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英宗之立

英宗之立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实于宫中。宗实，太宗之曾孙，商王元份之孙，江宁节度使允让之子也。帝未有储嗣，取入宫，命皇后抚鞠之，生四年矣。

　　嘉祐元年五月，罢知谏院范镇。先是，帝暴疾，宰相文彦博因请帝建储，帝许之，会疾瘳而止。至是，镇奋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谏官者，为宗庙、社稷计也。谏官而不以宗庙、社稷计事陛下，是爱死嗜利之人，臣不为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为，陛下独以祖宗后裔为念，是为宗社之虑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养宗子于宫中，天下之大虑也。愿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属之尤贤者，优其礼秩，置之左右，而试以政事，以系亿兆人心。俟有圣嗣，复遣还邸。”章累上，不报。文彦博乃曰：“柰何效希名干进之人。”镇贻书曰：“比天象见变，当有急兵，镇义当死职，不可死乱兵之下。此乃镇择死之时，尚何顾希名干进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书，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两至中书，大臣皆设辞拒臣，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也。臣窃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变耳。中变之祸，不过一死，国本不立，万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变，死且有罪，其为计亦已疏矣。愿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择死所。”闻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杂事，镇以言不从，固辞。彦博谕之曰：“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镇曰：“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诸公谓今日难于前日，安知异日不难于今日乎？”凡见帝面陈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谓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二三年。”镇前后章凡十九上，待命百余日，须发皆白，朝廷知不可夺，乃罢知谏院，改纠察在京刑狱。

　　时并州通判司马光亦言建储事，且劝镇以死争之。翰林学士欧阳修上言：“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宫未建，此久阙之典也。汉文帝即位，群臣请立太子，群臣不自疑而敢请，文帝亦不疑臣有二心。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窥觊陷于大祸，后唐遂乱。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吕景初、赵抃，知制诰吴奎、刘敞等皆上疏力请，于是宰辅文彦博、富弼、王尧臣等相继劝帝早定大计，皆不听。

　　三年六月，以韩琦同平章事。时群臣皆以建储为言，帝依违不决，琦既相，乘间进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择宗室之贤，以为宗庙、社稷计。”帝曰：“后宫将有就馆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怀《汉书孔光传》以进曰：“成帝无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犹能如是，况陛下乎。愿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为御史中丞，拯言：“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帝曰：“卿欲谁立。”拯曰：“臣非才备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让卒，追封濮王。允让天资浑厚，内宽外庄，喜怒不见于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学者，勉进之以善。若不率教则劝戒之，至不变，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谥安懿。以其子宗实育宫中，故恤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马光知谏院，光入对，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对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自古皆有之。”

　　十月壬辰，起复宗实知宗正寺。初，帝既连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争以立嗣固根本为言，包拯、范镇尤激切。积五六岁，依违末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韩琦初入相，尝乘间言之，及怀《孔光传》以进，帝不答。又与曾公亮、张昪、欧阳修极言之。至是，司马光上疏曰：“曏者臣进豫建太子之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时知江州吕诲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对，以光、诲二疏进读，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谁可者。”琦皇恐对曰：“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裁。”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帝曰：“宗实。”琦等遂力赞之，议乃定。宗实天性笃孝，好读书，不为燕嬉亵慢，服御俭素如儒者，时居濮王丧，乃起复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命下，宗实固辞，乞终丧。帝复以问琦，琦对曰：“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盖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也。愿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后许之。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实为皇子，赐名曙。

