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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更化(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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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右司谏王觌上疏言：“国家安危治乱系于大臣。今执政八人而奸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极论蔡确、章惇、韩缜、张璪朋邪害正，章数十上。会右谏议大夫孙觉、侍御史刘挚、右司谏苏辙、御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等连章论蔡确罪，且言：“确在熙、丰时，冤狱苛政，首尾预其间。及至今日，稍语于人曰：当时确岂敢言此。其意欲固窃名位，反归曲于先帝也。”司马光、吕公著进用，蠲除烦苛，确言皆其所建白，于是公论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罢政，出知陈州。 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西夏未降，光叹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与吕公著书曰：“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既而诏免朝参，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辽人闻之，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无生事开边隙。” 辛亥，章惇罢。言者论惇谗贼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与蔡确等，惇不自安。及确罢，论者益力。会与司马光争辩役法于太后帘前，其语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 三月，司马光请悉罢免役钱，复差役法，诸色役人皆如旧制，其见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于是诏修定役书，凡役钱惟元定额及额外宽剩二分以下，许着为准，余并除之。若宽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旧则。寻诏耆户长、壮丁仍旧募人供役，保正、甲头、承帖人并罢。 侍御史刘挚乞并用祖宗差法。监察御史王岩叟请立诸役相助法。中书舍人苏轼请行熙宁给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岩叟言：“五利难信，而有十弊。”轼议遂格。 司马光复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旧充役，固有陪备而得番休，今出钱比旧费特多，年年无休息。下户旧不充役，今例使出钱。旧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为奸欺。又农民出钱难于出力，凶年则卖庄田、牛具，以钱纳官。又提举司惟务多敛役钱，积宽剩以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身自供役，许择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今仍行差法，陪备既少，当不至破家。若犹矜其力难独任，即乞如旧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产、庄田者，随贫富以差出助役钱。尚虑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许监司、守令审其可否。可则亟行，如未究尽，县五日具措画上之州，州一月上转运司以闻。朝廷委执政审定，随一路、一州，各为之敕，务要曲尽。”初，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尽者驳奏之，吕公著言：“惇专欲求胜，不顾命令大体，望选差近臣详定。”于是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及范纯仁、吕大防、孙永等详定以闻。 苏轼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榖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初，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若量入为出，毋多取于民，则善矣。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轼独以实告而光不察。轼又陈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谢之。自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余悉定差，仍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 范纯仁谓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又云“熙宁按问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视旧数倍，殆非先王宁失不经之意。”纯仁素与光同志，及临事规正类如此。 初，差役之复，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开封府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刬革略尽。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卫尉丞毕仲游与光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法，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废罢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罢蠲去者皆可复行矣。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论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可复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竦然，亦竟不为之虑。 以刘挚为御史中丞。挚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综核，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务在宽大，下必有苟简之事。习俗怀利，迎意趋和，所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观望之俗固在。昨差役初行，监司已有迎合争先，不校利害，一概定差，一路为之骚动者。以是观之，大约类此。向来黜责数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进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达，矫枉过正，顾可不为之禁哉。” 壬寅，以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诏起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班宰相上。 五月丁巳，以韩维为门下侍郎神。宗崩维，自提举嵩山崇福宫入临，太后手诏劳问，维对曰：“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困则思息，郁则思通，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民富，常以忧民为心则民乐。赋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则劳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则郁塞通。推此而广之，尽诚而行之，则子孙观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几，起知陈州，召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及详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维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尽信。”司马光不能从。 六月甲辰，贬吕惠卿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中书舍人苏轼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天下传诵称快焉。时惠卿、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皆已斥外，言者论之不已。范纯仁言于太后曰：“录人之过，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诏前朝希合附会之人一无所问，言者勿复弹劾。惠卿党稍安。或谓吕公著曰：“今除恶不尽，将贻后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网漏吞舟。且人材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耶？” 八月辛卯，诏复常平旧法，罢青苗钱。司马光以疾在告，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再立常平钱榖给敛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为额，民间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半纳者，止出息一分。台谏刘挚、上官均、王觌、苏辙交章论其非，光谓“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并取情愿。后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今禁抑配，则无害也。”中书舍人苏轼录黄，奏曰：“熙宁之法未尝不禁抑配，而其为害至此。民家量入为出，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今若许人情愿，则未免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非良法也。”会台谏王岩叟、朱光庭、王觌等交章乞罢青苗，光大悟，力疾请对。太后从之，诏“常平钱榖止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青苗钱更不支俵，除旧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钱，验见欠多少，分科次随二税输纳。” 九月丙辰朔，司马光卒。时，两宫虚己以听光为政，光亦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如梦中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遗表八纸，上之，皆当世要务。太后为之恸，与帝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十一月，以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二年夏四月己丑，文彦博乞致仕，诏十日一至都堂议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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