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货志·屯田

屯田

　　前代军师所在，有地利则开屯田、营田，以省馈饷。宋太宗伐契丹，规取燕蓟，边隙一开，河朔连岁绎骚，耕织失业，州县多闲田，而缘边益增戍兵。自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顺安军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旷，岁常自此而入。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稼，可以实边廪而限戎马。端拱二年，分命左谏议大夫陈恕、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东、西路招置营田使，恕对极言非便。行数日，有诏令修完城堡，通导沟渎，而营田之议遂寝。时又命知代州张齐贤制置河东诸州营田，寻亦罢。

　　六宅使何承矩请于顺安砦西引易河筑堤为屯田。既而河朔连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积潦蓄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会沧州临津令闽人黄懋上书言：“闽地惟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五三年间，公私必大获其利。”诏承矩按视还，奏如懋言。遂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懋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江东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岁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颇众；武臣习攻战，亦耻于营葺。既种稻不成，群议愈甚，事几为罢。至是，承矩载稻穗数车，遣吏送阙下，议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度支判官陈尧叟等亦言：“汉、魏、晋、唐于陈、许、邓、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议选官大开屯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充役。给官钱市牛、置耕具，导沟渎，筑防堰。每屯十人，人给一牛，治田五十亩，虽古制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复也。亩约收三斛，岁可收十五万斛，七州之间置二十屯，可得三百万斛，因而益之，数年可使仓廪充实，省江、淮漕运。民田未辟，官为种植，公田未垦，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并如民间主客之例。傅子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且虫灾之害亦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帝览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按视经度，然不果行。

　　至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请募民耕颍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顷。部民应募者三百余户，诏令未出租税，免其徭役。然无助于功利。而汝州旧有洛南务，内园兵人种稻，雍熙二年罢，赋予民，至是复置，命京朝官专掌。募民户二百余，自备耕牛，立团长，垦地六百顷，导汝水溉灌，岁收二万三千石。襄阳县淳河，旧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蛮河，溉田七百顷；又有屯田三百余顷。知襄州耿望请于旧地兼括荒田，置营田上、中、下三务，调夫五百，筑堤堰，仍集邻州兵每务二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给之。是岁，种稻三百余顷。

　　四年，陕西转运使刘综亦言：“宜于古原州建镇戎军置屯田。今本军一岁给刍粮四十余万石、束，约费茶盐五十余万，傥更令远民输送，其费益多。请于军城四面立屯田务，开田五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耕种之；又于军城前后及北至水峡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无寇则耕，寇来则战。就命知军为屯田制置使，自择使臣充四砦监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从之。既而原、渭州亦开方田，戎人内属者皆依之得安其居。

　　是时兵费浸广，言屯、营田者，辄诏边臣经度行之。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请于靖戎军东壅鲍河，开渠入顺安、威虏二军，置水陆营田于其侧。命莫州部署石普护其役，逾年而毕。知保州赵彬复奏决鸡距泉，自州西至蒲城县，分徐河水南流注运渠，广置水陆屯田，诏驻泊都监王昭逊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五年，罢襄州营田下务。六年，耿望又请于唐州赭阳陂置务如襄州，岁种七十余顷，方城县令佐掌之，调夫耘耨。

　　景德初，从京西转运使张巽之请，诏止役务兵。二年，令缘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凡九州军皆遣官监务，置吏属。淮南、两浙旧皆有屯田，后多赋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利在蓄水以限戎马而已。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余顷，河北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

　　襄、唐二州营田既废，景德中，转运使许逖复之。初，耿望借种田人牛及调夫耨获，岁入甚广。后张巽改其法，募水户分耕，至逖又参以兵夫，久之无大利。天圣四年，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汉杰往视，汉杰言：“二州营田自复至今，襄州得谷三十三万余石，为缗钱九万余；唐州得谷六万余石，为缗钱二万余。所给吏兵俸廪、官牛杂费，襄州十三万余缗，唐州四万余缗，得不补失。”诏废以给贫民，顷收半税。

