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兵志·召募之制(2)

召募之制(2)

　　宣和元年，高阳关路安抚使吴玠奉手诏招填诸路禁军阙额，以十分为率，招及四分以下递展磨勘年，七分以上递减磨勘年。高阳关路河间府、沧、霸、恩州、信安军招填数足，乞行推赏。从之。

　　二年，手诏：“比闻诸路州军招置厢军河清、壮城等，往往怯懦幼小，不及等样，虚费廪食，不堪驱使。今后并仰遵著令招填，如违戾，以违制论。”

　　四年正月，两浙东路钤辖司奏：“乞将温、处、衢、婺州元管不系将禁军六指挥，更招置增为十指挥，并以五百人为额，凡五千人，庶成全将。及更于台州招置不系将禁军一指挥，以四百人为额。”从之。三月，臣僚言：“窃闻道路汹汹相怖，云诸军捉人刺涅以补阙额，率数人驱一壮夫，且曳且殴，百姓叫呼，或啮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会，忽遮门大索，但长身少年，牵之而去，云‘充军’。致卖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隶，皆避藏恐惧，事骇见闻。今国家闲暇，必欲招填禁旅，当明示法令，赉以金帛，捐财百万，则十万人应募矣。捉人于途，实亏国体，流闻四方，传播远迩，殊为未便。伏望亟行禁止，以弭疑畏。”时宝箓宫道士张继滋因往尉氏，亦被刺涅，事闻，手诏提刑司根治。四月，臣僚因言：“招刺阙额禁军，枢密院立限太遽，诸营弗戢，人用大骇。幸不旋踵德音禁止，群情悦服。其已被刺涅而非愿者，颇亦改正，尚有经官求免而未得者。辇毂若此，况其远乎？窃闻小人假借声势，因缘夺攘，所在多有，若或哀鸣得脱，其家已空。今往来犹怀畏避。伏望圣明特赐戒敕，应在外招军去处，毋得横滥。”从之。

　　七年，减掖庭用度，减侍从官以上月廪，罢诸兼局，有司据所得数拨充诸路籴本及募兵赏军之用。

　　钦宗即位，诏守令募州县乡村土豪为队长，各自募其亲识乡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与进义副尉，三百人以上与承信郎，募文武官习武勇者为统领。行日，所发州军授以器甲，人给粮半月，地里远者，所至州县接续批支。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言：“诸路召募敢勇效用，每名先给钱三千，赴本司试验给据讫，支散银绢激赏。若监司、知通、令佐并应有官人，能召到敢勇效用事艺高强及二百人以上者，乞与转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监司、郡守、州县官以下应缘军期事件，稍有稽缓，并依军法。”从之。

　　靖康元年春正月，臣僚言：“诸路见招募人兵，缘逐处漕计阙乏，乞于近州应奉司及延福宫西城钱帛，并许请用，庶得速办。”从之。又诏：“龙猛、龙骑、归远、壮勇诸军阙额，可行下诸路拣选配填。”又诏：“已降指挥，逐处各以召募效用敢勇武艺人数多寡等第推赏。”又诏：“闻希赏之人，抑勒强募。自今并取情愿，敢有违戾，当议重罚。毋得将羸弱不堪出战及已有系军籍者一例充募。”及诏：“募武举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战功、曾经战阵，及经边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发未叙，及武学有方略智谋，及曾充弓马所子弟，及诸色有胆勇敢战之人，度许赴亲征行营司。”又诏：“募陕西土人为兵并使臣、效用等赴姚平仲军使唤，其应募人修武郎已上二十贯，进义副尉以上十五贯，军人、百姓十贯，并于开封府应管官钱内支。”

　　四月，诏：“已降指挥发还归朝人往大金军前，如不愿往，所在量给口券津遣；元有官守人并不厘务，支奉给之半。其愿效力军前者，许自陈。”

　　五月，河北、河东路宣抚司奏：“河北诸州军所管正兵绝少，又陕西游手惰民愿充军者亦众，祗缘招刺阙乏例物，是致军额常阙。今若给一色银绢，折充例物犒设起发，召募人作义勇，止于右臂上刺字，依禁军例物支衣粮料钱，陕西五路共可得二万人，比之淮、浙等路所得将兵，实可使唤。”从之，诏遣文武官各一员前去陕西路募兵二万人赴阙。遂命赵鼎特除开封府曹官，种湘差宣抚司准备将领，并充陕西路干当公事，专一募兵。是月，遣户部员外郎陈师尹往福建路募枪杖手。都水使者陈求道言：“朝廷差官往陕西招军，适当岁丰，恐未易招填。若就委监司招募保甲，啖以例物，与免科差，以作其气，可得劲兵五万。”从之。

　　六月，枢密都承旨折彦实奏：“西人结连女真，为日甚久，岂无觊觎关中之志？即今诸路人马皆空，万一敌人长驱，何以枝梧？言之可为寒心，朝廷似未深虑也。河东、河塑之患已形，人故忧之；陕西之患未作，人故忽之。若每路先与十万缗，令帅臣招募土人为保护之计，责以控扼，不得放令侵入，仍须朝廷应副。漕司乘时广行储蓄，以为急务。”

　　又开封府尹聂山奏：“招兵者，今日之急务。近缘京畿诸邑例各招刺，至于无人就募，则强捕村民及往来行人为之。遂致里氓奔骇，商旅不行，殊失朝廷爱民之意。检准政和令，诸盗再犯杖以上、情理不可决放而堪充军者，给例物刺充厢军。今京城里外间有盗贼，皆是豪猾，无所畏惮，虽经断罪，顽恶弗悛，若依上条刺充厢军，不惟得强壮之用，又且收集奸黠不复为盗。如允所请，则自内及外皆可见之施行。”从之。

