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货志·役法(3)

役法(3)

　　哲宗立，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门下侍郎司马光言：

　　“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盖山野愚戆之人，不能干事，或因水火损败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于长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来，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监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羡余，或一县至数万贯，以冀恩赏。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丰岁追限，尚失半价，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卖田不售，遂致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不暇复顾，此农民所以重困也。

　　臣愚以为宜悉罢免役钱，诸色役人，并如旧制定差，见雇役人皆罢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乡村人户，每经历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所有见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以户口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则归转运司。凡免役之法，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及今耳目相接，犹可复旧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复差役矣。”

　　于是始诏修定役书，凡役钱，惟元定额及额外宽剩二分已下许著为准，余并除之。若宽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旧则。寻诏耆户长、壮丁皆仍旧募人供役，保正、甲头、承帖人并罢。

　　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言：“率户赋钱，有从来不预差役而概被敛取者，有一户而输数百以至千缗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产者尔。今天下坊场，官收而官卖之，岁计缗钱无虑数百万，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则役之重者已无所事于农民矣。外惟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之类，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监察御史王岩叟请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出力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弊；其于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陪，悉用熙宁新法禁之，虽不助犹可为也。

　　殿中侍御史刘次庄言：“近制许雇耆户长须三等已上户。不知三等已上户不愿受雇，既无愿者，则郡县必阳循雇名，阴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为便。”户部言：“诏凡耆户长、壮丁并募人供役，窃虑户长雇钱数少，无应募者。兼四等以下户旧不敷役钱，惟输差壮丁，今悉雇募，用钱额广，提举司必从人户增敷。盖旧法役不尽雇，亦有轮差轮募之处，欲且如本法。”

　　中书舍人苏轼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有司奉行过当，行之几十六七年，积而不用，至三千余万贯石。熙宁中，行给田募役法，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因列其五利。王岩叟言：“苏轼乞买田募役，其五利难信，而有十弊。”大指谓：“官市民田，虑不当价；民受田就募，既非永业，则卤莽其耕，又将转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详，曰：“弓箭手虽名应募，实与家居农民无异，虽或番上及缓急不免点集，实不废田业，非如州县色役长在官寺，则弓箭手之扰可知矣。然犹闻阙额常难补招，已就招者又时时窜去，引以为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户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须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从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给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实。既云百姓乐于应募，何以户降四等必须上二等户保任？任之而逃，则勒保者就供田役，此岂得云乐应也耶？”上官均亦陈五不可行，轼议遂格。

　　司马光复奏：

　　“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旧充役，固有陪备，而得番休，今出钱比旧费特多，年年无休息。下户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钱。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应募，无顾藉，受赇，侵陷官物。又农民出钱难于出力，若遇凶年，则卖庄田、牛具、桑柘，以钱纳官。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此五害也。

　　今莫若直降敕命，尽罢天下免役钱，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身自供役，许择可任者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固有因而破产者，为此始作助役法。自后色色优假，禁止陪备，别募命官将校部押远纲，遂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备既少，当不至破家。若犹矜其力难独任，即乞如旧法，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产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庄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并随贫富以差出助役钱，自余物产，约此为准。每州桩收，候有重难役使，即以支给。

　　尚虑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许监司、守令审其可否，可则亟行，如未究尽，县许五日具措画上之州，州一月上转运司，转运司季以闻。朝廷委执政审定，随一路一州各为之敕，务要曲尽。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户习于优利，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差役复行，州县不能不有小扰，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必竞言免役钱不可罢。当此之际，愿弗以人言轻坏良法。”

　　知枢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尽者驳奏之。尚书左丞吕公著言惇专欲求胜，不顾命令大体，望选差近臣详定。右正言王觌奏：“光议初上，惇尝同奏，待既施行，方列光短，其实小人，不当置腹心地。”于是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给事中范纯仁等专切详定以闻。

