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货志·赋税

赋税(1)

　　自唐建中初变租庸调法作年支两税，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敛，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

　　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榇，五曰絁，六曰绸，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迟速，视收成早暮而宽为之期，所以纾民力。诸州岁奏户帐，具载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两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

　　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太祖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选官分莅京畿仓瘐，及诣诸道，受民租调，有增羡者辄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弃市。

　　旧诸州收税毕，符属县追吏会钞，县吏厚敛里胥以赂州之吏，里胥复率于民，民甚苦之。建炎四年，乃下诏禁止。令诸州受租籍不得称分、毫、合、龠、铢、厘、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丝绵成两，薪蒿成束，金银成钱。绸不满半匹、绢不满一匹者，许计丈尺输直，无得三户、五户聚合成匹，送纳烦扰。民输夏税，所在遣县尉部弓手于要路巡护，后闻扰民，罢之，止令乡耆、壮丁防援。

　　诸州税籍，录事参军按视，判官振举。形势户立别籍，通判专掌督之，二税须于三限前半月毕输。岁起纳二税，前期令县各造税籍，具一县户数、夏税秋苗亩桑功及缘科物为帐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长吏厅，县籍亦用州印，给付令佐。造夏税籍以正月一日，秋税籍以四月一日，并限四十五日毕。

　　开封府等七十州夏税，旧以五月十五日起纳，七月三十日毕。河北、河东诸州气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纳，八月五日毕。颍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广南、荆湖、川峡五月一日起纳，七月十五日毕。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后又并加一月或值闰月，其田蚕亦有早晚不同，有司临时奏裁。继而以河北、河东诸州秋税多输边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多粳稻，须霜降成实，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掌纳官吏以限外欠数，差定其罚。限前毕，减选，升资。民逋租逾限，取保归办，母得禁系。中国租二十石输牛革一，准钱千。川蜀尚循旧制，牛驴死，革尽入官，乃诏蠲之，定民租二百石输牛革一，准钱千五百。

　　太平兴国二年，江西转运使言：“本路蚕桑数少，而金价颇低。今折徵，绢估少而伤民，金估多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两十千，今请估八千；绢上等旧估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余以次增损。”从之。

　　咸平三年，以刑部员外、直史馆陈靖为京畿均田使，听自择京朝官，分县据元额定税，不得增收剩数；逃户别立籍，令本府招诱归业；桑功更不均检，民户广令种植。寻闻居民弗谕朝旨，翦伐桑柘，即诏罢之。六年，罢广南西路转运使冯涟上言：“廉、横、宾、白州民虽垦田，未尝输送，已命官检括，令尽出常租。”帝曰：“远方之民，宜省徭赋。”亟命停罢。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真宗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

　　大中祥符初，连岁丰稔，边储有备，河北诸路税赋，并听于本州军输纳。二年，颁《幕职州县官招徕户口旌赏条制》。旧制，县吏能招增户口者，县即升等，乃加其奉；至有析客户为主户者，虽登于籍，而赋税无所增。四年，诏禁之。雍熙初，尝诏荆湖等路民输丁钱，未成丁、已入老并身有废疾者，免之。至是，又除两浙、福建、荆湖、广南旧输身丁钱，岁凡四十五万四百贯。九年，诏诸路支移税赋勿至两次，仍许以粟、麦、荞、菽互相折输。

　　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视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其折变及移输比壤者，则视当时所须焉。

　　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刬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圳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丁谓尝言：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宽畿县田赋，诏三等以下户毋远输。河中府、同华州请免支移，帝以问辅臣，对曰：“西鄙宿兵，非移用民赋则军食不足。”特诏量减支移。

　　福州王氏时有田千余顷，谓之“官庄”，自太平兴国中授券予民耕，岁使输赋。至是，发运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得厚利。”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幸惟庆领其事，凡售钱三十五万余缗，诏减缗钱三之一，期三年毕偿。监察御史朱谏以为伤民，不可。即而期尽，未偿者犹十二万八千余缗，诏悉蠲之。后又诏公田重复取赋者皆罢。天圣时，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税，谓之‘罚税’，他州无此比。”诏除之。自是，州县有言税之苛细无名者，蠲损甚众。

　　自唐以来，民计田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谓之“杂变”，亦谓之“沿纳”。而名品烦细，其类不一。官司岁附帐籍，并缘侵优，民以为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诏三司以类并合。于是悉除诸名品，并为一物，夏秋岁入，第分粗细二色，百姓便之。

　　州县赋入有籍，岁一置，谓之空行簿，以待岁中催科；闰年别置，谓之实行簿，以藏有司。天圣初，或言实行簿无用，而率民钱为扰，罢之。景祐元年，侍御史韩渎言：“天下赋入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亡，则耗登之数无从钩考。请复置实行簿。”诏再闰一造。至庆历中复故。

　　时患州县赋役之烦，诏诸路上其数，俾二府大臣合议蠲减。又诏曰：“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幸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输税。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见其弊，以增赋入，量数议赏。”既而谏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而欧阳修亦言：“秘书丞孙琳尝往洺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愿诏二人得任之。”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蔡、汝四州择庀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蔡州。谘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陕西、河东用兵，民赋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脚钱，民不能堪。五年，诏陕西特蠲之，且令后勿复取。既而诏河东亦然。又令诸路转运司：“支移、折变，前期半岁书于榜以谕民，有未便者听自言，主者裁之。”皇祐中，诏：“广西赋布，匹为钱二百。如闻有司擅损其价，重困远人，宜令复故。”州郡岁常先奏雨足岁丰，后虽灾害，不敢上闻，故民赋罕得蠲者，乃下诏申饬之。又损开封诸县田赋，视旧额十之三，命著于法。