　　其后陕西用兵，诏转运司度隙地置营田以助边计，又假同州沙苑监牧地为营田，而知永兴军范雍括诸郡牛颇烦扰，未几遂罢。右正言田况言：“镇戎、原、渭，地方数百里，旧皆民田，今无复农事，可即其地大兴营田，以保捷兵不习战者分耕，五百人为一堡，三两堡置营田官一领之，播种以时，农隙则习武事。”疏奏，不用。后乃命三司户部副使夏安期等议并边置屯田，迄不能成。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顷，得谷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熙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十万斛。”知秦州李师中论：“韶指极边见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诏遣王克臣等按视，复奏与师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见韶所指何地，虽实有之，恐召人耕种，西蕃惊疑。”侍御史谢景温言：“闻沈起妄指甘谷城弓箭手地以塞韶妄。”而窦舜卿奏：“实止有闲田一顷四十三亩。”中书言：“起未尝指甘谷城地以实韶奏，而师中前在秦州与韶更相论奏，互有曲直。”韶遂以妄指闲田自著作佐郎责保平军节度推官，师中亦落待制。其后韩缜知秦州，乃言：“实有古渭砦弓箭手未请空地四千余顷。”遂复韶故官，从其所请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丰岁屯田，入不偿费。”于是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收其兵为州厢军。

　　时陕西旷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远方有输送之勤，知延州赵禼请募民耕以纾朝廷忧，诏下其事。经略安抚使郭逵言：“怀宁砦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无闲田。”禼又言之，遂括地得万五千余顷，募汉蕃兵几五千人，为八指挥，诏迁禼官，赐金帛。而熙州王韶又请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人给地一顷，蕃官二顷，大蕃官三顷。熙河多良田，七年，诏委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兴营田，许奏辟官属以集事。

　　枢密使吴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诚未易行。古者一夫百亩，又受田十亩为公田，莫若因弓箭手仿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无虑万五千顷，十分取一以为公田，大约中岁亩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石。官无屯营牛具廪给之费，借用众力而民不劳，大荒不收而官无所损，省转输，平籴价，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点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而前后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诸郡括牛，或兵民杂耕，或诸州厢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颇致烦扰。至于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惟因弓箭手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俾之自备种粮功力，岁亩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廪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利，若可以为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业，而种粮无所仰给，又责其借力于公田，虑人心易摇，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诏：“熙河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点厢军佃之，官置牛具农器，人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优劣为赏罚。弓箭手逃地并营田召佃租课，许就近于本城砦输纳，仍免折变、支移。”

　　元丰二年，改定州屯田司为水利司。及章惇筑沅州，亦为屯田务，其后遂罢之，募民租佃，役兵各还所隶。五年，诏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共为一司，隶泾原路制置司。提举熙河营田康识言：“新复土地，乞命官分画经界，选知田厢军，人给一顷耕之，余悉给弓箭手，人加一顷，有马者又加五十亩，每五十顷为一营。”“四砦堡见缺农作厢军，许于秦凤、泾原、熙河三路选募厢军及马递铺卒，愿行者人给装钱二千。”诏皆从之。

　　知太原府吕惠卿尝上《营田疏》曰：“今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真珠山’、‘七宝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则两路新砦兵费，已不尽资内地，况能尽辟之乎？前此所不敢进耕者，外无捍卫也。今于葭芦、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间，各建一砦，又其间置小堡铺相望，则延州之义合、白草与石州之吴堡、克明以南诸诚砦，千里边面皆为内地，而河外三州荒闲之地，皆可垦辟以赡军用。凡昔为夏人所侵及苏安靖弃之以为两不耕者，皆可为法耕之。于是就籴河外，而使河内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远输贵籴，以免困公之弊。财力稍丰，又通葭芦之道于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芦、米脂之法，而横山膏腴之地，皆为我有矣。”

　　七年，惠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护，而耕新疆葭芦、吴堡间膏腴地号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余顷，麟、府、丰州地七百三十顷，弓箭手与民之无力及异时两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顷。惠卿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乞推之陕西。八年，枢密院奏：“去年耕种木瓜原，凡用将兵万八千余人，马二千余匹，费钱七千余缗，谷近九千石，糗糒近五万斤，草万四千余束；又保甲守御费缗钱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强民为之；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又借转运司钱谷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入人马防拓之费，仍在年计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乞早约束。”诏谕惠卿毋蹈前失。

　　河东进筑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复城砦地土，悉募厢军配卒耕种免役。已而营田司言诸路募发厢军皆不闲田作，遂各遣还其州。

　　绍兴元年，知荆南府解潜奏辟宗纲、樊宾措置屯田，诏除宗纲充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司措置五州营田官，樊宾副之。渡江后营田盖始于此。其后荆州军食仰给，省县官之半焉。三年，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放古屯田，凡军士：相险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给费，敛复给粮，依锄田法，余并入官。凡民：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给为永业。兵民各处一方，流民归业浸众，亦置堡砦屯聚之。凡屯田事，营田司兼之；营田事，府、县兼之。廷臣因规奏推广，谓一夫授田百亩，古制也，今荒田甚多，当听百姓请射。其有阙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凡授田，五人为甲，别给蔬地五亩为庐舍场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以岁课多少为殿最。下诸镇推行之。