　　王觌又言：“近制改募为差，用旧法人数为则，而熙宁元年以后，募数屡经裁减，则旧数不可复用，请悉准见额定差。”先是，差法既复，知开封府蔡京如敕五日内尽用开封、祥符两县旧役人数，差一千余人以足旧额。右司谏苏辙言：“开封府亟用旧额尽差，如坛子之类，近例率用剩员，今悉改差民户，故为烦扰以摇成法，乞正其罪。”

　　司马光之始议差役，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光曰：“熙宁免役法行，百禄为咸平县，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其后有司求羡余，务刻剥，乃以法为病。今第减助免钱额以宽民力可也。”光虽不从，及议州县吏因差役受赇从重法加等配流，百禄押刑房，固执不可曰：“乡民因徭为吏，今日执事而受赇，明日罢役，复以财遗人，若尽以重法绳之，将见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几为民害。”遂已之。

　　苏辙又言：

　　“差役复行，应议者有五：其一曰旧差乡户为衙前，破败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为苦者，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及许人添刬见卖坊场，遂有输纳京给者尔。向使止用官卖坊场课入以雇衙前，自可足办，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则为利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可托。然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今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可得四百二十余万贯，若立定中价，不许添刬，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余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余万缗，则是坊场之直，自可了辨衙前百费，何用更差乡户？今制尽复差役，知衙前若无陪备，故以乡户为之；至于坊场，元无明降处分，不知官自出卖耶，抑仍用以酬奖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奖，即召募部纲以何钱应用？若不与之钱，即旧名重难，乡户衙前仍前自备，为害不小。

　　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钱大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却令桩备募雇诸色役人之用。

　　其三，乞用见今在役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实冗，不可遵用。

　　其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乞仍用雇法。

　　其五，州县胥吏并量支雇钱募充，仍罢重法，亦许以坊场、坊郭钱为用；不足用，方差乡户，乡户所出雇钱，不得过官雇本数。”

　　诏送看详役法所详定，择其要者先奏以行。

　　于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惟该募者得募，余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钱即免输。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丰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耆壮依保正长法。坊场河渡钱、量添酒钱之类，名色不一，惟于法许用者支用外，并桩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如一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余，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增置。衙前最为重役，若已招募足额，上一等户有虚闲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乡差役人，在职官如敢抑令别雇承符、散从承代其役者，转运司劾奏重责。时提举常平司已罢置，凡役事改隶提刑司。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天下版籍不齐，或以税钱贯百，或以田地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虽皆别为五等，然有税赋钱一贯、占田一顷、积财千缗、受种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无等可加，遂至税缗、田顷、积财、受种十倍于此，亦不过同在一等。凭此差役，必不均平。虽无今日纳钱之劳，反有昔时偏颇陪费之害。莫若裁量新旧，著为条约：如税钱一贯为第一等，合于本等中差一役，税钱两倍于一役者并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虽税钱更多，不过三役，并听雇人。或本县户多役少，则上户之役不须并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远近而均其劳逸。假令甲充役后可闲五年，乙税钱两倍于甲，可闲三年，丙又倍于乙，可闲一年。以其田土顷亩之类为等并其余同等多少不侔者，并仿此。又成、梓两路差役，旧专以户税为差等，熙宁初，别定坊郭户营运钱以助免役。乃在税产之外，州县抑认成额，至今不减，至有停闲居业移避乡村，犹不得免。今方议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废，然须参究虚实，别行排定，以宽民力。”并送详定所。

　　苏辙又言：“雇募衙前改为招募，既非明以钱雇，必无肯就招者，势须差拨，不知岁收坊场、河渡缗钱四百二十余万，欲于何地用之？熙宁以前，诸路衙前多雇长名当役，如西川全是长名，淮南、两浙长名太半以上，余路亦不减半。今坊场官既自卖，必无愿充长名，则衙前并是乡户。虽号招募，而上户利于免役，方肯占名，与差无异。上户既免衙前重役，则凡役皆当均及以次人户，如此则下户充役，多如熙宁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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