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礼志(13)

礼志(13)

　　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诏公卿告祠高庙。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魏。是时魏文帝继王位，南巡在颍阴。有司乃为坛于颍阴之繁阳故城。庚午，登坛。魏相国华歆跪受玺绂以进于王。既受毕，降坛视燎，成礼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后以为常。及文帝崩，太尉钟繇告谥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帝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后汉纪》，章帝诏高邑祠即位坛。此虽前代已行之事，然为坛以祀天，而坛非神也。今无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虚坛，未详所据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诏曰：“盖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祗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圆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

　　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孙权，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汉飨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行气数终，禄胙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睿继世作慝，窃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终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敢不敬从。谨择元日，登坛柴燎，即皇帝位。唯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绥天极。”其后自以居非中土，不复修设。中年，群臣奏议，宜修郊祀，权曰：“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昔周文、武郊于禜、镐，非必中土。”权曰：“武王伐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禜，见何经典？”复奏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言文王郊于禜。”权曰：“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吴主纠驳郊祀，追贬匡衡，凡在见者，莫不慨然称善也。”何承天曰：“案权建号继天，而郊享有阙，固非也。末年虽一南郊，而遂无北郊之礼。环氏《吴纪》：‘权思崇严父配天之义，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如此说，则权末年所郊，坚配天也。权卒后，三嗣主终吴世不郊祀，则权不享配帝之礼矣。”

　　刘备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设坛。“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之威，又惧汉邦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僚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大神。惟大神尚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章武二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喜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晋。丙寅，晋设坛场于南郊，柴燎告类，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尧禅位虞舜，虞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民，扶翼刘氏，又用受禅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之民，罔不祗顺，开国建侯，宣礼明刑，廓清梁、岷，苞怀扬、越，函夏兴仁，八纮同轨，遐迩弛义，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惟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佥曰：‘皇天鉴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畏天之威，敢不钦承休命，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万国。惟明德是飨。”

　　泰始二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今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祀，配以祖考，日夕叹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五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明上帝不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正经不通。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晋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礼。皇太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愍帝都长安，未及立郊庙而败。

　　元帝中兴江南，太兴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贺循依据汉、晋之旧也。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居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恆、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施行。按元帝绍命中兴，依汉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礼。江左不立明堂，故阙焉。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张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晋旧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曰：“泰始中，合二至之祀于二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阳复。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则与南郊同月。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合北郊于一丘。宪章未备，权用斯礼，盖时宜也。至咸和中，议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后汉，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称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亲奉。

　　安帝元兴三年三月，宋高祖讨桓玄走之。己卯，告义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返。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职，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曰：“既殡郊祀，自是天子当阳，有君存焉，禀命而行，何所辨也。斋之与否，岂如今日之比乎？议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极尊，唯一而巳，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尝，嫡子居外，庶子执事，礼文炳然。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帝中兴，以三月郊。今郊时未过，日望舆驾。无为欲速而无据，使皇舆旋返，更不得亲奉。”遂从纳之议。

　　晋恭帝元熙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禅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设坛南郊，受皇帝玺绂，柴燎告类。策曰：“皇帝臣讳，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晋帝以卜世告终，历数有归，钦若景运，以命于讳。夫树君司民，天下为公，德充帝王，乐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汉、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勋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训无穷。晋自东迁，四维弗树，宰辅焉依，为日已久。难棘隆安，祸成元兴，遂至帝王迁播，宗祀湮灭。讳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麾，则皇祚克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僭伪必灭。诚否终必泰，兴废有期。至于拨乱济民，大造晋室，因藉时运，以尸其劳。加以殊俗慕义，重译来款，正朔所暨，咸服声教。至乃三灵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和协，岁月兹著。是以群公卿士，亿兆夷人，佥曰皇灵降监于上，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恭兹大礼。猥以寡德，托于兆民之上。虽仰畏天威，略是小节，顾深永怀，祗惧若厉。敬简元日，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嘉望。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灵是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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