　　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措置建康营田，如陕西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荒田虽多，大半有主，难如陕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议，仍蠲三年租，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诏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并免。五年，诏淮南、川陕、荆襄屯田。

　　六年，都督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以一人为长，每庄给牛五具，耒耜及种副之，别给十亩为蔬圃，贷钱七十千，分五年偿。命樊宾、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迁宾司农少卿，提举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员外郎副之。官给牛、种，抚存流移，一岁中收谷三十万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监中狱李寀及王弗皆言营田之害，张浚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领之，于是诏帅臣兼领营田。

　　九月，以川陕宣抚吴玠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岁收二十五万石以助军储，赐诏奖谕焉。三十二年，督视湖北、京西军马汪澈言：“荆、湖两军屯守襄、汉，粮饷浩瀚。襄阳古有二渠，长渠溉田七千顷，木渠溉田三千顷，兵后堙废。今先筑堰开渠，募边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种粮，令河北、京西转运司措置，既省馈运，又可安集流亡。”从之。

　　隆兴元年，臣僚言州县营田之实，其说有十，曰：择官必审，募人必广，穿渠必深，乡亭必修，器用必备，田处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税必轻，赏罚必行。且欲立赏格以募人，及住广西马纲三年以市牛。会有诉襄阳屯田之扰者，上欲罢之。工部尚书张阐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无耕田之民而课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强之百姓，于是百姓舍己熟田而耕官生田，或远数百里征呼以来，或名双丁而役其强壮，老稚无养，一方骚然，罢之诚是也。然自去岁以来，置耕牛农器，修长、木二渠，费已十余万，一旦举而弃之，则荆襄之地终不可耕也。比见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不能续食，则老弱饥死，强者转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离，抑使中原之民闻之，知朝廷有以处我，率皆襁负而至矣。异时垦辟既广，取其余以输官，实为两便。”诏除见耕者依旧，余令虞允文同王珏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参赞陈俊卿言：“欲以不披带人，择官荒田，标旗立砦，多买牛犁，纵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乐从。数年之后，垦田必多，谷必贱。所在有屯，则村落无盗贼之忧；军食既足，则馈饷无转运之劳。此诚经久守淮之策。”诏从之。

　　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抚使郑刚中拨军耕种，以岁收租米对减成都路对籴米一十二万石赡军。然兵民杂处村疃，为扰百端；又数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兴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为额，等第均数召佃，放兵及保甲以护边。从之。八月，诏镇江都统司及武锋军三处屯田兵并拘收入队教阅。六年，罢和、扬州屯田。八年，复罢庐州兵屯田。

　　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驻紥副都统制郭杲言：“襄阳屯田，兴置二十余年，未能大有益于边计。非田之不良，盖人力有所未至。今边陲无事，正宜修举，为实边之计。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顷，乞降钱三万缗，收买耕牛农具，便可施功。如将来更有余力，可括荒田接续开垦。”从之。

　　绍熙元年，知和州刘炜以剩田募民充万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种。十三年，四川宣抚安丙、总领任处厚言：“绍兴十五年，诸州共垦田二千六百五十余顷，夏秋输租米一十四万一千余石，饷所屯将兵，罢民和籴，为利可谓博矣。乾道四年以后，屯兵归军教阅，而营田付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骄将豪民乘时占据，其弊不可概举。今豪强移徙，田土荒闲，正当拘种之秋，合自总领所与宣抚司措置。其逃绝之田，关内外亦多有之，为数不赀，其利不在营田之下，乞并括之。”初，玠守蜀，以军储不继，治褒城堰为屯田，民不以为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约中其数，使民自耕。民皆归业，而岁入多于屯田。

　　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万人于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员经纪其事，暇则教以骑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则取其半。十月，知大宁监邵潜言：“昔郑刚中尝于蜀之关隘杂兵民屯田，岁收粟二十余万石。是后屯田之利既废，粮运之费益增，宜诏帅臣纵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计直以偿之，则总所无转输之苦，边关有储峙之丰，战有余勇，守有余备矣。”从之。

　　嘉熙四年，令流民于边江七十里内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江；于边城三、五十里内亦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城；在砦者则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归其主，俟三年事定则各还元业。

　　咸淳三年，诏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种屯田，既困重额，又困苛取，流离之余，口体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输急于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旧欠并除之，复催者以违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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