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刑法志一

刑法志一(1)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建隆初，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上《编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条，诏与新定《刑统》三十卷并颁天下，参酌轻重为详，世称平允。太平兴国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条，诏给事中柴成务等芟其繁乱，定可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条，准律分十二门，总十一卷。又为《仪制令》一卷。当时便其简易。大中祥符间，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条。又有《农田敕》五卷，与《敕》兼行。

　　仁宗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删，太宗诏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于民，何为不可？”于是诏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仪制令》及制度约束之在《敕》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号曰《附令敕》。天圣七年《编敕》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余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既颁行，因下诏曰：“敕令者，治世之经，而数动摇则众听滋惑，何以训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辄请删改。有未便者，中书、枢密院以闻。”然至庆历，又复删定，增五百条，别为《总例》一卷。后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条，《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条，《一州》、《一县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总三十有一，流之属总二十有一，徒之属总百有五，杖之属总百六十有八，笞之属总十有二。又配隶之属总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听旨者总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编敕》之外者也。

　　嘉祐初，因枢密使韩琦言，内外吏兵奉禄无著令，乃命类次为《禄令》。三司以驿料名数，著为《驿令》。琦又言：“自庆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余条，前后牴牾。请诏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圣故事。”七年，书成。总千八百三十四条，视《庆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隶增三十，大辟而下奏听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别为《续附令敕》三卷。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外。熙宁初，置局修敕，诏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议更定，择其可恒采者赏之。元丰中，始成书二十有六卷，复下二府参订，然后颁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进拟，多所是正。尝谓：“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又曰：“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修书者要当识此。”于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等，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凡五卷，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

　　元祐初，中丞刘挚言：“元丰编修敕令，旧载敕者多移之令，盖违敕法重，违令罪轻，此足以见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广，增多条目，离析旧制，因一言一事，辄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该事物之情。行之几时，盖已屡变。宜取庆历、嘉祐以来新旧敕参照，去取删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谏议孙觉亦言烦细难以检用。乃诏挚等刊定。哲宗亲政，不专用元祐近例，稍复熙宁、元丰之制。自是用法以后冲前，改更纷然，而刑制紊矣。

　　崇宁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后所用例，以类编修，与法妨者去之。寻下诏追复元丰法制，凡元祐条例悉毁之。

　　徽宗每降御笔手诏，变乱旧章。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则随条贴说，有司易于奉行。蔡京当国，欲快己私，请降御笔，出于法令之外，前后牴牾，宜令具录付编修敕令所，参用国初以来条法，删修成书。”诏从其请，书不果成。

　　高宗播迁，断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类出人吏省记。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条法与政和敕令对修而用之。嘉祐法与见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赏格从重，条约从轻。绍兴元年，书成，号《绍兴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记者亦复引用。监察御史刘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犹得以为奸，今一切用其所省记，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诏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记之文颁之。时在京通用敕内，有已尝冲改不该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张柄言，亦诏删削。十年，右仆射秦桧上之。然自桧专政，率用都堂批状、指挥行事，杂入吏部续降条册之中，修书者有所畏忌，不敢删削，至与成法并立。吏部尚书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乃诏削去之。

　　至乾道时，臣僚言：“绍兴以来，续降指挥无虑数千，牴牾难以考据。”诏大理寺官详难，定其可否，类申刑部，以所隶事目分送六部长贰参详。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其书，号《乾道敕令格式》，八年，颁之。当是时，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隐例以坏法，贿赂既行，乃为具例。

　　淳熙初，诏除刑部许用乾道刑名断例，司勋许用获盗推赏例，并乾道经置条例事指挥，其余并不得引例。既而臣僚言：“乾道新书，尚多牴牾。”诏户部尚书蔡洸详定之，凡删改九百余条，号《淳熙敕令格式》。帝复以其书散漫，用法之际，官不暇偏阅，吏因得以容奸，令敕令所分门编类为一书，名曰《淳熙条法事类》，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四年七月，颁之。淳熙末，议者犹以新书尚多遗阙，有司引用，间有便于人情者。复令刑部详定，迄光宗之世未成。庆元四年，右丞相京镗始上其书，为百二十卷，号《庆元敕令格式》。

　　理宗宝庆初，敕令所言：“自庆元新书之行，今二十九年，前指挥殆非一事，或旧法该括未尽，文意未明，须用续降参酌者；或旧法元无，而后因事立为成法者；或已有旧法，而续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时权宜，而不可为常法者。条目滋繁，无所遵守，乞考定之。”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上其书，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庆元法与淳祐新书删润。其间修改者百四十条，创入者四百条，增入者五十条，删去者十七条，为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后，遵而行之，无所更定矣。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前后时有增损，不可胜纪云。

　　五季衰乱，禁罔烦密。宋兴，削除苛峻，累朝有所更定。法吏浸用儒臣，务存仁恕，凡用法不悖而宜于时者著之。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

　　先是，藩镇跋扈，专杀为威，朝廷姑息，率置不问，刑部按覆之职废矣。建隆三年，令诸州奏大辟案，须刑部详覆。寻如旧制：大理寺详断，而后覆于刑部。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参断之。自是，内外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又惧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别置审刑院谳之。吏一坐深，或终身不进，由是皆务持平。

　　唐建中令：窃盗赃满三匹者死。武宗时，窃盗赃满千钱者死。宣宗立，乃罢之。汉乾祐以来，用法益峻，民盗一钱抵极法。周初，深惩其失，复遵建中之制。帝犹以其太重，尝增为钱三千，陌以八十为限。既而诏曰：“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窃盗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于律文，非爱人之旨也。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足陌者死。”旧法，强盗持杖，虽不伤人，皆弃市。又诏但不伤人者，止计赃论。令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未得掠治。其当讯者，先具白长吏，得判，乃讯之。凡有司擅掠囚者，论为私罪。时天下甫定，刑典弛废，吏不明习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金州防御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海岛，自是人知奉法矣。

　　开宝二年五月，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即时决遣，毋淹滞。”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吏，岁以为常。帝每亲录囚徒，专事钦恤。凡御史、大理官属，尤严选择。尝谓侍御史知杂冯炳曰：“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卿也。”赐金紫以勉之。八年，广州言：“前诏窃盗赃至死者奏裁，岭南遐远，覆奏稽滞，请不俟报。”帝览奏，恻然曰：“海隅习俗，贪犷穿窬，固其常也。”因诏：“岭南民犯窃盗，赃满五贯至十贯者，决杖、黥面、配役，十贯以上乃死。”

　　太宗在御，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见隐微。太平兴国六年，下诏曰：“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逮捕证佐，滋蔓逾年而狱未具。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复制听狱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决者，毋过三日。后又定令：“决狱违限，准官书稽程律论，逾四十日则奏裁。事须证逮致稽缓者，所在以其事闻。”然州县禁系，往往犹以根穷为名，追扰辄至破家。因江西转运副使张齐贤言，令外县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数白州。州狱别置历，长吏检察，三五日一引问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阅其禁多者，命官即往决遣，冤滞则降黜州之官吏。会两浙运司亦言：“部内州系囚满狱，长吏辄隐落，妄言狱空，盖惧朝廷诘其淹滞。”乃诏：“妄奏狱空及隐落囚数，必加深谴，募告者赏之。”

　　先是，诸州流罪人皆锢送阙下，所在或寅缘细微，道路非理死者十恒六七。张齐贤又请：“凡罪人至京，择清强官虑问。若显负沈屈，致罢官吏。且令只遣正身、家属俟旨，其干系者免锢送。”乃诏：“诸犯徒、流罪，并配所在牢城，勿复转送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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