　　七月，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言：“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招刺保甲五万充军。缘比来陕右正兵数少，全籍保甲守御，及运粮诸役差使外，所余无几，若更招刺五万充军，则是正丁占使殆遍，不唯难以选择，兼虑民情惊疑，别致生事。欲乞令州县晓谕保甲，取其情愿；如未有情愿之人，即乞令保甲司于正丁余数内选择。通赴阙人共成七万，可以足用。”从之。是月，钱盖奏：“陕西募土人充军，多是市井乌合，不堪临敌。今折彦实支陕西六路铜钱各十万缗，每名添钱十千，自可精择少壮及等杖人，可得正军一万，六路共得六万人。”从之。

　　十月，枢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射生户。”从之。又奏：“福建路有忠义武勇立功自效取仕之人，理宜召募，除保甲正兵外，弓手、百姓、僧行、有罪军人并听应募。如有武艺高强、实有胆勇、众所推服、愿应募为部领人者，依逐项名目权摄部领，各以所募人数借补官资。”从之。

　　十一月，京城四壁共十万人，黄人黄旗满市。时应募者多庸匄，殊无斗志。闰十一月，何㮚用王健募奇兵，虽操瓢行乞之人，亦皆应募，仓卒未就纪律。奇兵乱，殴王健，杀使臣数十人，内前大扰。王宗濋斩渠魁数人，乃定。及出战，为铁骑所冲，望风奔溃，歼焉。

　　十二月，诏：“诸军诈效蕃装，焚劫财物，限十日赍赃自首，与免罪。”仍召募溃兵收管。给口食焉。

　　逃亡之法，国初以来各有增损。熙宁五年诏，禁军奉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斩。旧制，三日者死。初，执政议更法，请满十日。帝曰：“临阵而亡，过十日而首，得不长奸乎。”安石曰：“临阵而亡，法不计日，即入斩刑。今当立在军兴所亡满三日，论如对寇贼律？”枢密使蔡挺请沿边而亡满三日者斩。安石曰：“沿边有非军兴之所，不可一概坐以重刑。本立重法，以禁避寇贼及军兴而已。”帝曰：“然。”文彦博固言：“军法臣等所当总领，不宜轻改，如前代销兵乃生变。”安石曰：“前代如杜元颖等销兵，乃其措置失当，非兵不可销也。且当萧俛时，天下兵至多，民力不给，安得不减？方幽州以朱克融等送京师，请毋遣克融还幽州煽众为乱，而朝廷乃令克融等飘泊京师，久之不调，复遣归北。克融所以复乱，亦何预销兵事？”彦博曰：“国初，禁军逃亡满一日者斩。仁宗改满三日，当时议者已虑坏军法。”安石曰：“仁宗改法以来，活人命至多，然于军人逃亡，比旧不闻加多，仁宗改法不为不善。”帝乃诏增为七日。

　　元丰元年，知鄂州王韶言：“乞自今逃亡配军为盗，听捕斩，赏钱。”诏坐条札韶照会：“如所犯情重，罪不至死，奏裁。”

　　三年六月，诏：“军士、民兵逃亡随军效用，若首获，并械送所属，论如法。虽立战功不赏，仍不许以功赎过。令随军榜谕。”

　　四年，诏沈括：“奏以军前士卒逃亡，溃散在路，本非得已，须当急且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榜，云闻战士止是不禁饥寒，逃归其家，可各随所在城砦权送纳器甲，请给粮食，听归所属。节次具招抚数以闻。”

　　崇宁四年九月，枢密院言：“熙河都总管司旧无兵籍，乞令诸将各置籍，日具有无开收，旬具元额、见管及逃亡事故细目，申总管司，本司揭贴都簿，委机宜一员逐时抽摘点检。”从之。

　　十月，尚书省言：“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累降指挥，许以首身，或令投换，终未革绝。昔神宗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故分兵领将。统兵官司，凡兵之事无所不统，则其逃亡走死，岂得不任其责？检会将敕与见行敕令，皆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致令来兵将不加存恤，劳役其身，至于逃避，而任职之人悉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将副坐视而不禁，人员将校故纵而不问，至逃亡军人所在皆有。盖自来立法未详，兼军中长行节级人员，将校，什长相统，同营相依，上下相制，岂得致其逃亡漫不省察？况招军既立赏格，则逃走安可无禁？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并从之。

　　五年，枢密院备童贯所言：“陕西等处差官招谕逃亡军人，并许所在首身，更不会问，便支口券令归本营。边上军人惮于戍守之劳，往往逃窜于内郡首身，遂得口券归营，恐相习成风，有害军政。乞自今应军人首身，并须会问逃亡赦限，依今来招谕指挥：若系赦后逃亡，即乞依条施行。”从之。

　　大观三年，枢密院备臣僚言云：“自陕西路提点刑狱吴安宪始陈招诱逃亡厢禁军之法，乃著许令投换改刺之令。自此诸弊浸生，军律不肃。朝廷洞见其弊，已严立法，然尚有冒名一节，其弊未除。请如主兵官旧曾占使书札、作匠、杂技、手业之徒，或与统辖军员素有嫌忌、意欲舍此而就彼，或所部逃亡数多，欲避谴责，辄将逃军承逃亡之名便与请给。既避谴责，又冒请受，上下相蒙，莫之能革，致使军士多怀擅去之心者，良以易得擅住之地也。若加重赏，申以严刑，庶革斯弊，有裨成法。”从之。

　　四年，枢密院言：“诸路及京畿逃亡军数居多，虽赦敕立限许首，终怀畏避。若诸路专委知州、通判或职官一员，京畿委知县，若招诱累及三百人以上，与减一年磨勘，五百人以上一年半，千人以上取旨推恩，于理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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