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货志·盐(6)

盐(6)

　　淳熙三年，诏广西转运司岁收官盐息钱三分拨诸州，七分充漕计，从经略张栻请也。栻去而漕臣赵公浣增盐直斤百钱为百六十，钦州岁卖盐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江溥以为言，上黜公浣，诏闽、广卖盐自有旧额定直，自今毋得擅增。

　　九年，诏遣浙西抚干胡廷直访求利害，与帅、漕、提举详议以闻。使还，寻以廷直提举广东同措置广西盐事。十五年，诏曰：“广南在数千里外，疾痛难于上闻，朕悯之尤切。盖盐者，民资以食，向也官利其赢，转而自鬻，久为民疾。朕为之更令，俾通贩而杜官鬻，民固以为利矣；然利于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动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监司、守令以为民，朕有美意，弗广其推，顾挠而坏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置之法。”于是命詹仪之知静江府，并广东、西盐事为一司，其两路卖盐，岁以十六万五千箩为额。仪之等言：“两路盐且以十万箩为额，俟三数年，视其增亏，乃增其额。所有客钞东西路通货钱与免，以便商贩。”

　　十六年，经略应孟明言：“广中自行钞法，五六年间，州县率以钞抑售于民，其害有甚于官般。”诏孟明、朱晞颜与提举广南盐事王光祖从长措置经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宝庆元年，以广州安抚司水军大为兴贩，罢其统领尹椿、统辖黄受，各降一官。

　　鬻碱为盐，向并州永利监，岁鬻十二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忻、代、石、岚、宪、辽、泽、潞、麟、府州，威胜、岢岚、火山、平定、宁化、保德军，许商人贩鬻，不得出境。仁宗时，分永利东、西两盐，东隶并州，西隶汾州。籍州民之有碱土者为铛户；户岁输盐于官，谓之课盐；余则官以钱售之，谓之中卖。盐法亦与海盐同，岁鬻视旧额减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东唯晋、绛、慈、隰食池盐，余皆食永利盐。其入官，斤为八钱或六钱，出为钱三十六，岁课缗钱十八万九千有奇。

　　自咸平以来，听商人辇盐过河西麟府州、浊轮砦贸易，官为下其价予之。后积盐益多，康定初，罢东监鬻盐三年。皇祐中，又权罢西监鬻盐，俟盐少复故。时议者请募商人入刍粟麟府州、火山军，予券偿以盐，从之。既而刍粟虚估高，券直千钱，为盐商所抑，才售钱四百有余，而出官盐五十斤，蠹耗县官。或请罢入刍粟，第令入实钱，转运司议以为非便而止。大抵碱土或厚或薄，薄则利微，铛户破产不能足其课。至和初，韩琦请户满三岁，地利尽得自言，摘他户代之。明年，又诏铛户输岁课以分数为率，蠲复有差，遇水灾，又听摘他户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陕西亦有鬻碱为盐者，然其利薄。明道初，尝诏废河中府、庆成军碱场，禁民鬻盐以侵池盐之利。

　　熙宁八年，三司使章惇言：“两监旧额岁课二十五万余缗，自许商人并边中粮草，增饶给钞支盐，商人得钞千钱，售价半之，县官阴有所亡，坐贾获利不赀。又私盐不禁，岁课日减，今才十万四千余缗，若计粮草虚估，官才得实钱五万余缗，视旧亏十之八。请如解盐例，募商人入钱请买，或官自运，鬻于本路，重私贩之禁，岁课且大增，并边市粮草，一用见钱。”诏如所奏，官自运鬻于本路。

　　元丰元年，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言：“永利东、西监盐，请如庆历前商人输钱于麟、府、丰、代、岚、宪、忻、岢岚、宁化、保德、火山等州军，本州军给券于东、西监请盐，以除加饶折籴之弊。仍令商人言占户所卖地，即盐已运至场务者，商人买之加运费。如是则官盐价平而商贩通。”遂行其说，用安石为河东都转运使。安石请犯西北青白盐者，以皇祐敕论罪，首从皆编配；又青白入河东，犯者罪至流，所历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自言治盐岁有羡余，及增收忻州碱地铛户、马城池盐课，诏安石迁官，赏其属。