　　九月乙巳朔，进封皇子曙巨鹿郡公。宗实既终丧，韩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从之。琦至中书，召翰林学士王圭草诏，圭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请对，曰：“海内望此举久矣，果出自圣意乎？”帝曰：“朕意决矣。”圭再拜贺，始退而草诏。欧阳修闻之，叹曰“王圭真学士也。”诏下，宗实复称疾固辞，章十余上。记室周孟阳请其故，宗实曰：“非敢徼福，以避祸也。”孟阳曰：“今已有此迹，设固辞不受，中人别有所奉，遂得燕安无患乎？”宗实始悟。司马光言于帝曰：“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之，宜必入。”帝从之，宗实始受命。将入宫，戒其舍人曰：“谨守吾舍，上有适嗣，吾归矣。”因肩舆赴召，良贱不满三十人，行李萧然，唯书数厨而已。中外相贺。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书、枢密奏事于福宁殿之西阁。

　　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宁殿，年五十四。遗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于是皇后悉敛诸门钥，寘于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惊，再言曰：“曙不敢为。”因反走，韩琦等共掖留之。

　　夏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阴三年，命韩琦摄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乙亥，帝有疾。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卯，诏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乃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宰臣日奏事。后性慈俭，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上，一一能记纲要，有疑未决者则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巳意。曹氏及左右臣仆毫分不以假借，宫省肃然。

　　庚子，立高氏为皇后。后，侍中琼之曾孙，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宫中，与帝同年生，又俱抚鞠于太后。仁宗尝曰：“异日必以为配。”既长，出宫，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册为皇后。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举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悦，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内外汹惧。知谏院吕诲上书两宫，开陈大义，词旨深切，多人所难言者，然两宫犹未释然。一日，韩琦、欧阳修奏事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尔，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进曰：“太后事先帝数十年，仁德着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间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复曰：“先帝在位久，德泽在人，故一日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敢异同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先帝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后默然久之。琦进曰：“臣等在外，圣躬若失调护，太后不得辞其责。”后惊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闻者，莫不流汗。后数日，琦独见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岂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见百官。琦因请乘舆祷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开经筵。翰林学士刘敞进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侧微，尧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闻之，亦大喜，两宫之疑渐释。

　　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帝疾大瘳。韩琦欲太后撤帘还政，乃取十余事禀帝，帝裁决悉当。琦即诣太后覆奏，后每事称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当居深宫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贤如马、邓，不免顾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之所不及。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遂起，琦即命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见太后衣也。帝亲政，加琦尚书右仆射。

　　吕中曰：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韩魏公盖自庆历、嘉祐之时，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处事应变，胸中才智又足以运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欤。在真宗之初则有吕端，在仁宗之初则有王曾，此皆安国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宫名曰慈寿。

　　秋八月，内侍都知任守忠窜蕲州。初，章献太后临朝，守忠与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请谒，权宠过盛，累迁宣政使入内都知。仁宗以未有储嗣，属意于帝，守忠建议，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构两宫。知谏院司马光论守忠离间之罪，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吕诲亦上疏论之，帝纳其言。明日，韩琦出空头敕一道，欧阳修已佥，赵概难之，修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当死。”遂责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填与之，即日押行，琦意以为少缓则中变也。其党史昭锡等悉窜南方，中外快之。

　　二年春二月，罢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为皇子，闻近臣中有异议，人疑为襄。及即位，数问襄何如人，韩琦等为救解，帝意不释。襄请罢，出知杭州。

　　秋七月，富弼罢。嘉祐中，韩琦与弼同相，或中书有疑事，往往与枢密谋之。自弼为枢密使，非得旨合议者，琦未尝询弼，弼颇不怿。及太后还政，弼大惊曰：“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可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当时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弼愈不怿。帝亲政，加弼户部尚书，弼辞曰：“制词取嘉祐中尝议建储推恩，此特丝发之劳，何足加赏。仁宗、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闻所以为报，可谓倒置。”再奏，不听，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余上，遂以使相郑国公判扬州。未几，徙判汝州。

　　以文彦博为枢密使。彦博自河南入觐，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彦博悚然对曰：“陛下入继大统，乃先帝意，皇太后协赞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时臣方在外，皆韩琦等承圣志，受顾命，臣无预焉。”因避谢不敢当。帝曰：“暂烦卿西行，即召还矣。”乃改判永兴军，寻有是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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