　　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景祐初，尝诏户在第九等免之，后孤独户亦皆免。至是，因下赦书，责转运司裁损，岁终条上。其后赦书数以为言，又令折科为平估，毋得害农。久之，复诏曰：“如闻诸路比言折科民赋，多以所折复变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良农。虽屡戒敕，莫能奉宣诏令。自今有此，州长吏即时上闻。”然有司规聚敛，罕能承帝意焉。

　　初，湖、广、闽、浙因旧制岁敛丁身钱米，大中祥符间，诏除丁钱，而米输如故。至天圣中，始并除婺、秀二州丁钱。后庞籍请罢漳、泉、兴化军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减郴永州、桂阳监丁米，以最下数一岁为准，岁减十余万石。既而漳、泉、兴化亦第损之。嘉祐四年，复命转运司裁定郴、永、桂阳、衡、道州所输丁米及钱绢杂物，无业者驰之，有业者减半；后虽进丁，勿复增取。时广南犹或输丁钱，亦命转运司条上。自是所输无几矣。

　　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其弊如此。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塘田；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塘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沧州之民不以为便，诏输如旧。嘉祐五年，复诏均定，遣官分行诸路，而秘书丞高本在遣中，独以为不可均，才均数郡田而止。

　　景德中，赋入之数总四千九百一十六万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于民，若逃移、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每岁以灾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

　　神宗留意农赋，湖、广之民旧岁输丁米，大中祥符以后屡裁损，犹不均。熙宁四年，乃遣屯田员外郎周之纯往广东相度均之。元丰三年，诏：诸路支移折税，并具所行月日，上之中书。初，熙宁八年，诏支移二税于起纳钱半岁谕民，使民宿办，无仓卒劳费。时有司往往缓期，故申约之。州县又或今民输钱，谓之“折斛钱”，而籴贱颇用伤农。海南四州军税籍残缺，吏多增损，辄移税入他户，代输者类不能自明。琼州、昌化军丁税米，岁移输朱崖军，道远，民以为苦。至是，用体量安抚朱初平等议，根括四州军税赋旧额，存其正数；二州丁税米止令输钱于朱崖自籴以便民。

　　权发遣三司户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绝税役，江、浙所得逃户凡四十万一千三百有奇，为书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转运副使。两路凡得逃绝、诡名挟佃、簿籍不载并阙丁凡四十七万五千九百有奇，正税并积负凡九十二万二千二百贯、石、匹、两有奇。琮盖用贯石万数立赏，以诱所委之吏，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赋，人情骚然。六年，御史翟恩言：“始，赵尚宽为唐守，劝民垦田，高赋继之，流民自占者众，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税轻而民乐输，境内殆无旷土。近闻转运司辟土百亩增至二十亩，恐其势再致转徙。望戒饬使者，量加以宽民。”帝每遇水旱，辄轻驰赋租；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阁未尝绝；赋输远方不均，皆遣使按之，率以为常。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听政，务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负，多所宽减。患天下积欠名目烦多，法令不一，王岩叟为开封，请随等第立贯百为催法。兖州邹令张文仲议其不便，遂令十分为率，岁随夏秋料带纳一分，是为五年十料之法。

　　陕西转运使吕太忠令农户支移，斗输脚钱十八。御史劾之，下提刑司体量，均其轻重之等。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输道里脚价者，亦酌度分为三等，以从其便。河东助军粮草，支移毋得逾三百里。灾伤五分以上者免折变，折变皆循旧法。

　　绍圣中，尝诏郡县货物用足钱、省陌不等，折变宜用中等。俄以所在时估实值多寡不齐，难概立法，命仍旧焉。言者谓：“欲民不流，不若多积谷；欲多积谷，不若推行折纳粜籴之法。今常平虽有折纳之法，止用中价，故民不乐输。若依和籴以实价折之，则无损于民。”

　　崇宁二年，诸路岁稔，遂行增价折纳之法，支移、折变、科率、配买，皆以熙宁法从事，民以谷菽、物帛输积负零税者听之。大观二年诏：“天下租赋科拨支折，当先富后贫，自近及远。乃者漕臣失职，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为令。支移本以便边饷，内郡罕用焉。间有移用，则赁民以所费多寡自择，故或输本色于支移之地，或输脚费于所居之邑。而折变之法，以纳月初旬估中价准折，仍视岁之丰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轻重。”七月，诏曰：“比闻慢吏废期，凡输官之物，违期促限，蚕者未丝，农者未获，追胥旁午，民无所措。自今前期督输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者，论更加等。”旧凡以赦令蠲赋，虽多不过三分。四年，乃诏：天下逋赋，五年外户口不存者，悉蠲之。

　　京西旧不支移，崇宁中，将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费，则宜输。”自是岁以为常。脚费，斗为钱五十六，比元丰即当正税之数，而反覆纽折，数倍于昔。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转运司乃用是以取办理之誉，言者极论其害。政和元年，遂诏应支移而所输地里脚钱不及斗者，免之。寻诏五等户税不及斗者，支移皆免。

　　时天下户口类多不实，虽尝立法比较钩考，岁终会其数，按籍隐括脱漏，定赏罚之格，然蔡攸等计德、霸二州户口之数，率三户四口，则户版讹隐，不待校而知。乃诏诸路凡奏户口，令提刑司及提举常平司参考保奏。而终莫能拯其弊，故租税亦不得而均焉。

　　是时，内外之费浸以不给，中官杨戩主后苑作，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务掌之，号“稻田务”。复行于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渑池，北逾大河，民田有溢于初券步亩者，辄使输公田钱。政和末，又置营缮所，亦为公田。久之，后苑、营缮所公田皆并于西城所，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租税举入焉，皆内侍主其事。所括为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民输公田钱外，正税不复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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