　　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言：“异时河东除食解盐，余仰东、西永利盐，未尝阙。元丰三年后，前宰相蔡确、兄砺等始议创增河东忻州马城池盐，夹硝味苦，民不愿买。乞下转运司，苟无妨阙，即止勿收。”诏从之。

　　四年，陈安石坐为河东转运使附会时论，兴置盐井，害及一路，降知郑州。先是，熙宁中，议收熙河蕃部包顺盐井，或以为非宜，王安石谓边将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议者不能夺焉。

　　六年，诏代州卖盐年额酌以中数，以八十五万斤为额，部内多少均裁之。绍圣元年，河东复行官卖法。崇宁三年，以河东三路钞无定估，本路尤贱，害于籴买，罢给三路钞，止给见钱钞，他如河北新降钞法。四年，诏河东永利两监土盐仍官收，见缗鬻之，听商人入纳算请，定往河东州军，罢客贩东北盐入河东者。

　　鬻井为盐，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监九十八井，岁鬻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监三百八十五井，十四万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三监二十井，八万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万二千二百石：各以给本路。大为监，小为井，监则官掌，井则土民干鬻，如其数输课，听往旁境贩卖，唯不得出川峡。初，川峡承旧制，官自鬻盐。开宝七年，诏斤减十钱，令干鬻者有羡利但输十之九。

　　太平兴国三年，石拾遗郭泌上言：“剑南诸州官粜盐，斤为钱七十。盐井浚深，鬻盐极苦，樵薪益贵，辇之甚艰，加之风水之虞，或至漂丧；豪民黠吏，相与为奸，贱市于官，贵粜于民，至有斤获钱数百，官亏岁额，民食贵盐。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文，则豪猾无以规利，民有以给食。”从之。有司言：“昌州岁收虚额盐万八千五百余斤，乃开宝中知州李佩掊敛以希课最，废诸井薪钱，岁额外课部民鬻盐，民不习其事，甚以为苦，至破产不能偿其数，多流入他部，而积年之征不可免。”诏悉除之，其旧额二万七千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盐不足，许商贩阶、文州青白盐、峡路井盐、永康军崖盐，勿收算。

　　川峡诸州自李顺叛后，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盐偿之。景德二年，权三司使丁谓言：“川峡粮储充足，请以盐易丝帛。”诏诸州军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从其请。大中祥符元年，诏沪州南井灶户遇正、至、寒食各给假三日，所收日额，仍与除放。三年，减沪州淯井监课盐三之一。

　　仁宗时，成都、梓、夔三路六监与宋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岁课减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岁课减十一万一十九石；利州路井增十四，岁课减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井增十五，岁课减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以给一路，夔州则并给诸蛮，计所入盐直，岁输缗钱五分，银、绸绢五分。又募人入钱货诸州，即产盐厚处取盐，而施、黔并边诸州，并募人入米。

　　康定元年，淮南提点刑狱郭维言：“川峡素不产银，而募人以银易盐，又盐酒场主者亦以银折岁课，故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而官得银复辇置京师，公私劳费。请听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给券受盐于川峡，或以折盐酒岁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诏行之。既而入银陕西者少，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凤翔、永兴。会西方用兵，军食不足，又诏入刍粟并边，俟有备而止。刍粟虚估高，盐直贱，商贾利之。西方既无事，犹入中如故。夔州转运使蒋贲以为入中十余年，虚费夔盐计直二十余万缗，令陕西用池盐之利，军储有备，请如初。诏许之。

　　先是，益、利盐入最薄，故并食大宁监、解池盐，商贾转贩给之。庆历中，令商人入钱货益州以射大宁监盐者，万斤增小钱千缗，小钱十当大钱一。贩者滋少，蜀中盐踊贵，斤为小钱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彦博以为言，诏皆复故。

