛

　　对，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傲睨累日，不肯供职。是岂程颐、张载之学教之然也。望将熹停罢，以为事君无礼者之戒。”帝谓栗言过当，而大臣畏栗之强，莫敢深论，乃命熹依旧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对。帝曰：“朕亦见其跛曳。”太当博士叶适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于熹。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又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者，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缺，以好学为已愆，相与指目，使不得进。于是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栗为侍从，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而更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词无实，谗言横生，良善受祸，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纪纲之所在，绝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横以扶善类，奋发刚断以慰公言。”疏入，不报。诏熹仍赴江西，熹力辞不赴。

　　光宗绍熙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刘光祖入对，言：“近世是非不明则邪正互攻，公论不立则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长，时之否泰，而实国家之祸福，社稷之存亡系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学术最为近古，初非有强国之术，而国势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间，道臻皇极，治保太和，至于庆历、嘉祐盛矣。不幸而坏于熙、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招徕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复。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其论既胜，其势既成，崇、观而下，尚复何言。臣始至时，闻有讥贬道学之说，而实未睹朋党之分。中更外艰，去国六载，已忧两议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复来，其事果见，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夫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进退，率用人言，初无好恶之私，岂以偏党为主。而一岁之内，斥逐纷纷，往往纳忠之言谓为沽名之举。事势至此，循默乃已。循默成风，国家安赖。臣欲息将来之祸，故不惮反复以陈，伏冀圣心豁然，永为皇极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论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息，道学之讥由此而消，朋党之迹由此而泯，则生灵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胜，展转反复，为祸无穷，臣实未知税驾之所。”帝下其章，读者至于流涕。

　　宁宗庆元元年六月，右正言刘德秀请考核道学真伪，从之。先是，上在嘉府，黄裳为嘉王府翊善，光宗谕之曰：“嘉王进学，皆卿之功。”裳谢曰：“若欲进德修业，追迹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等人。”光宗问为谁，裳以朱熹对。直讲彭龟年因讲鲁庄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当制其侍御、仆从。”上问此谁之说，对曰：“朱熹说也。”自后每讲，必问熹说如何。及上即位，宰相赵汝愚首荐，熹遂自潭州召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熹在道，闻近习已有用事者，即具奏，言：“幸门一开，其弊将不可复塞。”及至，每进讲，务积诚意以感动上心，上亦稍稍嘉纳焉。

　　熹复奏疏，极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臣，移易台谏，皆出陛下之独断，中外咸谓左右或窃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乱矣。”时韩侂胄方用事，熹意盖指侂胄也。侂胄由此大恨，使优人峨冠阔袖象大儒，戏于上前，因乘间言熹迂阔不可用。遂出内批，罢熹经筵，除宫观。熹去，侂胄益无忌惮矣。其党复为言，凡相与异者，皆道学之人也，阴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为言，以道学目之则有何罪，当名曰伪学，由是有伪学之目，善类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曰：“邪正之辨无过于真与伪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在兴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锐意恢复，首务核实，凡言行相违者，未尝不深知其奸。臣愿陛下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诏下其章，于是博士孙元卿、袁燮，国子正陈武皆罢。司业汪逵入札子辩之，德秀以逵为狂言，亦被斥。

　　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绍兴间，谏臣陈公辅尝言程颐、王安石之学，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亲洒宸翰，有曰：学者当以孔、孟为师。臣愿陛下以高宗之言风励天下，使天下皆师孔、孟。有志于学者不必自相标榜，使众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门之故更相庇护，是者从其为是，非者从其为非。朝廷亦惟是之从，惟善之取，而无彼此异同之别。听言而观行，因名而察实，录其真而去其伪，则人知勉励，无敢饰诈以求售。士风纯而国是定，将必由此。”上是之，诏榜于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师旦复请考核真伪，被迁左司员外郎。又有张贵模者，指论《太极图》，亦被赏擢。何澹覆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发以招报复之祸。望明诏大臣，去其所当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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