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浚六塔二股河

浚六塔二股河(1)

　　仁宗天圣五年秋七月，诏发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缗钱五十万，塞滑州决河。六年八月，河决于澶州之王楚埽。八年，始诏河北转运司，计塞河之备。良山令陈曜请疏郓、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势，遣使行视之。庆历元年诏权停修决河。自此久不复塞，而开河分水之议起焉。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

　　二年秋七月，河复决大名府馆陶县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诣铜城镇海口，约古道高下之势。先是，朝廷既塞郭固，而河势犹壅，议者请开六塔以披其势，故有是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曰：

　　“朝廷欲俟秋兴大役，塞商胡，开横陇，回大河于古道。夫动大众必顺天时，量人力，谋于其始而审于其终，然后必行，计其所利者多，乃可无悔。比年以来，兴役动众，劳民费财，不精谋虑于厥初，轻信利害之偏说，举事之始，既已仓皇，群议一摇，寻复悔罢。不敢远引他事，且如河决商胡，是时执政之臣不慎计虑。遽谋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万，骚动六路一百余军、州。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途。或物已输官，或人方在路，未及兴役，寻已罢修，虚费民财，为国敛怨，举事轻脱，为害若斯。今又闻复有修河之役，聚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当此天灾岁旱，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知其有大不可者五：盖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国家常务安静振恤之，犹恐民起为盗，况于两路聚大众，兴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数年以来，人稍归复，然死亡之余，所存者几，疮痍未敛，物力未完。又京东自去冬无雨雪，麦不生苗，将逾暮春，粟未布种，农心焦劳，所向无望。若别路差夫，则远者难为赴役，就河便近，则两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议塞滑州决河，时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贫虚，然犹储积物料，诱率民财，数年之间，始能兴役。今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此一大役也。凿横陇，开久废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横陇至海千余里，埽岸久已废顿，须兴缉补，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时，兴一大役尚须数年，今猝兴三大役于灾旱贫虚之际，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啇胡可塞，故道未必可开。鲧障洪水，九年无功。禹得《洪范》五行之书，知水润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则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势而疏决耳。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夺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是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横陇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又数年，故道已平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国家屡岁灾谴甚多，其于京东变异尤大。地贵安静而有声，巨嵎山摧，海水摇荡，如此不止者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虚发。臣谓变异所起之方，尤当过虑防惧。今乃欲于凶俭之年，聚三十万之大众于变异最大之方，臣恐灾祸自此而发也。况京东赤地千里，饥馑之民正苦天灾，又闻河役将动，往往伐桑毁屋，无复生计。流亡盗贼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罢，用安人心。”

　　九月，诏“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食堤埽，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东饥故未兴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议，欲纳水入六塔河，使归横陇旧河，舒一时之急。其令两制至待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修又上疏曰：“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未有定论，岂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臣愚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缪。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此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告奔腾之急。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又开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陇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顾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缪也。且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广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议者度京东故道工料，但云铜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东去皆高，而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比铜城已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已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陇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又商胡初决之时，欲议修塞，计用稍芟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矣。且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其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陇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夫，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举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择也。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帝不听，卒从仲昌议。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复决。时，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河北被害者凡数千里。诏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视。内使刘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赵征村，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锸㔉，非便。”诏罢其役。令御史吴中复、内侍邓守恭置狱于澶，劾仲昌等违诏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决溃。于是流仲昌于英州，余各被谪有差。

　　五年春正月，议凿二股河。自李仲昌贬，河事久无议者。至是，都转运使韩贽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经，即《沟洫志》所谓平原金堤，开通大河，入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者也。自春以丁壮三千浚之，可一月而毕，支分河流八金、赤河，使其深六尺，为利可必。商胡决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宁，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分而为二，则上流不壅，可以无决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图》。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纾恩、冀之患。未几，又并五股河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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