　　四路盐课，县官之所仰给，然井源或发或微，而积课如旧，任事者多务增课为功，往往贻患后人。时方切于除民疾苦，尤以远人为意，有司上言，辄为蠲减。初，盐课听以五分折银、绸、绢，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银一两、绸绢一匹折钱六百至一千二百，后诏以课利折金帛者从时估。荆湖之归、峡二州，州二井，岁课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给本州。

　　熙宁中，蜀盐私贩者众；禁不能止。欲尽实私井，运解盐以足之，议未决。神宗以问修起居注沈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议遂寝。九年，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十万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东川产盐，昨转运司商度卖陵井场，遂止东盐及闭卓筒井，失业者众，言利之臣，复运解盐，道险续运甚艰；成都盐踊贵，东川盐贱，驱民冒法。乞东川盐仍入成都，勿闭卓筒井，罢官运解盐。”诏商贩仍旧，卖解盐依客商例，禁抑配于民。未几，官运解盐竟罢。

　　元祐元年，诏委成都提点刑狱郭概体量盐事。右司监苏辙劾概观望阿附，奏不以实，且言：“四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斤为钱百二十，近岁碱泉减耗，多杂沙土；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贩小井白盐，价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概不念民朝夕食此贵盐。”诏遂罢概，今黄廉体量以闻。上封事者言：“有司于税课外，岁令井输五十缗，谓之官溪钱。”诏付廉悉蠲之。诏自今溪有盐井输课利盐税外，毋得更增以租。

　　崇宁二年，川峡利、洋、兴、剑、蓬、阆、巴、绵、汉、兴元府等州，并通行东北盐。四年，梓、遂、夔、绵、汉州、大宁监等盐仍鬻于蜀，惟禁侵解盐地。

　　绍兴二年，四川总领赵开初变盐法，仿大观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大抵与茶法相类，而严密过之。斤输引钱二十有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六，其后又增贴输等钱。凡四川四千九百余井，岁产盐约千余万斤，引法初行，百斤为一担，又许增十斤勿算以优之，其后递增至四百余万缗。二十九年，减西和州卖盐直之半。

　　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质、总领程价言：“推排四路盐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场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场一百五十依旧额煎输；其自陈或纠决增额者井一百二十五、场二十四，并今渲淘旧井亦愿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无盐之井，即与刬除，不敷而抱输者，即与量减；共减钱引四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钱引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户免困重额。”七年，元质又言：“盐井推排，所以增有余补不足，有司务求赢余，盈者过取，涸者略减，尽出私心。今后凡遇推排，以增补亏，不得逾已减之数。”十一年，以京西转运副使江溥言金州帅司置场拘买商盐，高价科卖，致商旅坐困，民食贵盐，诏金州依法听商人从便买卖，不得置场拘催。

　　初，赵开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鬻盐，输土产税而已。然碱脉有盈缩，月额有登耗，间以虚钞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担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绝之井，许增额承认，小民利于得井，界增其额，而不能售，其引息土产之输，无所从出，由是刎缢相寻，公私病之。

　　光宗绍熙三年，吏部尚书赵汝愚言：“绍兴间赵开所议盐法，诸井皆不立额，惟禁私卖，而诸州县镇皆置合同场，以招商贩，其盐之斤重，远近皆平准之，使彼此均一而无相倾夺，贵贱以时而为之翕张。今其法尽废，宜下四川总所视旧法施行。”时杨辅为总计，去虚额，闭废井，申严合同场法，禁斤重之逾格者，而重私贩之罚，盐直于是顿昂。辅又请罢利州东路安抚司所置盐店六，及津渡所收盐钱，与西路兴州盐店。后总领陈晔又尽除官井所增之额焉。

　　五年，户部言：“潼川府盐、酒为蜀重害。盐既收其土产钱给卖官引，又从而征之，矧州县额外收税，如买酒钱、到岸钱、榻地钱之类，皆是创增。”于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诸司。宁宗嘉定七年，诏四川盐井专隶总所，既而宣抚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军兴，乃复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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