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洛蜀党议

洛蜀党议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颐为崇政殿说书。颐在治平、元丰间，大臣屡荐，皆不起。至是，司马光、吕公著共疏其行义曰：“伏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度，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及入对，改崇政殿说书。颐即上疏言：“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与之处，以熏陶成性。况陛下春秋方富，虽睿圣得于天资，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时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颐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帝曰：“然，诚恐伤之耳。”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尝凭槛偶折柳枝，颐正色曰：“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当轻有所折，以伤天地之和。”帝颔之。

　　九月丁卯，以苏轼为翰林院学士。轼自登州召还，十月之间，三陟华要，寻兼侍读。每经筵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道，觊有所启悟。常锁宿禁中，召见便殿，太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对曰：“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对曰：“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对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对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太后与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轼在翰林，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以书戒之，轼不能从。

　　二年三月，程颐请就崇政、延和殿讲读，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岂独子孙所当为，亦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又曰：“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八月辛巳，罢崇政殿说书程颐。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歌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轼尝发策试馆职，有曰：“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媮。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于是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轼策问谤讪，轼因乞补郡。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右司谏王觌言：“轼命辞不过失轻重之体，若悉考同异，深究嫌疑，则两岐遂分，党论滋炽。夫学士命词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大患也。”

　　太后然之，临朝，宣谕曰：“尝览轼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是讥讽祖宗。”范纯仁亦言轼无罪，遂置不问。会帝患疮疼不出，颐诣宰臣吕公著问“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颐言问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于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连章力诋颐不宜在经筵。谏议大夫孔文仲因奏“颐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乃罢颐出管勾西京国子监。

　　时，吕公著独当国，群贤咸在朝，不能不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语。洛党以颐为首，而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而吕陶等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而辅之者尤众。是时熙、丰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阴伺间隙。诸贤不悟，各为党比，以相訾议。惟吕大防秦人，戆直无党。范祖禹师司马光，不立党。既而帝闻之，以问胡宗愈，宗愈对曰：“君子指小人为奸，则小人指君子为党。陛下能择中立之士而用之，则党祸熄矣。”因具《君子无党》论以进。

　　冬十月，贬右司谏贾易。时程颐、苏轼交恶，其党互相攻讦。易因劾吕陶党轼兄弟，语侵文彦博、范纯仁。太后怒，欲峻责易。吕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诋大臣太甚耳。”乃罢知怀州。公著退语同列曰：“谏官所言，未论得失。顾主上春秋方盛，虑异时有导谀惑上心者，正赖左右争臣，不可豫使人主轻厌言者。”众皆叹服。

　　三年三月，孔文仲卒。吕公著曰：“文仲本以抗直称，然憃不晓事。为谏议时，乃为浮薄辈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为所绐，愤郁呕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盖指其劾程颐也。

　　以胡宗愈为尚书右丞。谏议大夫王觌以宗愈进《君子无党论》，恶之，因疏宗愈不可执政。太后大怒。纯仁与文彦博、吕公著辨于帘前，太后意未解。纯仁曰：“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彦博、公著皆累朝旧人，岂容雷同罔上。昔先臣与韩琦、富弼在庆历时，同为执政，各举所知，当时飞语，指为朋党，三人相继补。外造谤者公相庆曰：一网打尽矣。此事未远，愿陛下戒之。”因极言前世朋党之祸，并录欧阳修《朋党论》上之。然竟出觌知润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五年春正月，程颐以父忧守制去。台谏复论贾易谄事颐，再贬易知广德军。

　　六年二月，以苏辙为尚书右丞。辙除命既下，右司谏杨康国奏曰：“辙之兄弟，谓其无文学则非也，蹈道则未也。其学乃学为仪、秦者也，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陛下若悦苏辙文学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辙以文学自负而刚狠好胜，则与安石无异。”不报。

　　六月，翰林院学士承旨苏轼罢。轼自杭州召还，未几，侍御史贾易复劾轼元丰末在扬州，闻先帝厌代作诗，及草吕惠卿制，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御史中丞赵君锡亦继言之。太后怒，罢易知宣州，君锡知郑州。吕大防请并轼两罢，乃出轼知颍州，寻改知扬州。

　　七年三月，程颐服阕，三省拟除馆职，判检院苏辙进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后纳之。范祖禹言：“颐经术行义，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岂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习朝廷事体则有之，宁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劝讲，必有补于圣明。”除颐直秘阁，判西监，颐再上表辞。御史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语，改授管勾崇福宫。

　　九月，召苏轼为兵部尚书兼侍读。轼自扬州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寻又迁礼部，兼端明、侍读二学士。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言：“轼为中书舍人时，草吕惠卿制词，指斥先帝。其弟辙相为表里，以紊朝政。”吕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强中国，鞭挞西夷，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理之当然。比来言官用此以中伤士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辙亦为其兄辩“所撰惠卿谪词，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初非谤诽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时过举，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于是罢敦逸、庆基为湖北、福建路转运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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