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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变法(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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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丁巳，从三司条例司之请，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苏辙言：“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窃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唐杨炎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当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租调与庸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旧，奈何复取庸钱。且品官之家复役己久，盖古者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于官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奈何至于官户而又将役之耶？”不听。 六月丁巳，罢御史中丞吕诲。王安石既执政，士大夫多以为得人，吕诲独言其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将入对，学士司马光亦将诣经筵，相遇并行。光密问今日所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愕然曰：“众喜得人，奈何论之。”诲曰：“君实亦为是言邪。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已，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且上新即位，所与图治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顾可缓耶？”上疏言：“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还其章疏，诲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谓曾公亮曰：“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乃出诲，知邓州。诲既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 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条例司言：“诸路上供，岁有常数，年丰可以多致而不能嬴余，年歉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江、浙、荆、淮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因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而制其有无。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专行于六路，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者虑其为扰，多言非便，帝不听。薛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从之。苏辙言：“今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己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帝方惑于王安石，不纳其言。然均输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罢知谏院范纯仁。纯仁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帝曰：“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所谓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遂作《尚书解》以进，曰：“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帝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输法于六路，纯仁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输之法，而使小人掊克生灵，敛怨基祸。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已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刘琦、钱𫖮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傥欲事功急就，必为憸佞所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纯仁力求去，不许。未几，罢谏职，改判国子监。纯仁去意愈确，安石使谕之曰：“毋轻去，已议除知制诰矣。”纯仁曰：“此言何为至于我哉。言不用，万钟非所顾也。”遂录所上章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重贬，帝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迁，知和州。 壬戌，贬判刑部刘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许遵上州狱，有妇谋杀夫，伤而未死，及按问，遂自承。法，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请从减论。帝命司马光与王安石议。安石以遵言为是，光谓“因他罪致杀伤者，他罪得首原，岂可以谋与杀分为两事，而谓谋为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向安石，而文彦博、富弼等多主光议，逾年不决。至是，诏从安石议，凡谋杀已伤，按问自首者，减罪二等，着为令。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刘述封还其诏，执奏不已。安石白帝，诏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刘琦、钱𫖮共上疏曰：“安石执政以来，未逾数月，中外嚣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时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权诈之术，与陈升之合谋，侵三司利权，取为己功，开局设官，分行天下，惊骇物听。去年因许遵妄议按问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见而立新议，陛下不察而从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张，废而不用。奸诈专权之人，岂宜处之庙堂以乱国纪。愿罢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阴自结援以固宠。赵抃则括囊拱手，但务依违，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贬琦监处州盐酒务，𫖮监衢州盐税。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始以附安石得进，𫖮将出台，骂昌龄而去，于是昌龄亦言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遂黜昌龄通判蕲州。安石欲置述于狱，司马光、范纯仁争之，乃贬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讽贬通判复州，师元贬监安州税。 罢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辙与吕惠卿论多不合，会遣八使于四方求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辙以书抵王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之罪，陈升之止之，乃以辙为河南府推官。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陕西转运使李参以部内多戍兵而粮储不足，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至是，条例司请“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依陕西青苗钱例，民愿预借者给之，令出息二分，随夏、秋税输纳，愿输钱者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东京、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诏曰：“可。”乃出内库缗钱百万，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为青苗矣。 初，王安石既与吕惠卿议定，出示苏辙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辙曰：“以钱贷民，本以救民，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笞必用，州县之事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会京东转运使王广渊言：“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其事与青苗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广渊至京师，与之议，于是决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司马光谏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职，自奉甚薄，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真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为奸邪也。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帝曰：“惠卿进对明辨，亦似美才。”光对曰：“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帝默然。光又贻书安石曰：“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安石不悦。 帝尝御迩英阁听讲，光讲曹参代萧何。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对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执政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辞塞，乃以他语抵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则与，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斗米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也。”帝曰：“陕西行之久，民不为病。”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许之乎？” 光又讲《汉史》至贾山上疏，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舜堲谗说殄行。若台谏欺罔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进读及之尔，时事，臣不敢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谓静言庸违者也。”光曰：“公著诚有罪，不在今日。曏者朝廷委公著专举台官，公著乃尽举条例司之人，与条例司互相表里，使炽张如此，乃始逼于公议，复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王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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