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礼志(4)

礼志(4)

　　晋江左注，皇太子出会者，则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魏制，蕃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晋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解，却在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不得从本数。朝礼执璧如旧朝之制。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授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此礼遂废。

　　正旦元会，设白虎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虎，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案《礼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太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蒉也宰夫，唯刀匕是供，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蒉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白虎樽，盖杜举之遗式也。画为虎，宜是后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无所忌惮也。

　　汉以高帝十月定秦旦为岁首，至武帝虽改用夏正，然朔犹常飨会，如元正之仪。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晋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诏曰：“庆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是也。晋氏南迁，立南郊于巳地，非礼所谓阳位之义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尚书右丞徐爰议：“郊祀之位，远古蔑闻。《礼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汉初甘泉河东禋埋易位，终亦徙于长安南北。光武绍祚，定二郊洛阳南北。晋氏过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议，纷然不一。又南出道狭，未议开阐，遂于东南巳地创立丘坛。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谓。今圣图重造，旧章毕新，南驿开涂，阳路修远。谓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并同爰议。乃移郊兆于秣陵牛头山西，正在宫之午地。世祖崩，前废帝即位，以郊旧地为吉祥，移还本处。北郊，晋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为乐游苑，移于山西北。后以其地为北湖，移于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湿，又移于白石村东。其地又以为湖，乃移于钟山北京道西，与南郊相对。后罢白石东湖，北郊还旧处。

　　南郊，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斋之朝，御太极殿幄坐。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众官悉坛东就位，太祝史牵牲入。到榜，禀牺令跪白：“请省牲。”举手曰：“腯。”太祝令绕牲，举手曰：“充。”太祝令牵牲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进馔，郎施馔。牲用茧栗二头，群神用牛一头。醴用翙鬯，藉用白茅。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璧用苍玉。蒯席各二，不设茵蓐。古者席藁，晋江左用蒯。车驾出，百官应斋及从驾填街先置者，各随申摄从事。上水一刻，御服龙衮，平天冠，升金根车，到坛东门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攒。太祝令跪执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兴。群臣皆再拜伏。治礼曰：“兴。”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诣罍盥。黄门侍郎洗爵，跪授皇帝。执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兴。次诣太祖配天神座前，执爵跪奠，如皇天之礼。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进皇帝，再拜伏。饮福酒讫，博士、太常引帝从东阶下，还南阶。谒者引太常升坛，亚献。谒者又引光禄升坛，终献。讫，各降阶还本位。太祝送神，跪执匏陶，酒以灌地。兴。直南行出坛门，治礼举手白，群臣皆再拜伏。皇帝盘，治礼曰：“兴。”博士跪曰：“祠事毕，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当坛东阶，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体爵酒黍饭诸馔物，登柴坛施设之。治礼举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发。太祝令等各下坛。坛东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坛，火半柴倾。博士仰白：“事毕。”皇帝出便坐。解严。天子有故，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其亚献、终献，犹太常、光禄勋也。北郊斋、夕牲、进熟，及乘舆百官到坛三献，悉如南郊之礼；唯事讫，太祝令牲玉馔物诣坎置牲上讫，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礼举手曰：“可埋。”二十人俱时下土。填坎欲半，博士仰白：“事毕。”帝出。自魏以来，多使三公行事，乘舆罕出矣。魏及晋初，仪注虽不具存，所损益汉制可知也。江左以后，官有其注。

　　魏文帝诏曰：“汉氏不拜日于东郊，而旦夕常于殿下东面拜日，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黄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东门之外。按《礼》，天子以春分朝日于东，秋分夕月于西，今正月，非其时也。《汉郊祀志》，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为即用郊日，不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礼也。《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义也。《尚书大传》，迎日之词曰：“维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维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吴时郎陈融奏《东郊颂》，吴时亦行此礼也。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旧车驾朝日，寒温未适，可不亲出。”诏曰：“礼仪宜有常；如所奏，与故太尉所撰不同，复为无定制。间者方难未平，故每从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为大。”案此诏，帝复为亲朝日也。此后废。

　　殷祠，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之。致斋之日，御太极殿幄坐，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车驾出，百官应斋从驾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摄从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龙衮之服，升金根车，到庙北门讫。治礼、谒者各引太乐、太常、光禄勋、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车入庙，脱舄盥，及洗爵，讫，升殿。初献，奠爵，乐奏。太祝令跪读祝文，讫，进奠神座前，皇帝还本位。博士引太尉亚献，讫，谒者又引光禄勋终献。凡禘祫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晋氏又有阴室四殇，治礼引阴室以次奠爵于馔前。其功臣配飨者，设坐于庭，谒者奠爵于馔前。皇帝不亲祠，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太常亚献，光禄勋终献也。四时祭祀，亦皆于将祭必先夕牲，其仪如郊。

　　晋武帝太始七年四月，帝将亲祠，车驾夕牲，而仪注还不拜。诏问其故。博士奏：“历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庙之礼也。”于是实拜而还，遂以为制。太康中，有司奏议，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诏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择上旬他日。”案此则武帝夕牲必躬临拜，而江左以来复止也。晋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晋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礼，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应烝祠。中书侍郎范宁奏：“案《丧服》传，有死宫中者，三月不举祭，不别长幼之与贵贱也。皇女虽在婴孩，臣窃以为疑。”于是尚书奏使三公行事。昔汉灵帝世，立春尚斋迎气东郊，尚书左丞殴杀陌使于南书寺，于是诏书曰：“议郎蔡邕、博士任敏，问可斋祠不？得无不宜？”邕等对曰：“按上帝之祠，无所为废。宫室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宽，可斋无疑。”宁非不知有此议，然不从也。魏及晋初，祭仪虽不具存，江左则备矣。官有其注。

　　祠太社、帝社、太稷，常以岁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进熟，如郊庙仪。司空、太常、大司农三献也。官有其注。周礼王亲祭，汉以来，有司行事。汉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国西北戌城地，祠仪比泰社。日月将交会，太史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蚀者，皆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更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日复常，乃皆罢。”鲁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蚀之。祝史请所由，叔孙昭子曰：“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伐鼓于社；诸侯用敝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又以赤丝为绳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责之。合朔，官有其注。

　　昔汉建安中，将王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不。共诣尚书令荀文若谘之，时广平计吏刘劭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文若及众人咸喜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劭由此显名，魏史美而书之。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是以尝禘郊社，日蚀则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审蚀也。自汉故事，以为日蚀必当于交。每至其时，申警百官，以备日变。故《甲寅诏》有备蚀之制，无考负之法。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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